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一个秋阳明媚的周三上午，“青睐”寻访团开启了第一期大运河御河段的寻访之旅。御河属于京杭大运河—通惠河的城内河道，始建于元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曾作为大运河千里漕运的最后一段在胡同中蜿蜒，也被称为胡同里的运河。带队嘉宾是以申哥之名为文旅圈熟知的学者高申。他曾与“青睐”合作多次，“青睐”团员们都对他熟悉喜爱有加。

这一程，高申带队寻访的是御河边的东交民巷。团员们在新侨饭店南侧集合，左转便进入东交民巷。由东向西，高申边走边讲，团员们紧紧跟随。熟悉而陌生的百年建筑、丰富又跌宕的故人故事，都在这秋阳中分外地吸引着听讲的人们。

《红星照耀中国》的胶卷是在这里洗印出来的

高申说，东交民巷东段的大部分区域，都曾是德国人地界。其中，与昔日著名建筑德华银行遗址面对面的二层小楼，便是享誉摄影界与新闻界的阿东照相馆所在地。

将近90年前，有一本名叫《红星照耀中国》的图书曾经风靡西方世界。这本书被引入中国后，由于担心国民党当局禁止发行，改名为《西行漫记》。书中刊登了大量来自根据地的珍贵照片，其中一张“毛泽东在陕北”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新闻工作者埃德加·斯诺。而这些珍贵照片的洗印场所，就是阿东照相馆。

阿东照相馆的创办者是德国人哈同夫妇。当初起个具有中国南方特色的名字，或许是音译，也可能是为了向华人顾客表示友好。哈同夫妇秉承了德国人的严谨态度，冲洗出来的照片专业水平很高，许多在京的外国摄影师都是他们的常客。

随着照相馆的名气越来越大，哈同夫妇有些照顾不来。1933年，他们在《德国摄影学刊》上刊登了一条招聘广告，广告写明：应聘者必须是兹瓦本人（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前公爵领地），能讲英语、法语，而且指定要女摄影师。在寥寥无几的应聘者中，出现了赫达·哈默的名字。当时赫达·哈默刚从慕尼黑国立摄影学院毕业，她敏锐地感到，这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工作。于是她告别家人，远赴北平。据说，临行前，家人送给她两件物品：一把防身用的手枪和一把雨伞。然而，这两件东西都被哈默扔进了海里。

哈默曾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她右腿略短。她穿特制皮鞋校正，仍稍有跛行。但这种小障碍并不影响赫达·哈默在阿东照相馆的五年经理任期。

阿东照相馆的工作很忙，一周工作六天，每天从早晨7时至晚上6时，哈默除了完成分内工作，还会把大量时间放在自己“拍摄北平”的兴趣上。她骑上英国产的自行车，到处拍摄北平的风土人情。由于中文欠佳，哈默便用微笑替代言语。她以女性视角拍摄了大量北平风物，所关注的大多是一扇窗棂、一座古塔、一段城墙。有时她还会利用火车等交通工具，跑到京郊的西山，甚至京外的山东、河北等地采风。

有一天，埃德加·斯诺来到阿东照相馆。此时他刚结束在陕北为期四个月的采访，带着30多枚胶卷返回北平。1936年的北平，处于国民党、宋哲元、日本的三方势力角逐中，无论哪一方，都对陕北革命政权存在着深深的敌意，所以，在北平冲洗这些照片要冒很大风险。当斯诺把胶卷拿给阿东照相馆时，赫达·哈默接下了这份工作，那张头戴八角帽的毛泽东形象，多年后被选入中学历史课本，成为人们对延安时代最深刻的记忆。

1938年，赫达·哈默离开阿东照相馆。又过了两年，她嫁给了《泰晤士报》驻京记者乔治·莫理循之子。赫达·哈默随夫姓，改名为赫达·莫理循，人称“小莫”。1991年，小莫在澳大利亚去世。根据遗嘱，她在中国拍摄的一万多张胶片与6000幅照片，全部捐赠给了哈佛燕京图书馆。

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对联，出自这座使馆的前身

接着向前走，出现了小巧精美的圣米厄尔教堂。高申说，它曾经是比利时公使馆，庚子国变前，则是晚清内阁大学士、帝师徐桐的宅院，这个时期这所建筑里的故事更精彩。

高申说，当年徐桐走科举之路，一步步成为帝师，之后又担任了一系列要职。当时的中国，既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中出现的一批求新求变者，也有一大批如徐桐一样的顽固守旧者，他们主张纯之又纯的中体中用，嫉恶西学。至戊戌政变后，徐桐一派更是不择手段地攻击新党，以取得慈禧太后的信任。

关于徐桐的笑话，民间流传得挺多。比如，作为帝师的他，终日不离手的居然是文人学士们不屑一顾的《太上感应篇》。他的“先进”事例满朝皆知，连慈禧太后都看不下去了，几次想撤掉徐桐的帝师资格，无奈他太过年迈，没下得去手。

1900年，徐桐支持慈禧太后所宠爱的溥儁为大阿哥(皇储)，进而谋划废掉光绪帝。如果溥儁继位，徐桐至少是两代帝师。于是，徐桐义无反顾地支持拥立溥儁的一切活动。洋人反对易储，徐桐便痛恨洋人。朝中洋务派反对易储，徐桐也痛恨洋务派。待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徐桐主张借助义和团排外，支持慈禧太后对外宣战。

待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本着“君辱臣死”的大义，徐桐命自家老仆在大厅正梁上结了两个绳套，同时唤来官拜刑部左侍郎的三儿子徐承煜，要他与自己一同殉国。后徐桐上吊殉国，徐承煜则脱下官衣跑了。可他慌不择路，一出巷口，便落到了日本人手里。《辛丑条约》签订后，关押在牢里的徐承煜和他父亲的弟子启秀一道，被朝廷斩于菜市口。

说到此高申补充说，关于徐桐之死，在民间传说中还有一个版本，说是徐承煜预见会有杀身之祸，便婉劝徐桐早做了断，自己也以身相陪。此时，家中妇孺都已投身于水井，井里人满。于是，父子俩便在房梁上打了两个绳套，徐承煜诳骗老父先行投缳。

徐桐眼里见不得洋人，但偏偏住在东交民巷东段路南。这处宅院，北侧与意大利公使馆的老馆隔街而望，西侧不远处与德国公使馆、西北侧与法国公使馆为邻，于是，徐桐在自家门口贴了一副楹联，这可能是近代历史上最出名的楹联之一，上联是望洋兴叹，下联是与鬼为邻。

徐桐父子死了，他家的宅院被八国联军占据，于是，这里的新主人就成了洋人，便是未派军队、却参与了签订《辛丑条约》的比利时人。

高申说，之前的比利时公使馆同治四年（1865）初设在崇文门内大街路东、东单牌楼北侧。庚子国变时，因为担心遭炮火攻击，使馆工作人员不得不弃馆出逃。他们跑到东江米巷的其他使馆内，随后，这所比利时公使馆便被彻底焚毁了。《辛丑条约》签订后，比利时使馆趁机占据了徐桐故宅，随后又将东界扩充至德国兵营，南至南城墙根，北界则在东交民巷路南。

法国邮政局旧址，也曾叫做北京饭店

位于东交民巷中段的法国邮政局旧址如今也是网红打卡地。高申说，这座优美的建筑，最初是以北京饭店之名出现的。

北京饭店怎么会建在一条看起来并不繁华的街巷深处？高申说，其实对于一百多年前的洋人而言，这所名为HOTOL DE PEKIN的饭店虽不临大道，但它的邻居都很有消费能力。

那时，饭店的经营者是一位来自瑞士名叫沙蒙的人。庚子国变时，北京饭店成为洋人与义和团、清军部队作战的东线重点防御地段。从当时的一些老照片来看，北京饭店一带筑起了街垒等防御工事，但这些并没有挡住义和团与清军的攻势。由于战斗激烈，最终导致北京饭店几乎报废。

待《辛丑条约》签订，各国列强在东交民巷获得独立邮政权，由于废弃的北京饭店建筑紧邻法国公使馆，便被改造成了法国客邮局。所谓“客邮”，是指19世纪后期英、美、法、德、俄、日等国家强行在中国开办的邮政机构。为了说起来好听，于是把这些邮政机构称作客邮。

高申说，最早的客邮，是英国于1842年4月开办的香港英国邮局。根据《南京条约》及附件的规定，英国人可以在五处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开办客邮发售邮票。此后，法、美、日、德、俄等国以利益均沾为名，先后于1861年、1867年、1876年、1886年、1897年在上海设立了自己的邮局。

客邮的泛滥既侵犯了中国主权，也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利益，长此以往，必然会引起中国政府与民众的不满。1919年“五四运动”所争取的国权之一，便是要求撤销外国在华客邮。1921年，北洋政权的外交部正式照会美、英、法、日四国，要求撤销在华客邮。最终，在1922年2月召开的太平洋会议上，通过了撤销外国在华客邮的议案，限期于1923年1月1日前撤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法国邮政局结束了在华的生意。

京城最早出售发电机的地方 后来成为一家著名的服装品牌店

从法国邮政局旧址一路往西，走到东交民巷饭店时，街对面就是京城制衣名店红都。在东交民巷，它的年岁最大，至少125岁了。

有的朋友讲，红都制衣是北京百姓身边的老品牌。高申说，这话说的对也不对，说是老品牌不假，但它之所以会出现，是有着特殊原因的。

1956年，为了解决国家领导人、驻京使团和出国人员的制装问题，在周总理的特别关照下，波纬、蓝天、造寸等20家上海知名服装店迁到北京，几经重组，最后成立了北京市友联时装厂。上世纪60年代，友联改名为红都。

正因为红都所服务的对象是以从事外交活动的人员为主，所以直到1983年，红都制衣都不对外营业。1984年，红都服装店成品部正式对社会开放，开始面向市场。

红都的历史，与新中国外交密切相关，而这个地方原来的主人，是一家名叫祁罗弗的洋行。祁罗弗的名字，让人感到十分陌生，高申随即勾连起一个大家多少知道的名字：电影《定军山》。他说，《定军山》是我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它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而拍摄这部影片所使用的机器设备，是从祁罗弗洋行购买的。

这家洋行由丹麦商人彼得?基鲁尓夫于1874年开设的。作为北京第一家西方贸易公司，祁罗弗洋行以专售舶来品闻名京城。1893年，基鲁尓夫将公司转卖给德国人，后称德商祁罗弗洋行。

高申说，祁罗弗洋行对北京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京城最早的发电设备也是从祁罗弗洋行购进的，这件事，得从慈禧太后准备还政光绪帝说起。

光绪十四年（1888），慈禧太后放出风来，打算在光绪帝大婚之后便退居西苑颐养天年。此时，工部奉旨为太后修葺西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花费白银六千两，从祁罗弗洋行购进发电设备与电灯，并作为贡品献给慈禧太后。这一年4月，西苑电灯公所成立，安装了4台蒸汽直流发电机组，为慈禧太后所居住的仪銮殿供电。根据盛昱的奏折以及翁同龢的日记所载：安装在慈禧太后寝室内的电灯是京城亮起的第一盏电灯。

时隔不久，光绪十六年（1890），清政府又耗费白银1.22万两，从德国购进了一台蒸汽机带动的发电机组，次年被安装在颐和园宫门外东南角的耶律楚材祠南侧，从而建立了颐和园电灯公所。

东方的皇宫苑囿里亮起了电灯，引起西方电气公司的普遍关注。从中看到商机的德国西门子贸易公司率先在东交民巷建起了第一家商用电气灯公司，开始向附近的领事馆、银行和洋行提供照明电力。几年后，照明的范围扩大到东长安街、崇文门大街、东单等处。

高申说，当然，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到了庚子国变，西苑、颐和园电灯公所的两套发电机组及电灯设备均被毁坏，而位于东交民巷的祁罗弗洋行也被破坏殆尽。等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前门外大栅栏的大观楼里放映《定军山》的时候，祁罗弗洋行才渐渐恢复了元气。而此时，紫禁城内的宁寿宫也准备安装电灯了。

正义路绿化带上 寻找河流的印迹

从东交民巷一路走过来，昔日的御河河道何在？原来就在行程的结束处——正义路的中心绿化带。

绿化带看起来像街心公园，只是格外宽裕，以致两侧的车道都显得狭窄拥挤。高申却说，其实，这条绿化带有多宽，就预示着下面的河道有多宽，如今在河道中，依然流淌着御河之水。

高申告诉大家，有学者认为，玉河的水源出自西郊的玉泉山，或北郊的白浮泉。因玉泉山等处的水洁净无沙，在百姓中留有良好的印象，人们就将这条穿过北京城内的河流称为玉河，又因玉河的河水流经明代的皇城附近，人们将这一段河道也称作御河。实际上，玉河与御河是同一条河的不同河段，姑且称之为“御河”。

高申解释，元代的御河起点是积水潭。自元代积水潭，过万宁桥，再一路朝东南流淌，出元大都的南水门（今东长安街以南）后，进入正义路一线。此时，河水并未一路南下，而是向东流经今台基厂二条一带，再过文明门外关厢（今崇文门内大街），沿船板胡同至东南角楼（今古观象台）内侧的泡子河，经金口河故道，直入通州。至明永乐十八年（1420），由于北京城的南城垣被向南推移近二里（移至前三门大街一线），御河南出水口也就跟着南移了。

内城南移后，漕运船只便不再通往积水潭。到宣德七年（1432），由于宣德帝嫌御河畔过于喧闹，便下旨将东皇城城垣往东移动，从而把御河圈入皇城之内。民众用不了御河的水，声响自然也就没了。而此时的御河，在南出皇城以后，也没有必要再经台基厂二条向东南流淌，它被一条新开辟的河道径直南引，纵穿如今的正义路，从正阳门东水关（前三门大街与正义路的交汇点）一路流入南濠（内城南护城河）。

又过了六年，明朝政府修复通惠河，新建大通桥。通惠河的起点也改在东便门外的大通桥。此时的御河，已经完全不具有漕运功能，只是京城中的一条排水主干渠。此后，在东交民巷地区先后出现了两座御河桥，若加上位于东长安街的北御河桥，这片区域自北向南总共三座桥。到上世纪前半叶，随着御河河道改造工作的推进，三座御河桥相继消失。

民国十五年（1926），在北洋政府的市政改造过程中，御河河道被分段改作暗渠。按照史料记载，当时的城市设计者将西方现代城市建设理念大胆引入御河河道改造项目中，封盖的河床最终被改造为城市街心公园，由此，古老的北京城内出现了第一个对公众免费开放的街心花园，这也是北京城市建设的一个成功范例。

在明沟改暗渠的过程中，东西两侧的河沿被修成道路。高申说，其实早在道路升级的20多年前，由于河沿西岸临近英国使馆，所以被洋人称作英国街，而河沿东岸挨着日本使馆，便被称为明治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英国路被改为正义路，明治路则被更名为兴国路。1949年后，这两条路被统一命名为正义路。

高申为大家展示上世纪初所拍的御河老照片。那时的御河水脉与运河相连，莹莹碧波。如今河道加盖盖板，宽敞整洁，两侧绿树环绕，早已成为人们漫步休闲的场所。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