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召开。博鳌论坛走过整整20年，我们来回顾在这个著名的公共空间里的人生起伏，了解它给当地带来的巨变，和巨变中的人生百态。

 二十年前的博鳌

2001年12月，我第一次来到博鳌。导游指着一顶白色帐篷说，“你们看，今年这里举办了博鳌亚洲论坛，各国政要都来了！”

可能感觉到游客意兴阑珊，导游的语调略显底气不足。在场的游客的确不太在意：一顶帐篷有什么好看的。彼时，瑞士达沃斯论坛开始受到国内关注，每年冬天，国际政要云集滑雪胜地开神仙会，讨论的都是云端之上的政经话题。当时的中国正在与国际接轨，学着办一个“高大上”论坛，似乎是最简单的逻辑。

没想到博鳌论坛会举办了20年，如今它成为国际知名品牌，而名不见经传的博鳌小镇也成为国人心中的旅游胜地。

说起20年前，44岁的东屿村村民林典清有他的体会：“20年前的博鳌只有一条街，街上跑着母猪。”在农贸市场边上的叶姐早餐茶店，林典清与同村村民一边吃着早茶，一边讲述这20年的变迁。

20年前的博鳌海滩，只有仙人掌和椰子林，迫于生计，当地年轻人离开家乡去内陆打工。如今，沿着博鳌海滩，从南到北排列了十几家巨型豪华酒店和数十个房产项目，规模和气派不输美国拉斯维加斯，这吸引了大量外省人来到博鳌买房。与有些三四线城市的人口不断向一二线大城市流动不同，博鳌的常驻人口一直在增长。与此同时，工作机会也多了起来，曾经在广东打工多年的村民冯清波回乡找到了工作。

因为博鳌论坛，林典清的生活发生改变。为了建成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他所在的东屿岛开始整体改造，村民整体搬迁到博鳌镇，东屿村的建制还在，而以打渔和种田为生的东屿村村民都成了小镇居民，接下来靠什么为生呢？

林典清介绍，村委会在新家办起了农贸市场，起初想着是给村民创造就业机会，这些年博鳌发展起来，农贸市场效益可观，而村民们也通过自营或出租铺面赚得一笔收入。在东屿村村委会门口的公告栏上，村委会公布2020年业绩：实现工农业总产值285万元，其中农业产值5万元，工业产值80万元，第三产业产值200万元，人均收入11120元。也许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阵痛最小的案例。

找一个露脸机会

论坛期间的每个夜晚，博鳌镇主街海滨路都被各色灯光打扮得鲜艳亮丽。而博鳌论坛真正的主角则在万泉河中的东屿岛上。每年3、4月间，各国政要和中国政商学界精英数千人云集于此，忙于当下最热门话题的讨论。

论坛拥有巨大影响力，不消说领导人的明确表态，仅仅是退居二线的官员一句模棱两可的表述，都会引起巨大波澜。比如4月18日，一位财经界退休高官评论了一下比特币，当天，比特币就暴跌15%。

因此，巧妙地找一个露脸机会，是很多人参加博鳌论坛的主要目的。

2016年，一张马云和姚明的合影，被媒体称为“最萌身高差”。会场外，年过半百的马云竟然有一群“追星族”——女大学生们排队等他签名，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2016年，山水文园董事局主席李辙找到了一个话题切入点，他宣布“观光旅游时代结束，休闲旅游时代到来”。虽然当时他没有明说，但人们知道他在为自己投资的美国六旗乐园落地中国造势，而博鳌论坛无疑能给他的项目引来更多关注。谁想到4年后，受休闲旅游投资拖累，京城名盘山水文园会烂尾，投资数千万买房的富翁竟然也会被割韭菜。

在房地产界，潘石屹是最爱说也最会说的人。海南是他的发迹之地，但在博鳌，潘石屹却越来越低调。微博还火热时，我在会场问他当大V的感受，他“呵呵”两声，“这个不说了。”

语不惊人死不休。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在业余时间研究中国人口问题，他还著书《大国空巢》，警告中国将迅速进入老龄化少子化社会。2016年，易富贤在论坛上向在场的年轻人发问：“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你们应该现在就回家！” 

除了过客，也有常客，经济学家林毅夫就是其中之一。几乎每年他都来博鳌，他不仅愿意接受记者现场提问，还同意新闻中心安排专门记者会，来详细阐述他的经济主张。他的产业经济政策观点曾受到质疑，为此他反复解释“有为的政府”和产业经济政策如何适合中国。

我是来找资源的

政商学界精英高谈阔论的同时，更多人带着现实目的来到博鳌。深圳一家芯片企业的创始人瞿铭一即是。

在从海口美兰机场到博鳌的大巴上，我与他有缘坐在一排。他说，2019年他第一次来博鳌，在博鳌结识了很多政界人士，这大大助益他的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发展。因为疫情被迫中断一年，今年他再次来到博鳌，希望能够对接到更多资源。

会场上时常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带着一整盒名片，对每个人都谦卑地弓腰并双手递送名片，他们希望换取到场内所有人的名片。而除了会场，在餐厅，酒店大堂，甚至在等待穿梭巴士的空挡，都是他们的结交舞台。对于他们来说，大多数换来的名片没有用处，但广撒网的方式总能认识到一些中央或地方政府官员以及海内外投资商，这样说来，成本不高。但相比之较，瞿铭一的手段更为高明。他会在博鳌论坛发表一次演讲，受众就是他的潜在资源，一番激动人心的演讲，资源不用找，它会自己找上门来。

在博鳌论坛，我也对接到资源。2018年，在定下去巴基斯坦采访之时，我在博鳌论坛巧遇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团队。有这一面之缘，我顺利办妥了赴巴基斯坦的签证，还获得了珍贵的采访资源。当我在论坛上采访巴基斯坦大使馆“中巴经济走廊”特使扎法尔后，看到我发圈的一位学友给了我在瓜达尔港的采访资源，让我在第二年的巴基斯坦采访收获颇丰。

后来，扎法尔也对接到资源。如今，他成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政策顾问。他用流利的中文主持博鳌论坛活动，这让论坛更具国际色彩。

记者有时也抢戏

博鳌论坛从不缺记者。今年的数字是，4000多参会人员中，记者超过1200人。的确，这是中国一年一度的大事，记者怎能缺席？

记者是会场上最活跃的群体，他们的提问有时让全体嘉宾笑场，有时也让一些嘉宾下不来台。

有些嘉宾愿意主动联系记者，也有一些却躲着记者。有一位电器行业的女企业家被记者追了一路，一边笑着硬付，一边择路而逃，整个追逐过程被拍下发到网上，发布者还是能赚到流量。

博鳌论坛期间，记者的劳动强度很大，从早餐会到晚上的论坛，有时一天下来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但在新闻中心，很少听到记者对工作压力的抱怨，却时常听到记者之间进行的业务探讨。

对话是博鳌主题

如果说博鳌论坛20年的主题词，我觉得非“对话”莫属。与领导发言听众表态的大会形式不同，博鳌论坛上，嘉宾在对话，媒体在参与对话，论坛似乎对所有议题都持开放态度，一个丰满的公共空间呈现在世界面前。

与此同时，博鳌论坛也保留一些中国特色。比如会场前排是沙发大座，后排是普通椅子，更多的人连进去的资格都没有，对此人们从不抱怨，各得其所；比如设定议程时，主办方更愿意用中国式的叠词对称表达，翻译成英文后有时让人难以理解；比如每次论坛年会都要猜测是哪位领导人能出席，实际上大家都早有耳闻，这样的八卦式聊天犹如英国人说天气一般，成了最安全的话题。

对话意味着观点交锋，没有剑拔弩张，但有唇枪舌战。傅莹曾是驻菲律宾大使，当时的总统拉莫斯后来成为博鳌论坛理事长。两个人是多年老友，但在博鳌论坛，为了南海问题，他们各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公开呛言，以一些听不太懂的隐喻你来我往。又过几年，中菲关系转暖，傅莹提到秘诀，还是开诚布公的对话起到作用。

博鳌论坛每年都会举办宗教分论坛，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人士济济一堂，虽分属不同教门，却共同谈论宗教的力量，毫无违和感。

人们相信，只要“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对话就会继续进行下去。

 街访：当地人眼中的博鳌巨变

住在亚洲湾酒店，对面拉斯维加斯式的巨型酒店其外立面彩色灯饰巨幕正在反复播放着预制的动画，其中“欢迎”的字样高达10层楼。酒店希望显得阔气些，而且他们有这个资格。

博鳌的地产项目从21世纪初海南房价低谷时进入，二十年来走出了低开高走的态势。来博鳌买房的人，有3000元入手，有5000元入手，现在新楼盘每平方米超过20000元。

房价上涨引起连锁效应。冯清波说，相对于买楼，当地农民更愿意买宅基地，“20年前，一平方米宅基地350元，现在达到25000元。”除了房价，还有建安成本，当地物价也随着外来投资和移民的进入水涨船高。

资产并非都在升值。2016年，我选择了宝莲城的一家民宿。房东阿姨也来自北京。2009年，她在宝莲城买了两套房，然而入住多年以后仍然没有得到产权证，这导致她的房产无法转卖，虽然周边房价上涨，但她却无法变现。同时，沿着博鳌海滩，酒店鳞次栉比，竞争激烈。这也压缩了购买酒店式公寓项目业主的利润。比如拥有一线海景的高级酒店公寓其大床房民宿价格一晚只要160元，这还是在需求旺盛的博鳌论坛期间。如果在投资买房时知道了无法拿到房产证，而租售比又很不合理的话，估计没有人会入坑。

有些投资过于任性了。2018年我来博鳌的时候，博鳌镇中心黄金地带建成亚洲风情广场，这是中国少有的建在乡镇的步行街，餐馆、甜品店和时尚品牌专卖店入住，当时人流如织。今年再来，步行街的商业竟然全撤空了，只有几辆车孤零零停在入口处。一位村民告诉我：“人家一二线城市搞起来的步行街，我们五六线城市也要学？”

今年47岁的冯清波本人感受到资本的力量。一家大型国企投资了博鳌，他在那里找到了工作，白天上班，晚上还能出海打渔。谁知这家国企又突然从博鳌撤资，同时裁撤了当地员工，他就在被裁之列，好在打渔的工作仍能继续。

有投资失败的，但还有更多资本涌入。吃完早茶，林典清就要去东埇村，他要代表投资方与当地村民签订协议，共建生态休闲旅游新农村。他的目标是要把东埇村打造成博鳌新旅游景点。“这是我母亲娘家的村，我在这里出生。在外打拼多年，人生过半，现在最想做的是能为家乡做点事。”

与博鳌著名华侨蔡家森相似，不管前方会遇到多少挑战，百年来博鳌人仍然保持着路边吃早茶的生活方式，当地人特有的淡定从未改变。

文/《北京青年》周刊记者 杨晓

编辑/曹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