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戴着毛主席像章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摆拍”。背后门上让我画得乱七八糟。

◎焦尚意（退休媒体人）

小学入校后，先学汉语拼音；然后从“大、小、多、少”开始，学习生字；再后来是简单的课文，如：“滴答、滴答，下雨啦！种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小朋友说：‘下吧，下吧，我要种瓜。’”

由于学龄前邻居任大妈给我搞的“学前教育”特扎实，所以我一旦适应了“小学生”的角色，作业得五分、考试考“双百”，都是家常便饭；老师家访也净是夸奖。那时老师的家访，就和现在的老师根本没有“家访”概念一样，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也完全没有现在的孩子报各种班、考各种级、拿各种证之累。

小学同学多住在交东大街两侧，同院街坊家的曹桂芹、街上的张燕平、韩常山、崔振霄、谢振中、张常利、周永顺、李秀英、侯淑珍、李宝忠……名字是时代的产物，一听就知道都是劳动人民的后代。偶尔有个小资味儿的孟素，同学没两年就上外语学校去了；还有一名字相对小众化的陈京，不知是啥出身，和家长一块儿返回原籍了。

有个同学还是个“名人”。他家在我上学的必经之路——墙缝胡同东侧，就是现在东城区法院那块儿。登上好几层青石台阶，是一排过去的门脸儿房，顶上探出一溜木结构，俗称“揿头拍子”——老北京也有管“愣头青”、四六不懂的主儿叫“揿头拍子”的。这排房子的东首是他家，屋里特高，后半部分又架了个二层，那是同学和他哥睡觉的地方——现在房地产商吆喝的复式结构，那时就被咱老百姓创造了出来。那个同学叫白景琦，后来我一看电视剧《大宅门》，剧中的“白七爷”和他一个名字。

当年位于国子监的首图的少儿阅览室外

那时没有“快乐教育”一说，但大家都很快乐。星期天，我常和同学到安定门内车辇店胡同里的“东城区少年之家”傻玩儿。从大三条西口往北不远，路西就是，现在那儿盖起了河北饭店。有时候又奔车辇店对面的国子监，那儿的首都图书馆看书不花钱。

二年级，我随着同学们一起走到安定门内分司厅小学，参加入队仪式，跟着大家唱郭沫若词、马思聪曲的队歌——“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青少年的先锋……”到北海活动，在东岸参观1956年落成的少年先锋队水电站，然后是“让我们荡起双桨……”

我们过队日常唱的歌，还有《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今天的孩子不是鼓捣电脑就是闷头功课，体会不到我们唱歌时的情感。

时间流淌到1978年，电影《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歌被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红领巾们才唱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1965年，电影《雷锋》上映，有些画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少先队的鼓号声中，雷锋担任了校外辅导员；在回部队路上，他抚摸着胸前的红领巾，回顾解放后上学戴过的红领巾，“革命需要我去烧木炭，我就去做张思德；革命需要我去堵枪眼，我就去做黄继光”，此时他身后是一座巨幅宣传画……

1965年发生了好些大事，比如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年初的时候召开，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地铁一期工程7月份开工；还有抗美援越等等，如此国家大事，我们这些小屁孩儿当然不注意，我有印象的就是“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有点流行了。

早些年路过大三条，母校已非学校，曾见那门口儿挂过一“废品收购站”的牌子。后来连废品都不收了，校门让一堵墙给砌死了。早年的“废品”如我者，见此情形，是否会想起韦应物“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感叹几十年间的转瞬即逝？

2024.6.5

供图/焦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