“一大群野猪即将来袭。”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地出现野猪泛滥的情况，这些野猪践踏庄稼、毁坏农田甚至还袭击人类，而农民对此束手无策，些许的反击却又造成了法律上的争议。
为了对抗越来越多的野猪，近年来，合法的狩猎组织越来越多，据媒体统计，截至今年10月底，全国专业猎捕队伍共猎捕野猪1982头。不过，这些“职业”猎人也面临着现实问题：猎人的储备远远比不上野猪繁衍的速度，枪支的审批管理，还有车辆、猎犬的开销让狩猎队难以为继。
就在“人猪冲突”成为舆论热点的时候，12月10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修订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征求意见稿（简称三有名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野猪被“除名”了。
野猪似乎到了该被“解决”的时候了。
专业猎杀30多年前就开始了 老猎人早已摸透野猪习性
“没有狩猎队，那老百姓的谷子还得了？全都得被野猪滚掉了！”谈起野猪，老林满腔悲愤。
老林是福建省邵武市吴家塘镇护农狩猎队的队长，自1987年开始他逐渐了护农狩猎队，成为了村民们的依靠。三十多年来，农民只需要一通电话，老林就会和队员们带上枪、开上车，去解决掉那些祸害庄稼的野猪。
老林现在守护的这片田地，是曾经被一群野猪疯狂啃食过的土地。在这片土地耕种的是一对年近七旬的老夫妇，他们耕种的一百多亩田曾经被一头野猪下山吃掉了三分之一，而保险公司只给每亩赔偿400元，这让依靠种地为生的两位老人生活为艰。
田里的稻谷被野猪拱掉后，残余在杂乱田间的稻子无法用收割机收割，两位老人只能举着矿灯穿着雨衣，割稻子割到天明。
这一幕是老林曾亲眼得见，他自己也是一位农民，深知农民的辛苦和对野猪的痛恨。
为了狩猎野猪，老林和队员们也像野猪一样昼伏夜出，在月夜下逇声搜寻田间野猪的踪迹。一声枪响后，野猪再没了动静，田间迅速恢复了宁静。
对于老林这样的老猎人来说，打野猪并不算是什么难事。老林能够根据野猪留下的脚印和吃剩下的残渣来预判野猪下一次出没的时间，还能根据野猪的习性知道前半夜和后半夜来的野猪有哪些不同。
狩猎队打野猪，枪法准是最关键的，狩猎队也会训练射击和体能。在1993年国家公布猎枪管理条例之前，老林就会用自己制造的猎枪带着队员们打猎护农。论枪法老林很有自信，他说，打野猪的关键就是要一击致命，如果没有击中要害，对于猎人来说可能就会发生危险。
有一次老林带着一名队员去打野猪，老林给野猪打了一枪后，野猪已经奄奄一息，这时应该再补上一枪彻底结果了野猪的性命。当时队员提议让自己尝试一下，未想到这一枪没有补中要害，反而激发了野猪搏命的斗志，突然朝两人扑来，好在老林补上了关键一枪，救了队友的性命。
狩猎队的困境 资金人手都难以为继
老林讲述的这段惊险经历，已是曾经的往事，现在的狩猎队里老林没有了队友，基本上就只靠他一个人。
这也是目前狩猎队面临的困局之一：猎人的储备远远跟不上野猪繁衍的速度。近几年来，狩猎队的规模从十人减少到了三人，到今年只有老林一个人算是狩猎队的常驻人员，而且还是兼职。
2020年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这意味着狩猎队里合法打到的野猪不能到市场上去售卖，狩猎队也因此基本上没有了收入。其他队员很难兼顾家庭生计和狩猎，只得纷纷退出，老林本人也不得不在狩猎之余去给村里人正骨接骨，以此来作为自己的主要经济来源。
陷入经济困境的狩猎队也不仅仅老林这一支，虽然各地政府会给与狩猎队一些劳务补贴，但基本上不能满足狩猎队的需求，因为狩猎队除了人员费用之外，还要有车辆和猎犬的开销。
江西婺源的振飞狩猎队曾经多次被媒体报道，振飞狩猎队的创始人王振飞目前的情况也与老林类似，他在狩猎之余还要卖当地的土特产维持生计，队员也多是做小买卖和务农为生，狩猎捕杀野猪完全是兼职。
队员的选拔也是问题，老林今年55岁，但他这个年龄在狩猎队中算得上是“年轻人”。振飞狩猎队里的队员大多是60岁上下，“打猎是个技术活，我们队里都是感兴趣、有狩猎经验的老人。”王振飞说。
年轻人鲜少有会打猎的，以后狩猎队怎么持续下去？王振飞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他曾经向来考察的有关部门建议，可以让一些退伍军人加入到狩猎队，退伍军人有专业的战斗素质、吃苦耐劳、作风过硬，纪律性也比较强，便于管理。
除了人员之外，狩猎队的枪支问题是外界最关心的。近年来随着野猪的泛滥，一些地方也开始组建自己的狩猎队，但是枪支的批复程序非常复杂，公安部门非常谨慎，很多新成立的狩猎队一时拿不到猎枪，因此在捕杀野猪的时候还是需要请“外援”，由有持枪资质的狩猎队来打野猪，他们自己只能做配合工作。
老林说，狩猎队的枪支管理很严格，每一位队员的枪支在使用完毕后都要放回枪柜，枪柜有监控探头全程监控，公安部门几乎每天就会来检查枪支情况，避免猎枪遗失。
老林对于枪支的管理很在意，他深知猎枪是用来护农打野猪的，绝对不能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尽管猎枪没有遗失过，但老林的狩猎队还是会招惹来不少的麻烦。
有偷猎者会捕杀野生动物，他们会用兽夹等设备打野猪，被打死的野猪往往就被摊在老林和狩猎队的头上，好在狩猎队的子弹数量都有严格的管理，老林并不担心这种构陷。
出现这种“背黑锅”的问题，是因为护农狩猎队往往除了捕杀野猪之外，还肩负着帮助林业局和森林公安打击偷猎的任务。王振飞介绍，振飞狩猎队在山里打猎的时候，会关注一些非法狩猎的动向和线索，一旦了解到就要向林业部门和森林公安提供情况，配合有关部门打击非法盗猎。
猎人都说该一杀了之 野保人士提出应长期动态监测
非法盗猎和合法狩猎都是打野猪，但本质上却有着不同。狩猎队打野猪的数量是被严格控制的，甚至连被打死的野猪的性别、时间都要听从林业部门的安排。
老林说，以他们当地为例，每年十一月到二月的冬季，野猪都在山上群居，这个时候稻子还很老，没有山上的食物好吃，野猪下山的不多。到了三月至六月的春季，是野猪的繁殖期，这个时候狩猎队是不能捕杀野猪的。到了七月，野猪就会成群的下山来吃稻子，这个时候才是狩猎队可以捕杀野猪的开始。
最近几年，狩猎队接到的林业局制定的捕杀指标是每年不能超过四十头野猪，其中公猪和母猪的比例是3比5。
王振飞说，婺源这边的指标是每年400头，有一段时间降到了300头，每年打野猪的数量是根据林业部门的数据动态调整的。除了野猪之外，狩猎队也不能捕杀其他的野生动物。
对于野猪该不该打的争议，王振飞的立场很坚定，野猪糟蹋粮食，粮食是农民的血汗，也是人生存的根本，糟蹋粮食就应该杀。
老林算了一笔账：一亩田就有一千斤谷子，他一个人今年一年就保护了好几十万斤谷子，这些得够多少人吃饱的？
而作为狩猎的“对立”方，野生动物环保组织的意见则没有那么偏激，致力于保护华北豹等大型猫科动物的公益组织“猫盟”创始人宋大昭认为，野猪该不该打其实是一个科学问题。
宋大昭说，野猪其实在整个生态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野猪是很多大型肉食类动物的食物，老虎、豹子、豺、狼等肉食类动物都以野猪为食，野猪的数量也就决定了这些大型肉食类动物的生存状况。除此之外，野猪还是整个生物界构建的一个很好的传播者，很多植物的种子通过野猪的进食和活动来进行传播，所以，野猪并不是只糟蹋粮食，他们也有重要的生态作用。
“当然，生态需要平衡，如果过多了，就是生态‘过载’，这也是个问题。”宋大昭说，在他看来，野猪打与不打，主要是要衡量当地生态可容纳野猪的数量到底是多少，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少了就要保护，多了就可以打。
宋大昭举例说，他们在保护华北豹的过程中的一项工作就是帮助华北地区的农民解决人兽冲突，在人兽冲突中，并不是野猪频繁的毁坏庄稼，就证明野猪泛滥了。“野猪的活动范围很大，可能这个村今天被野猪拱了地，那个村明天被野猪塌了苗，村民们就觉得野猪多了，各个村都有野猪，大家都遭殃。但其实，就是那几头野猪在捣乱，数量上并不多，只是人们心里的错觉罢了。”所以，宋大昭认为当地的林业部门对于野猪的数量应该有一个很详细的掌握，包括到底有多少野猪，有多少公的，多少母的，多少幼崽，都应该掌握，这样就算是去捕杀野猪，也能够有针对性的去做，不会破坏到生态的平衡。
除了捕杀以外宋大昭还提到也有其他方法可以防止野猪毁坏庄稼，比如在临近山地的农田周围安装弱电网。
但对野猪数量的监测数据却并不清晰。据媒体报道，野猪种群的年龄结构、迁入率、迁出率以及种群交互等因素密切相关，变量太多。而有关部门缺乏长期检测机制，使得难以科学的设置野猪的检测路线、监测点。也就难以对野猪是否泛滥成灾进行预警干预。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专家组成员、东北林业大学教授张明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野猪泛滥的主要原因还是缺少天敌。野猪属于偶蹄目、猪科、猪属，在中国有1属1种，又分7个亚种，亚种彼此之间没有生殖隔离。野猪每次产仔6-8只，多时可达13只，而相对来说，虎、豹、豺、狼等野猪的天地种群数量越来越少。
作了十多年合法猎人的王振飞也承认，野猪多是生态不平衡造成的。像江西、安徽、福建一带，野生华南虎已经没有了，豺也消失了，从那以后野猪就越来越多。
网络上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打与不打之间，是否可以将多出生态平衡标准的野猪，迁移到有天敌的地方去，这样既保证了当地野猪的生态平衡，又让天敌有更多的食物从而帮助他们扩大繁衍。
王振飞认为这种建议并不可行，因为物种有自己熟悉的环境，到另一个环境里可能会破坏原有的环境平衡。“比如中国的物种到美国去，或者非洲的物种到我们这边来，都会造成破坏。”
宋大昭则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案，他认为就野猪的生存特点和环境来说，国内小范围的调配不太可能出现对生态的严重破坏，但前提仍然是各个地区野猪的具体数量，有些地方多了，多了多少，有些地方不算多，那再多几头合适？迁移的野猪是公是母？当地的虎豹豺狼有多少？这些还是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考量。“动物到底是保护还是捕杀，都要有科学依据才行。”
实习生 周己筠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子渊
编辑/白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