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临潼斗宝伍盟辅”的名字，可算家喻户晓。《史记》卷六十六即有传，又经《春秋五霸七雄列国志传》及《左传春秋》鼓词渲染，故事业已成熟。明人孟称舜已有《二胥记》传奇，是刻画伍子胥形象较为成功的戏曲作品。蔚为经典程式的走边，即首创于梆子声腔的《出堂邑》一出，后被广泛应用于轻装夜行或潜行疾走的情境。

自民国以降，前后连贯的皮黄折目，从《樊城·长亭》或《文昭关》始，演至“打五将”，如谭富英等，即多以《鼎盛春秋》为名串联。后期杨宝森以主人公本名作为剧名，竟获“杨失伍”之美称。马连良则为本戏，题作《楚宫恨史》；原饰伍奢，后亦扮伍子胥，并将一度将上场时“白开氅纱帽”的定式，改为穿蟒、戴帅盔。长子崇仁与弟子迟金声有分饰伍员、伍尚剧照行世，是马派艺术勇于尝试的重要历史记录。据王登山、韶华、吴增彦文章考证，“《战樊城》的结尾处却完全套用了梆子《伍员逃国》的一组身段，收效甚佳。这一舍一取，说明马先生的高明选择。”而“按老生带孝之戏，一般均为戴白绒球、穿黑马褂；马连良先生反其道而行之，新制白马褂一件，并配新黑绒球盔，中带白光，是前所未有的一大创举。”后马先生将这件马褂赠予叶盛兰先生，演出《赤壁之战·壮别》时，改为周瑜所穿，亦十分熨帖。

虽然扶风社是偶尔为之，但剧目本身广为传唱、久演不衰。相比之下，讲“小出身”的《卧牛石》，与“父子圆”的《卧虎山》，便双为遗珠，属于“冷戏中的冷戏”了。其实早在元杂剧中，即存有《伍子胥鞭伏柳盗跖》名录，系前者母题。所谓“盗跖”本不陌生，年代相仿的关汉卿名著《窦娥冤》，其中【滚绣球】一曲，便用这一典故锻造出“却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的名句。按跖（趾）本指赤脚奴隶，领导起义并啸聚山林，恨之者自然蔑称为“盗”，有意“揭短儿”；爱之者则因其居于柳下，（与柳下惠之“柳下”相同）且以展为姓，故尊为柳展雄——即柳地展姓英雄之意。不但在泰山一带，古来有“河神大王”之美称，于《鱼肠剑》一剧中也有登场：公子姬光携伍子胥回府，此人似天而降，即不假思索进帐见伍，作久别重逢之语；更与伍子胥同仇敌忾、誓共除雠。观者多不明所以，前史即在于斯——

子胥临潼赴会，途经柳展雄屯兵处，遇麾下“来皮豹”。豹不敌伍，柳亲身出战，竟彼此不愿损伤、惺惺相惜，约定次日比武以定高下。伍子胥鞭碎卧牛石，无意解脱石间受困之龙；柳展雄叹服，与土山同盟结拜，并将其所探知临潼会埋伏虚实，悉数相告，助伍氏一举成名。正是“脚踏卞庄，足踢蒯聩”；“百里奚论文拱手，秦姬辇丧胆亡魂”，约定秦楚联姻。

但也正是柳展雄的“占山为王”，为费无忌怂恿楚平王的“父纳子妻”找到了借口。以“来皮豹”巡山掠抢为由，“金顶轿改换银顶轿”。世子芈建获知真相，避害出奔；伍子胥则为太子妃母子保驾，遇卞庄举兵发难。因“一人一匹马”，马昭仪自尽，保全幼主性命，是为《武昭关》，码列“七块白”之一。按马连良先生说法，计：《小夜战》马超；《山海关》吴三桂；《汜水关》杨衮；《凤鸣关》赵云；《过巴州》严颜；《南阳关》伍云召；《武昭关》伍子胥。谭富英先生另有“五块白”之说，《武昭关》《凤鸣关》《南阳关》“三关”皆同，另二出为《百凉楼》吴祯与《截江夺斗》赵云。不同于台上换髯的“文版”，“一夜白须”乃是采取“暗场”处理，在两次上下场的间歇，幕后衔接。当代此剧，多并入旦角本戏《马昭仪》《楚宫恨》，伍子胥戏份略有删节。幸得1931年长城公司为王琴侬、张荣奎灌录的6面唱片，记录了唱腔的全豹。

后伍辛认父，弥补了伍子胥“父兄为平王所害”的“孝道有亏”。也有一字之差，题作《卧虎关》者，则后接《战郢城》，或称为史松泉所编。按《京剧汇编》第四十二集马连良捐献藏本：伍家满门抄斩之时，唯伍辛被干叔父伍通抱走，传授武艺。伍子胥携柳展雄伐楚，守将米南漥不支，求助于伍辛。伍辛尚不明因果，出阵连破二将；继与父亲大战，枪法一辙、相持不下。后伍通赶到，鸣金后道破原委，伍辛始认父，大破昭关。或以“斩子”穿插其中、以立军威，理由是曾打柳展雄一枪。而柳亦不愧称“雄”，连呼“我说不疼呐”。诙谐背后，绿林好汉的霁月光风，可见一斑。

其中伍辛放箭与伍子胥接箭的表演，与《战长沙》《珠帘寨•收威》趋同；花脸饰伍辛，又与《龙虎斗》呼延赞类似，技术技巧也同岳飞收杨再兴的《镇潭州》仿佛，故问津者不多。除马连良等须生有演出记录以外，独擅氍毹者，首推新故须生高元昇之父高博陵。其岳丈张春彦虽不常露，却有与郝（寿臣）派名净李春恒合摄的剧照传世，为此剧提供了硕果仅存的“文戏武扮相”。

日后，楚王设棋盘会诈请齐宣王，“江楼设宴遭圈套”；楚国靠将之一，也有题作伍辛者。实已跨“战国”代际，“两朝相隔只是数年别”了。而在尚维贞藏本中，伍辛先由伍子胥亲自托付齐国大夫鲍牧抚养，后被伍通接走。明传奇中伍子胥也有此举，但非于杀府逃国之初，而是夫差“反行伐齐之心”，伍子胥“来请战期”；因君王“被伯嚭所欺，忠心未遂”，以验证头悬国门，观越兵进城之逆耳忠言，更于死谏前做安家诀别。后有《赐剑》一出，乃伍子胥自刎。为红豆馆主时代所留，曾由中大出身的曲家李体扬学演。

由此可见，两位伍子实非同人。该角色原由小生应工后改娃娃生，乃出自昆曲开山第一部剧作《浣纱记》。虽于明代有“争唱梁郎雪艳词”之盛，如今非但范蠡、西施悄然无迹，连以“长刀大弓”开蒙专属的《回营打围》都罕见于舞台，每每上演的只留下一折——“丹心空报主，白首坐抛儿”的《寄子》。毕竟这又是部“兴亡之慨”重于“离合之情”的代表作，与其于全本勉强构建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自然不如这一折忠臣孝子来的直接。在“清秋路、黄叶飞”的萧瑟意境下，一老一少凄然歌舞，亦“似浮萍无蒂、浪打东西”，徒羡旅雁双双。“ 只因他义属君臣，反教人分开父子 ”的人伦纠葛，情怀强烈而悲怆弥增，蔚为古典戏剧之典范。丹心为国致重逢无期，毁身却不亡家，着意留存胤续一脉，始终不违封建伦常，这与伍子胥一直为儒家所推崇互为印证。平心而论，其内涵确属所谓“旧道德”范畴。但其行动却又属人之常情，于亲情之上归乎共通的人类情感，打动今人，便是旧剧老戏的价值。

既先遭灭门，有宗法忧患无可厚非。故国叛将，终获千秋配享；奈何“叹终身未了，志转灰颓”。既因报家恨，能伸能屈、快意恩仇而为人所敬；又因楚平王已死、鞭尸三百，愤而欲灭父母之邦而倍受争议。感情逻辑并不矛盾，支撑其行动的，竟是是已超越时代的思想意识。

文/丁嘉鹏(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编剧)

供图/江洵

编辑/弓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