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北京青年报》和北京市档案学会联手推出“抗战就在我身边”系列报道。近日，北京档案学会秘书长王兰顺特别邀请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刘岳，为我们讲述抗日期间爱国学生组成的北平“抗日杀奸团”（以下简称“抗团”）鲜为人知的锄奸事迹。刘岳在研究北平城内抗日地下斗争时，陆续发现一些有关“抗团”的零碎资料。通过查阅档案、寻访健在成员、参阅资料和实地踏勘，逐渐将“抗团”的这段历史还原。

1937年，北平、天津陷落，此时平津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随之风起云涌，青年学生纷纷组织抗日团体，挽救民族危亡，“抗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1937年冬，原天津青年救亡联合会成员商量决定组建“抗团”，该组织最早在天津成立。1938年后，天津“抗团”的部分成员升学进入北平，随后将组织发展到北平城内。

“抗团”以“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为团训，他们出没在平津的街巷和胡同，多次成功刺杀日伪汉奸，将日伪当局搞得惶惶不可终日，也震慑了卖国求荣的汉奸，其英勇事迹可歌可泣。

抗日杀奸团的事迹让人感佩。在那个阴暗时代，这群有志青年不甘屈辱，勇于斗争，不怕流血牺牲，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反击侵略者、卖国者，展示了爱国男儿的铮铮铁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顽强不屈。

吴菊痴的遇刺档案

“抗团”的杰出代表冯运修

两枪击毙吴菊痴

地点：南新华街土地祠门口

1938年，“抗团”成员宋显勇、方圻、范旭、黎大展考入燕京大学，他们建立了“抗团”燕京小组，宋显勇任小组长。“抗团”燕京小组最后发展到12人；1939年春，孙大成、李振英、周庆涑、郑统万等另外一些“抗团”成员也先后到北平上学，孙大成等骨干由此建立了北平抗日杀奸团。“抗团”燕京小组和北平“抗团”建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锄奸活动。

刘岳提到了“抗团”组织的诸多刺杀行动中最大快人心一事——刺杀北平伪《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

这次刺杀行动耗时一整天，“抗团”成员当天从早盯到晚，一路跟踪尾随目标，转移多个地点，终于在深夜成功将吴菊痴击毙。

吴菊痴最终被击毙的位置，就在南新华街土地祠，此地在1949年后改为南新华街小学，也就是现北京市西城区实验幼儿园分园位置。当时的伪《新民报》馆位于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离南新华街土地祠不远，也就是说，当晚若时机稍有耽误，吴菊痴一旦进入报馆，行动就会失败。所幸的是，“抗团”成员凭自己的机敏和果敢抓住了这次机会。

刺杀行动当天，是1940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三周年的日子，日伪当局决定在中山公园召开“庆祝皇军圣战三周年”的庆祝会，大会由吴菊痴主办。得知这个消息，“抗团”当即决定在这一天行动。

北平“抗团”主要负责人李振英安排了两个组，一组由他和冯运修组成，负责制裁吴菊痴；另一组由刘永康、叶于良组成，负责制裁汉奸陈辋子。

吴菊痴本来是京城名票，日军占领北平后，他出任汉奸报纸《新民报》编辑局局长，成为文化汉奸。《新民报》是华北沦陷区的汉奸组织“新民会”创办的报纸，直接为日本侵略者服务，以刊登颂扬日本侵华战争和报道傀儡政权的活动为主。

7月7日当天，中山公园热闹起来，吴菊痴等汉奸陆续到场，冯运修发现，活动现场军警戒备森严，根本没有掏枪的机会。等到所谓的庆祝会结束后，吴菊痴没有回报馆，而是与陈辋子前往和平门外同和轩饭庄赴宴。冯运修、李振英考虑到饭店内人多眼杂，又容易误伤，不利于下手，也不便于撤离，便决定在饭店门外蹲守。一直待到晚上9点30分左右，晚宴才结束。

吴菊痴走出饭店后坐上黄包车向北而去，返回位于石驸马大街的伪《新民报》馆。冯运修等人连忙骑车尾追，但仍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眼看前面就是南新华街土地祠，汉奸一行人距离报馆不远了。吴菊痴一旦进了报馆，这次刺杀即将泡汤。

机会来了——一支熙熙攘攘的出殡队伍从北面过来，恰好挡住吴菊痴的黄包车。出殡队伍声音嘈杂，冯运修敏锐感觉到这正是下手的好时机。于是趁乱迅速猛蹬自行车靠近吴菊痴乘坐的黄包车侧面，凭借过人的胆量、精湛的枪法，连开两枪，吴菊痴一命呜呼。

冯运修和李振英迅速蹬车，一路向北，消失在西四路口。由于担心日伪军警出动，李振英派王知勉通知刘永康、叶于良二人放弃行动，立即撤退，汉奸陈辋子意外捡了一条命。

刺杀舒壮怀 子弹穿身未毙命

地点：辟才胡同29号

如今的辟才胡同，是一条东西走向、宽约40米的街道，与繁华的西单北大街相交，一直向西延伸到太平桥大街。其实在没有扩建前，辟才胡同只是一条4米多宽的小胡同。八十多年前，“抗团”学生就是在这里成功伏击了汉奸舒壮怀。

1940年3月29日中午，北平西四牌楼西边辟才胡同29号大宅门前，伪北京市工务局局长舒壮怀乘坐专车由工务局返回公馆。

车门刚刚打开，汉奸舒壮怀刚要下车，突然响起清脆的枪声。只听一声惨叫，舒壮怀倒入车中。

这次刺杀行动由李振英、刘永康、孟庆石三名北平“抗团”成员执行。当天上午，三人骑自行车悄然来到辟才胡同旁的太常寺胡同开始等待时机。

时至中午，舒壮怀终于现身，他的汽车停在辟才胡同29号大宅门口。三人迅速骑自行车从太常寺胡同南口出击，靠近舒壮怀的汽车后，李振英果断掏枪射击，子弹由舒壮怀的右肩膀射入从后脊背穿出。只可惜，舒壮怀被送往协和医院，捡回一条命。

舒壮怀是何许人？为何“抗团”将枪口对准了他？究其历史，要从“北平市工务局”说起。1928年8月，根据国民政府公布的《特别市组织法》，北平特别市政府决定成立北平特别市工务局，它的前身是1914年成立的内务部土木工程处。

1937年12月，日伪当局成立“北京市工务局”，1938年1月，“北京市工务局”改称“北京特别市公署工务局”，而局长舒壮怀就是一个专门为日本人进行市政建设服务的汉奸。

枪响之后，刘永康、孟庆石二人负责监视司机和保镖，以免他们对靠近开枪的李振英有所伤害。不过，也许刺杀来得太突然，司机、保镖被吓傻，没有来得及作出反应之时，李振英三人便迅速由太常寺胡同向北撤退，消失在北平纵横交错的胡同中。

事后，舒壮怀被送往协和医院，仆人施永祥到内二区第五分驻所第十六段报案。接到报案后，伪警察和日本宪兵队的大小头目多人赶到辟才胡同。经过现场勘验，仅从汽车车篷左边起出铅制子弹头一个。

纽扣挡子弹 周作人侥幸捡回一条命

地点：八道湾胡同11号

八道湾胡同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地区，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东边是新街口南大街，西边是赵登禹路。这个胡同曾经非常有名，尤其是11号院，曾是鲁迅和二弟周作人的住宅。

2014年，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新街口校区）建成，八道湾胡同11号也被纳入新校址内，成为了校园的一部分。2018年10月17日，这里又以“八道湾鲁迅纪念馆”的身份，重新走进大家的视野，对外开放。

八道湾胡同11号是一处典型的四合院，在这里，鲁迅创作了《阿Q正传》等作品。1923年，周作人与鲁迅绝交，鲁迅离开八道湾胡同搬走，周作人继续住在这里。1938年那场“抗团”学生刺杀周作人的行动，就发生在这座宅子里。

刘岳介绍说：“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后，周作人并没有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离开北平南下，而是留在了北平继续担任日本人控制下的北大教授，还兼任了文学院院长、东亚文化协会会员等职务。”

1938年2月，周作人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出面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此事令全国仁人志士哗然。周作人的种种亲日行为引发了不小的舆论风波，甚至传出周作人将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职的消息。再加上他的夫人是日本人，更引发了各界爱国人士的不满。

“抗团”成员认定周作人已然决心投敌，考虑到周作人是文化界有身份的人，又是鲁迅的弟弟，如果他与汉奸沆瀣一气，造成的影响可能比军阀政客更严重，于是决定开展刺杀行动。

天津“抗团”成员李如鹏自告奋勇要参与此次刺杀行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周作人曾经是他崇拜过的作家。或许是“爱之深责之切”，这位周作人曾经的“书迷”，自从周参与了日本人为拉拢而举办的座谈会后，就对其感到极其失望。

在“抗团”燕京小组负责人宋显勇的主持下，1938年12月底，李如鹏、宋显勇、方圻从西单乘车前往八道湾胡同刺杀周作人，但由于中途遇到伪警察盘查，行动被迫取消。不过宋显勇、范旭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查清楚了周作人的住宅地形和门户情况，随后宋显勇前往天津，向“抗团”汇报准备情况。

1939年元旦，李如鹏带着助手赵尔仁一起来到北平，为了不延误时间，临时决定立即行动，由燕京小组成员范旭带路，一同前往周作人的住宅。

敲开周宅大门，三位“抗团”成员假意说明来意，自称是天津中日中学的学生，前来请求周作人批准去日本留学。在此全国抗战之际，听闻仍有人想去日本留学，周作人十分高兴前来迎接。待周作人一露面，李如鹏掏出手枪对周作人开了一枪，周作人应声倒地。令人没想到的是，子弹出膛，刚好打中了周作人胸部的扣子，纽扣一方面减缓了子弹的冲击力，一方面改变了子弹的轨迹，周作人只受轻伤，并未危及性命。

“抗团”组织遭受破坏多人牺牲

地点：西四受壁胡同

北平“抗团”在抗日锄奸过程中，付出了极大代价，许多“抗团”成员被捕，甚至牺牲，其中就包括“抗团”的杰出代表冯运修。1940年8月7日凌晨，冯运修在北平住所被日伪杀害。

冯运修在京期间居住的受壁胡同，就是今天的西四北四条，位于西城区中部，东起西四北大街，西至赵登禹路。明代称熟皮胡同、臭皮胡同，1911年谐音改为受壁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西四北四条。

冯运修是天津中日中学学生，1937年加入“抗团”，大快人心的刺杀北平伪《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行动，就是他执行的，但也因为这次行动，使北平日伪当局加紧了对“抗团”的搜捕。

1940年8月7日凌晨，日本宪兵队来到冯运修在北平受壁胡同甲12号（老门牌）的家中，迅速将其包围，在与日伪军进行激烈抵抗后，冯运修身中数弹，伤情严重。

为了获取口供，日伪警察将冯运修送到南边不远的中央医院。此时的冯运修已经不能说话了。1940年8月8日夜，冯运修牺牲在中央医院。与此同时，日本宪兵又逮捕了几十名“抗团”成员。

另外，在刺杀舒壮怀一事之后，因为新发展的团员没有经验，用隐语发电报给刘永康时极其生硬，被日伪特务书信检查时发现，致使刘永康在1940年7月20日被捕。同年七八月间，包括李振英在内的50余人也相继被捕。

日军在北平、天津同时进行针对“抗团”的大规模搜捕行动，日军华北特高课和北平宪兵队牵头，行动之前不和北平伪警方联系，避开“抗团”的情报网，直接调动伪满警察进入北平，利用已经掌握的线索对“抗团”成员进行大逮捕。“抗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40年9月24日，被捕的一部分“抗团”成员被解送到北平炮局胡同的监狱，在那里，成员们遭受了非人待遇、酷刑审讯。

刘岳透露，在抗战期间，北平“抗团”中牺牲五人，即冯运修、纪澍仁、王士敏、陈熊、王甦新；下落不明者三人，即冯智光、董振宇、李重三；被折磨致精神异常者一人，即李振英。此外，还有几十人被捕、入狱。

连续几年间，日伪军对“抗团”的抓捕和迫害一直持续：1944年，在北平建立“抗团”秘密据点的冯智光、董振宇、李重三被捕，后被送往日本当劳工，下落不明。1945年3月，北平“抗团”实施大华影院爆炸，王士敏当场牺牲。同年7月，北平“抗团”另一小组再炸影院时，因炸药失效没有成功，该小组的林建、赵敏行、邹炳哲、王甦新被捕。直到9月日本投降后，他们才被释放，其中王甦新因受刑过重，1946年病逝家中。

在今天看来，“抗团”的行动因为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缺乏对敌斗争经验，也许显得有些笨拙，在行动中也有过不少次失败，一度被敌人迫害残杀、损失惨重，但这并没有阻止爱国热血青年为国锄奸的步伐。这群英勇无畏的年轻人给北平这座被蒙上阴影的城带来了希望和力量。

如今的西四北四条（原受壁胡同）

部分资料提供/刘岳

供图/刘岳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雷若彤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