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计《越女剑》这个短篇，金庸先生构建的武侠世界是从北宋开始的。《天龙八部》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北宋武学体系与江湖体系。不妨说，宋朝正是江湖纪年的开端。

当然，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实“侠”是从宋代开始走向式微的，我们都知道，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从最低层的贵族——士中分离出一个游士与游侠阶层，这些游侠以武犯禁，轻生死而重信义，一诺重金，士为知己死。

及至秦汉，游侠之风仍然盛行。汉时长安多游侠，《汉书·尹赏列传》提到长安城内一群受人钱财替人刺杀官吏的游侠：“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司马迁著《史记》，专门辟出“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

隋唐之时，游侠仍然是诗人歌咏的对象，李白即写过《侠客行》：“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一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一首《侠客行》还被金庸演绎成“侠客岛”上的绝世武功秘笈。

入宋之后，尚武之风稍息。汪藻《浮溪集》说，“迨宋兴百年，无不安土乐生。于是豪杰始相与出耕，而各长雄其地，以力田课僮仆，以诗书训子弟。”游侠自此归于沉寂。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说“宋朝是江湖纪年的开端”呢？这是因为，“侠”的群体尽管从宋代开始式微，但与此同时，一个生机勃勃的江湖社会，却在宋代拉开了序幕。

虽说汉唐之时尚有游侠遗风，但汉唐政府实行的社会制度，却严重抑制了江湖社会的形成。以前我们说过，江湖的最大特点便是流动性，即允许人口的自由流动，否则，你怎么“走江湖”？而从秦汉至隋唐，却有一项旨在限制流动性、禁止人口自由流动的社会制度一以贯之。什么制度呢？“过所”制度。

“过所”就是人民外出的通行证。换言之，如果你生活在汉唐时期，政府是不准许你私自出远门的，你想出趟远门，必须先向户籍所在地的官方申请一张“过所”，然后带着这张“过所”才可以启程。后来明王朝继承了这一制度，只不过将“过所”换成“路引”。

申请“过所”的程序是相当麻烦的。以唐朝为例，首先，申请人要请好担保人，向户籍所在地的里正交待清楚出门缘由、往返时限、离家之日本户赋役由谁代承；然后，由里正向县政府呈牒申报；县政府接到申请后，核实，签字，再向州政府请给；州政府又逐项审核，勘验无误，才发给“过所”。

“过所”通常一式两份，一份给申请人，一份存档备案。“过所”上面，会注明持有人的姓名、身份、年龄、所携带随员的身份与人数、所携带财物数目、往返的地点，等等。唐朝政府会在各个关卡勘验“过所”，没有携带“过所”出关的人，抓起来治罪，处一年徒刑，并没收财产。

在这一制度下，根本是不可能产生战国时代的那种游侠的。所以汉代的游侠，慢慢的不再远游，而是与地方势力结合，演化成坐地的“豪侠”。唐朝的游侠，也无非是长安城内一些不良少年在街头斗鸡走狗、纵马驰骋、引人注目而已。

“过所”之制，在晚唐时开始荒废，到了宋代，宋人已经不知道“过所”为何物了，南宋洪迈《容斋四笔》说：“‘过所’二字，读者多不晓，盖若今时公凭、引据之类。”可知这个时候，“过所”退出宋人的生活应该有很多年了。而宋代之后的明元时期，官府又恢复了通行证制度，只不过通行证的名字从“过所”换成了“路引”（后文详说）。

不过，宋朝也有类似于“通行证”的东西，一般叫做“公凭”或“引据”。但宋朝“公凭”与汉唐“过所”还是有区别：一、“公凭”的申请手续没有“过所”那么繁琐；二、只是在出入军事要塞的关禁时，才需要验看“公凭”，一般情况下，走州过县是不用通行证的。也就是说，宋朝社会具有比汉唐社会更大的人口流动自由，这是江湖社会得以形成的首要条件。允许人口自由流动，人民才得以摆脱户籍与土地的束缚，闯荡江湖去也。

事实上，跟汉唐时期与朱元璋时代相比，宋朝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流动性非常活跃。宋人自己说：“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刑考》）这里的“近世”，当然是指宋代。

正如宋人不识“过所”为何物一样，生活在宋朝的人也不知道“街鼓”是怎么一回事儿，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说：“京都街鼓今尚废，后生读唐诗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那么街鼓又是什么东西呢？它可不仅仅是一面可以敲响的鼓而已，而是代表了两项盛行于唐朝的城市管理制度：坊市制度与夜禁制度。

所谓坊市制度，是说北魏—隋唐时期，官府将城市划分为两大功能区：生活区叫做“坊”，商业区叫做“市”。“坊”内原则上是不准开设店铺做生意的，你想买卖交易，必须到政府指定的“市”，并且在政府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交易。“坊”和“市”都有围墙，入夜之后，街鼓敲响，宣布夜禁，坊门与市门关闭、上锁。《新唐书·百官志》载，“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乙夜（二更时分），街使以骑卒循行叫呼，武官暗探；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

唐朝的夜禁时间是从“日暮”、击鼓八百下之后开始（即一入夜就开始禁行人），至次日“五更二点”、击鼓三千下结束，换算成现在的时间单位，大约从晚上7点至第二天早晨4点为夜禁时段。夜禁时间大约为9个小时。在夜禁的时间内，人们只准呆在各个“坊”内，不可以偷越坊墙，走上大街晃荡。你夜里在大街晃荡的话，会被巡夜的兵丁抓起来打屁股，“诸犯夜者，笞二十”。

可以说，街鼓就是中世纪城市制度的象征。从晚唐开始，坊市制逐渐瓦解，有些坊墙倒塌了也不见官方来重修，有些坊内开起了店铺、酒楼。入宋之后，坊墙更是不知什么时候被全部推倒，坊市制完全解体，人们沿河设市，临街开铺，到处都是繁华而杂乱的商业街。在潮水一般的世俗生活力量的推动下，“夜禁”也被突破了，出现了繁华的夜市，我们去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不管是北宋东京城，还是南宋临安府，“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通宵买卖，交晓不绝。缘金吾不禁，公私营干，夜食于此故也”。“金吾”，即掌管宵禁的官员；“金吾不禁”，就是宵禁取消了的意思。树立在宋朝城市的街鼓，于是慢慢成了一个没有实际功能的摆设，再没有人去敲响它。一位生活在宋神宗时代的宋朝人说，“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见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二纪为二十四年，由此可推算出，至迟宋仁宗年间，开封的街鼓制度已被官方彻底废除了。

因此，海外汉学家称宋代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一种更富有商业气息与市民气味的城市生活方式，从此兴起。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才是适合江湖人生存的社会环境。如果说，旨在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过所”制度的消亡，为江湖带来了活跃的流动性；那么，“街鼓”所象征的坊市制度与夜禁制度的瓦解，则为江湖的夜行人创造了生存的时空。江湖人都是夜行动物，他们的夜晚比白天更重要，不管是“月黑风亮杀人夜”，还是“夜深灯火上樊楼”，江湖中的事情往往都适合发生在夜晚。

我们想象一下：假设盛唐之时，有一位任侠的少年，想出远门当游侠、闯荡江湖，不想刚经过某州的关禁，就遇到官府检查“过所”，游侠的人哪里有什么“过所”，所以立即被抓起来，“徒一年”。哪还闯荡个啥的江湖？就算躲过了关卡的盘查，入夜之后，你要找个酒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却发现整个城市的酒店都歇业了，根本没什么夜市，“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你只能呆在客栈里，洗洗睡。你如果想溜到大街上逛逛，很可能就会被巡夜的兵丁捉住，说你“犯夜”，痛打二十大板。

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心思再“闯荡江湖”呢？不如回家好好种田吧。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