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雨过后，天空清新而深邃。宽敞明亮的报告厅，座无虚席，来自文学界、高校等领域的青年作家、学者，以及文学爱好者从京城各个方向赶来，参加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担任主讲的“艺苑沙龙”活动。“如何平衡文学的社会性和审美性？”“如何运用文学解决当今面对的新题目？”“如何在碎片化时代坚守文学创作的本心？”在现场，提问的年轻人大都神情激动，语气中难掩兴奋，令人印象深刻。

7月30日，在北京市文联艺术工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与担任学术主持的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辽宁省作协副主席贺绍俊，进行了一场“创造百年中国文学历史叙述的新范型——《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对谈，借这次丛书再版的机会，三位学者现场解读这样一部文学史经典著作，令读者直呼精彩，觉得特别有意义。德高望重的谢冕先生分享了丛书的创作理念和背后思考，强调了文学在反映历史苦难和社会变迁中的责任，并从他几十年的教育经历谈起，对当前文学的书写和未来发展提出了思考。

知识分子生活在一个时代，应该有一种使命感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丛书共12卷，由谢冕、孟繁华主编，1998年首次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2017年、2023年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两次再版发行，在国内外文学界产生极大反响。参加写作的包括谢冕、钱理群、洪子诚、孟繁华、程文超、旷新年、张志忠等中国现当代文学重要学者，力图通过12个代表性年份把百年中国文学呈现出来。贺绍俊回忆说，“20多年前，突然看见这样一套文学史著作横空出世，当时大家都很惊奇，讨论得非常热烈，因为这种新的文学史的观念对大家产生了很大冲击。”

该书系的第一本是《1898：百年忧患》，这也给整套书定了主题和基调：百年文学实际上是百年忧患。对于确立这一主题的初衷，谢冕先生表示，知识分子生活在一个时代，应该对这个时代负责，应该有一种使命感。“我5岁的时候卢沟桥枪声响了，不断地换小学、躲避空袭、寻求安全、继续学业。文学有它沉重的负载，我们既然有过这样的忧患，就有责任把它书写下来。要是经历了苦难，不把它写出来，有愧于后人。”

为什么选择一百年？谢冕先生说正是因为这个一百年太重要了，其中经历了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我们应该通过我们的写作把一百多年来两个世纪之交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学人的感受呈现出来，为时代立下我们的一种看法。”

关于写作这部书的缘起，谢先生还表示，他在北大从事教育多年，做学问以后应该思考怎么样教育培养下一代学者，他认为比起讲授理论，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进入学科的方法，他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放入学生的必读书单，重视的就是黄仁宇研究明史的方法：“《万历15年》这个书对我影响很大，黄仁宇先生讲明代历史的方法对我太有启发了。我很早提供给我的学生书单，就是让他们掌握学习方法：在这一年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把它写成历史，而且通过这个历史，看到整个明代历史，甚至看到整个中国封建历史。”

“手风琴式”的写作，书写百年历史

贺绍俊认为，丛书选了12个有代表性的年份把前后勾连起来，是一种很有创意的写法，称其为“手风琴式”的写作，伸缩自如，延展有序。那么，12位写作者是如何做到既能在统一主题之下展现个性，同时又挖掘细节后面的历史，勾连起文学文本和时代进程的？亲历过书系组织、主编的过程，孟繁华记忆犹新的是，谢先生鼓励大家按照自己的风格来写，每一个作者都发挥自己的长处，自由书写。“比如谢先生的《1898：百年忧患》从颐和园的石舫写起，大清帝国在那个时代把军费造成开不动的船，帝国要走向灭亡不是显而易见的吗？钱理群先生的《1948：天地玄黄》从冯至的日记写起，通过细节来表达历史。我写《1978年：激情岁月》时，看到一个报道说，当时的上海外滩，一米长的距离里面大概有两三对青年在谈恋爱。通过挤满了谈恋爱的年轻人这个具体的细节，表达一个时代的改变。这就是每一个作者通过自己对历史的观察，去书写百年历史。大家是用大文学的观念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统一的对象来考虑，写的是20世纪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个轮廓。”

谢冕先生也表示，书系的写作是开放式的、自由的，作者自己选题目、选事件，主编不说话，大家都在兢兢业业地写。“12本书的写作就是作者对某一年代、某一时段想法的鲜活表达，12本书写了100多年中国文学走过的历程。”

12个年头、12本书是如何确定的？孟繁华深情回忆了谢冕先生组织的“批评家周末”，他讲述说他1989年到北大做谢先生的访问学者，十月份，谢先生的学术沙龙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一个月做两次学术活动，现当代文学的博士生、硕士生、访问学者以及在京的一些重要批评家都来参加，“大家抓把椅子就坐在那开始谈，后来统计过，大概有140多人，成为北大重要的学术风景。”

孟繁华表示，丛书的写作当时还有一个时代背景：1985年前后文学评论杂志连续发表了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以及在上海的陈思和等批评家的文论，希望能够用一个20世纪的整体观念把中国文学统一起来。后来，谢先生提出了“百年中国文学”，希望能把20世纪的文学打通。

为此，谢先生有意识地在“批评家周末”组织老师和同学做与百年文学有关的报告，“从1989年到1995年，准备了7年以后，在北大召开了关于百年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学术研讨会。按照《万历十五年》这样一些著作的启发，谢先生做了整体部署，确定了12个年头、12本书的框架。会上我提出希望这套书能够填补空白、重估主流、纠正通说、发现边缘，得到大家的支持。” 孟繁华说，“‘批评家周末’首先培育了学者应有的精神和气象，它以潜隐的形式塑造了它的参与者。当时那个会没有开多长时间，大家的思想非常一致，然后就各自去行动了。这次写作对我的学术生涯留下了永难忘却的记忆。谢先生他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学术领袖，一个是能够提出这种整体的看法；另外在具体实施过程当中，他那种学术的决心，那种坚定性，在今天看来都格外动人。”

让人们记住，是有分量的文学艺术

从文学本身来说，今天的人们是不是还要有忧患意识？谢冕先生直言：“我想说做学问的人，他绝对不是为了个人。苦难让我们失去了很多，但是苦难又是我们的财富。中国近代以来危亡时势造出的中国文学，我们的前人就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寻找文学的药方，用一个个生动的形象唤醒民众、救国救民、图强振兴。对于今天的文学来说，文学的艺术形象和文学的想象力太重要了，要是文学没有艺术性，没有想象力，我们出不了好的作品。”

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谢冕先生认为，一个好的文学家应该站在时代的潮头，关心周围，关心自己以外的人们的苦难和快乐，应该给作品增加一些分量，有一种承担。好的作品最需要的是分量、是境界、是胸怀。他举例说，“我记住蔡其矫的诗《祈求》，记住路翎先生的《盼望》，这样的诗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让我们心动。我记住《原野》，记住《爱是不能忘记的》，我记住阿Q、狂人、蘩漪……文学也好，诗歌也好，让人们记住太要紧了，这就是有分量的艺术。”

此外，孟繁华谈到这套丛书之外带来的启示，他坦言这套书出来之后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有一百多篇评论出来，非常让人鼓舞。“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对百年文学历史的熟悉，我们也不可能发现新时期以来哪些作品值得我们记住，一百年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有了这个经验之后我们才能够知道应该肯定哪些作品、拒绝哪些作品。每一个作家都有义务来回答时代提出的命题，但是，我们不能只有主题没有文学，而塑造典型人物是为了推动我们的文学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在对谈现场，92岁的谢冕先生精神矍铄，声音洪亮，记忆力惊人。在与读者互动环节，他分享自己的人生哲学是“坚持”，他坦言，“这部书第一版封面设计是黯淡的海面，远处有微光，几只海鸥在飞翔。我就是学那个海鸥，在狂风巨浪当中飞翔，总有风浪过去的时候。有人说谢老师经历了那么多他为什么不说，我说我不会说，个人的一点点遭遇我真的没有勇气来宣扬。我写诗，不是为了发表，是寄托自己的内心。包括前年我摔倒了也是一样，做手术换了骨头，我说我不要躺着，我甚至也不用拐棍，我自己锻炼、自己走。后来那次开会，大家都很关心，结果我自己走进会场了，我很高兴地拥抱每一个人。说这些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匆匆忙忙，我们力求健康地活着，但健康要有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快乐过好每一天。”谢先生的话音未落，现场响起掌声。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