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此篇是打算放入正文之中，但本书在既有材料中腾挪转移，试图用逻辑推理联系起断裂的史料，但是对苏文行为的推理解读，却终因中间的裂缝缺失太多，很难徒靠推理强为之弥缝。可是我处理史料以及写作之时，苏文却时不时的出现，而且多是在事件发展的关键时刻出手，让你无法对他在其中的角色视而不见。编辑告诉我，目前的推测很难求证，不建议加入正文叙事之中。但是我又不愿将此篇精彩的精彩故事删去，觉得推理不够的地方只能加上想象，于是编辑告诉我，推理不够的地方只能加上想象，要么你就用现有的史料，你的推理，再加些想象，把苏文的故事单独写成一个中篇虚构的故事吧，既满足你的不甘心，又让本书的其他部分的严谨性不被拖累。想来想去，只有这个办法了，于是我就同意了。此篇算是对巫蛊之祸另一种可能性的“一家之言”，是否有可能是历史的真相，全凭读者判断。接下来的故事大部分是依据史料的，在史料的空白处是作者的想象，看完前面的篇章，你应该能分辨哪些是史料，哪些是想象。
两个神迹
卫氏外戚集团是以血缘和军功为纽带，李氏外戚集团则以地域为认同，在巫蛊之祸及其余波中，武帝大袖一挥，二者灰飞烟灭。其间还波及了一个我们熟悉的陌生人。《汉书·武五子传》说：“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而车千秋复讼太子冤，上遂擢千秋为丞相，而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
天子身边的近侍苏文竟然被活活烧死。之前的许多事中都有苏文的身影，他有若干敌对太子的行为，如诬告太子淫乱后宫，闻天子生病而有喜色；他被天子派遣“助”江充搜查后宫；逃奔甘泉告变。但是现有史料始终没有说明清楚，苏文这一切行为的动机是什么。没有巨大的利益推动，谁敢踩“易储”这趟浑水？
李氏外戚集团诸多已被证实的骨干，都是腰斩，如丞相刘屈髦、马通兄弟。而苏文是被“焚于横桥上”，横桥正对长安城北门，跨越渭河，是交通要道，在此公开活活烧死，这是相当残酷的刑罚，并不见于汉律之中。武帝对他法外施刑，迹近于泄愤。可见他在某一利益集团中地位极高，所起的作用极大。
苏文到底是什么人，他到底做了什么，让天子如此愤怒？
《汉书》与《资治通鉴》都没有直接说明此事，只有通过蛛丝马迹，透过看似不相关的点滴之处去做推理勾连，或许可以揭开苏文的真面目，也可以解释此前若干不可解之点。
储君之争，后世多看到卫李二氏之争，其实这是一趟浑水，参与者远不止于此。武帝晚年，钩弋夫人是一个无声而有力的竞争者，她的出现和妊娠都带着神迹。世上本无神鬼，一切不合常理之事背后都是凡人在设局。
钩弋夫人是带着神迹横空出世的。《汉书·外戚传》说：“钩弋赵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间。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两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时伸。由是得幸，号曰拳夫人。”武帝巡狩过河间时，身边望气的人告诉他，天上的云气表示此地有奇女子。武帝派身边的人去打听，回报果然有一个姓赵的姑娘，出生时双手紧握成拳，多大的力气也掰不开。将此女召来之后，派左右去试，果然也是掰不开。武帝好奇，亲自出手，轻轻一下，姑娘的双拳就展开了，手里还握着一个玉钩。武帝大喜，召入宫中。所以此女被称为钩弋夫人，又称为拳夫人。
钩弋夫人的出现是一个神迹，如何理解这个神迹？
其实班固给出了一个线索：“先是其父坐法宫刑，为中黄门，死长安，葬雍门。”钩弋夫人的父亲本是朝廷官员，犯法当斩。如果不是罪不可赦，则有两个办法可以免死。一是花巨额的金钱赎罪，免为庶人，等待以后有机会再起。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中记载，《二年律令·具律》明确规定了赎死需要缴纳黄金二斤八两。武帝时，征伐四夷，财政困难，大量使用以钱赎死的办法充实国库。天汉四年、太始二年发布的诏令中有 “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的规定。大量的武将在战场上兵败当斩，都是走这条路免死。元光五年，“骑将军敖亡七千骑；卫尉李广为虏所得，得脱归；皆当斩，赎为庶人”。元朔六年，“苏建……失军当斩，赎为庶人”。元狩二年，“博望侯坐行留，当斩，赎为庶人…… 合骑侯敖坐行留不与骠骑会，当斩，赎为庶人。”元狩四年，“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二是受腐刑，入宫服务。其依据是景帝时期所颁布的条律“死罪欲腐者，许之”。没钱的就走这条路，如司马迁，天汉二年为李陵降匈奴一事辩解，触怒武帝下狱当死，因为拿不出五十万钱赎死，只得接受腐刑。钩弋夫人的父亲和司马迁一样，没钱赎罪，又不愿死，就受了宫刑。司马迁入宫做中书令，钩弋夫人的父亲为中黄门。
苏文也是中黄门。
苏文常在武帝身边，深知天子多欲好女色，甚至深知什么样的着装、说话方式能吸引武帝。当年江充第一次见武帝，敢于那样着装，其实也是被武帝身边的人吃透了他的喜好，才敢如此安排。苏文和赵父是同事，可能二人相善，又正好赵氏女天生丽质。苏文有机会考虑以故人之女做一个局，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其实都是天子身边的宦者有机会操控的。
从此前有关苏文的几个记载判断，苏文是武帝身边相当亲近，地位相当高的宦者。
武帝巡幸河间，应该是天汉三年（前98年）巡幸泰山时路过。河间此时为河间国，在今河北中南部。景帝二年（前155年），封皇子刘德为河间王，复置河间国。武帝此次巡幸时的河间王是刘德之子，武帝的侄子刘缓。天子此时虽然已经因为方士们“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者终无有验，”而对神迹开始厌倦，但是“尤不绝，冀遇其真”。苏文在他身边，对他的这种心理自然深知。古来望气之人与方士术士皆属奇技淫巧，为天子与他们接洽沟通的多不是外朝大臣，而是天子身边的宦者。所以苏文能够指使望气之人说此地有奇女子。天子如有意，自然也是通过宦者安排寻找。试验能不能掰开赵姑娘的拳头当然不好让丞相、御史大夫们去，不能让侍卫武人去，最合适的人仍还是宦者。最后天子亲自下场，自然奇迹发生，拳开玉钩现，天子大喜，神迹完成。
如果相信世间本无神迹，那么中间这各个环节，天子身边的宦者首领有权力有机会掌控。
当然，赵氏女自己也很有姿色与本事，她得到了武帝的喜爱。武帝封她为婕妤，让她住在在长安城直门之南的钩弋宫。婕妤位视上卿，爵比列侯，身份高贵。这有她自己的努力，也得依赖苏文这样的宦者的指点与协助。
太始三年（前94年），钩弋夫人妊娠十四月产下皇子刘弗陵，这是第二个神迹。有人告诉天子，昔日尧也是十四月始生，天子大喜，说：“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因而命名刘弗陵出生的宫室之门为“尧母门”。
这一年，武帝63岁，老来得子，高兴得糊涂了，相信了这个新的神迹。
根据现代医学，人类妊娠的时间在40-42周之间，如长于42周仍不能生产，死胎的几率随时间而快速增加。有记录的最长的妊娠时间发生在上世纪的美国，是375天。钩弋夫人虽是古人，妊娠也得符合现代医学发现的规律。14个月是425天左右，可能性极低。
尧十四月始生的说法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目前能查到的记录都是和刘弗陵相关，没有汉以前的记载。武帝说：“闻昔尧十四月而生”，这个表述像是他刚听人说，而非当时已广泛流传的说法。所以很有可能这个说法就是告诉武帝这个传闻的人编造的。
因此，刘弗陵十四月所生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科学，一个是阴谋。科学的可能就是钩弋夫人月经长期不规律，所以从她最后一次停经算，计算错误。阴谋的可能就是有能够把持后宫的人，联合宫女宦官一起欺骗武帝，再安排人向武帝进言，编造“尧十四月始生”的神话。武帝之所以能相信这个神迹，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他本人也是带着神迹出生的。他的母亲王夫人告诉景帝，她是“梦日入怀”而生刘彻。武帝自己今日成为千古一帝，自然是上天的安排，“梦日入怀”就是明证。所以他就可以接受刘弗陵的神迹。其二，尧舜是儒家理想的君王，虽然这时儒家并未在思想上彻底把持汉代政治，但是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当时广泛流传刘氏是尧之后，这个传言可能已经影响到了武帝。这一传言在武帝之后影响越来越大，到外戚王莽秉政时期，刻意散布王氏为舜之后，为刘氏禅让给王氏制造依据。
有权力把持后宫做这个局的人，苏文自然要算一个。以故人之后赵夫人和带着光环出生的皇子刘弗陵为争权工具，以苏文为核心的宦者集团在史料的字里行间若隐若现。
宦者
如果以上推断成立，之前诸多不可解之处便有了答案，诸多原本推断为李氏外戚成员所为之事便也有了新的可能。
针对太子的各种诬告自然得到解释，同时也能看出这是以苏文为核心的宦者小集团在联合行动。小黄门常融、王弼二人只是为天子察觉被杀从而在史书上留下印迹，其他参与而未被发觉的宦者为数必不少。
公孙贺一案苏文也有参与的可能性。朱安世在狱中上书告发丞相，在一般情况下困难重重。当年武帝的哥哥、废太子刘荣在狱中想给父亲景帝写谢罪书，若没有窦婴的帮助，连刀笔竹简都得不到，更不用说呈递至父亲案前。可朱安世却能轻松完成，而且他说掌握的丞相之罪极多，“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可见诉状写得不少。朱安世作为大侠，甚至都未必认字，可能需要安排人入狱听他口述，再写下来。在竹简时代，从书写到搬运至天子案前，必得大事声张。此事可以是通过天子身边的侍郎莽通、莽何罗这条线，现在看来，也可以通过黄门苏文这条线。李氏与赵氏，此事共同的目标都是扳倒太子，他们未必有合作，但是劲是往一处使的。
江充入太子宫查巫蛊苏文也有推波助澜的空间。江充查太子宫时，“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天子特意派按道候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三人从旁监视，江充本人从未在长乐宫任职，不熟悉宫中情况，应当没有机会预先在太子宫埋下木人帛书栽赃太子，现场所发掘出的木人帛书要么是太子宫中确有人对天子行巫蛊之事，甚至此人就是太子——当代就有史学者持此说；要么就是宫中有其他人提前埋下，以配合江充的行动。
事后来看，江充束手就擒，可能是他理直气壮，认为在太子宫中确实查出实据，到天子那里对质也不怕。他并想不到太子会和其父撕破脸，不再走常规的对质申诉途径。所以他栽赃的可能性较小。韩说毫无防备因而被杀，章赣亦无提防，受伤逃脱。这说明二人对此事背后的隐情并无所知，所以他们在现场保持中立客观的监察职责的可能性较高。反观苏文，作为肢体残缺之人，却是反应最快的，全身而至甘泉，似乎他对可能发生的一切早有准备，这说明太子宫中的木人帛书有可能是他安排预先埋下的。作为宦者集团的领袖，确实也是他才有这个条件。他配合江充，并不需要让江充知道，这样戏才演的最真。他这么做至少是为了扳倒太子，最好的结果则是卫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所以他看见挖出证据后，能预判到被冤枉栽赃的太子在激愤之下可能出险招，他预先即做好了准备，所以能闻警即逃。
到了甘泉后，他立刻展开下一步行动，“苏文得亡归甘泉，说太子无状。”苏文将太子的作为直接定性为“无状”，即是悖逆无道的行为。苏文是第一个带来长安信息的人，他的话必然给武帝带来先入为主的影响。
发生的这一切井井有条，环环相扣，似乎提前计划过。更说明可能是他见武帝允许江充入太子皇后宫查巫蛊之后，便提前安排宦者宫女埋下木人帛书。
卫子夫与太子皆自缢，卫氏外戚集团彻底打到，苏文的敌人立刻变为李氏外戚。目前能看得到的，他对李氏直接发难的第一件事，当是内谒者令郭穰告发李广利、刘屈髦。郭穰是一个很奇特的角色，内谒者令一职多由宦者担任，他应该同苏文一样，也是宦者。他在历史中只出现过两次，都与储君之争有关。第一次是告发李广利与刘屈髦共谋立昌邑王为太子，行巫蛊诅咒上，直接引发了李氏外戚的崩溃。一次告发就摧毁了掌控军政大权，看似牢不可破的李氏外戚集团，其间不无蹊跷，当有很多环节，很多安排，可惜史料无存。第二次则是刘病已之事。太子有一个孙子，才几个月大，在襁褓中幸免于难，被关在长安郡邸狱中，郡邸狱是关押各郡国涉及巫蛊罪犯的监狱。原廷尉右监丙吉因犯法被贬至鲁国担任州从事一职，因太子巫蛊之狱牵连太多，长安的司法官不够用，遂从地方征召官员入京办案。丙吉奉召入长安，负责在郡邸狱审理案件。他既同情太子无辜得罪，又可怜刘病已幼小无依，就拖延审理，希望能保全幼子，并找保姆在狱中抚育刘病已。后元二年（前87年），武帝病重不起，又有望气者进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遂派使者至长安各狱，将长安狱中罪犯，无论轻重，已决未决，统统处死。到郡邸狱执行这个命令的“正好”是这个郭穰。郭穰连夜直奔郡邸狱，丙吉闭门不纳，说：“皇曾孙在。他人亡（无）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郭穰与丙吉相持至天明不得入狱中，于是回宫禀报，弹劾丙吉。武帝这时已醒悟，遂说：“天使之也。”因此大赦天下，郡邸狱中连刘病已在内的所有人员方才得逃大难。刘病已即是后日的汉宣帝。
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这就是当年在河间“此地有奇女子”一样的套路。如果那一次是有人指使望气者，这一次又怎能保证不是？不过后元二年苏文已被烧死，这次是谁指使的呢？郭穰与苏文是什么关系？他是在苏文死后接掌了这个秘密宦者集团，继续为推动立刘弗陵为储君而运转？抑或他与苏文其实都不过是常融、王弼一样的人，听命于背后更大的人物，此人始终隐身其后，仍未暴露？这个人也是宦者吗？
这个宦者集团手中的棋子是钩弋夫人与她的儿子刘弗陵，从她两人的命运中能否发现更多这个团体存在的证据呢？
钩弋夫人死于巫蛊之变后，武帝驾崩之前。她的死有三种记载。班固在《汉书·外戚传》中记得最平实，“钩弋婕妤从幸甘泉，有过见谴，以忧死，因葬云阳。”
褚少孙在他所补的《史记·外戚世家》中绘声绘色的记载了一段悲情的诀别：“上居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也。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夫人死云阳宫，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识其处。其后帝闲居，问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儿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资治通鉴》采用了这一条。
第三种记载出自《汉武故事》，荒诞不经，不值得认真对待，录于此聊备一说：“从上至甘泉，因幸告上曰：‘妾相运正应为陛下生一男，七岁妾当死，今年必死。宫中多蛊气，必伤圣体。’言终而卧，遂卒。既殡，香闻十里余，因葬云陵。上哀悼，又疑非常人，发冢，空棺无尸，唯衣履存焉。起通灵台于甘泉，常有一青鸟集台上往来，至宣帝时乃止。”
依《汉武故事》，钩弋夫人就是上天派遣下凡陪伴武帝的仙女，以七年为期，其间为他生一继承人，期满回天庭。它唯一的价值就是反映了钩弋夫人的故事流传到魏晋，已成神话这一事实。
褚少孙的记载影响很大，后世学者多有讨论，值得认真对待。这一记载展现了多个信息点。其一，“上居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也。”天子有意托孤于霍光，让他行周公辅佐成王之事，这是霍光在武帝死后总揽大权的依据之一。其二，“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是说此时武帝已经决定死后传位于幼子刘弗陵。其三，杀钩弋夫人唯一的原因是决定立其子为帝，担心主少母壮，汉家再现吕后之事。这三件事是紧接着发生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史料没有明确的记载，只能旁敲侧击。班固和褚少孙的记载相同之处都在于钩弋夫人死于从幸甘泉之时，根据《汉书·武帝纪》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后元元年春正月，武帝行幸甘泉。可以推断，钩弋夫人是在这次随幸甘泉时被杀。但是刘弗陵是在第二年，后元二年二月十二日才被立为太子，第二天武帝就驾崩了。如果武帝真的在后元元年春正月就有了立刘弗陵之意，为什么要拖一年多，直到死前一天才极其仓促下诏立他为太子？如果此时就有了让霍光辅政的想法，为什么一年的时间都不做出任何正式的安排，甚至都没有给霍光在外朝安排职务？霍光以遗诏顾命之前的身份仍然是“侍中奉车都尉”，秩比二千石。所以褚少孙的记载，第一个第二个意思都充满疑点。
而班固的记载简单，却含意丰富。“有过见谴，以忧死，”这和褚少孙所记的第三点意思矛盾。赵夫人的死不是毫无过错，只是武帝要“立子杀母”，而是因为“有过见谴”。赵夫人因何过而被遣？这是何等严重的过错，竟然能让钩弋夫人“忧”死？联系苏文之死或许可以得出一个解释。“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而车千秋复讼太子冤，上遂擢千秋为丞相，而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从这句话来看，苏文死的时间是田千秋被擢为丞相之后。（《资治通鉴》则是把江充族灭，苏文焚死条置于田千秋征和三年面见武帝，被立置为大鸿胪之后，任丞相之前，不知孰是。）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征和四年六月丁巳，大鸿胪田千秋为丞相。苏文当死于此年六月之后，距钩弋夫人之死最长不过半年。苏文被烧死，是因为武帝已逐渐认识到太子是被逼而反，苏文过往陷害、打击、谋害太子的诸种行为，在武帝眼里一下清晰起来。至于苏文之案是否牵连到整个宦者集团，是否被烧死前就供出钩弋夫人，不得而知。钩弋夫人之死，有可能是因为苏文死后，害怕密谋败露，日日忧惧，因其它事被武帝谴责，忧心而死；也有可能是所谋之事已经败露，遭到谴责，忧惧而死。
以上所分析的苏文的谋划，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其实寻常。不过是想重演百年前秦朝赵高的故事而已。太子少傅石德说不定就已经看出了这一层，他对太子说“君不见秦扶苏事？”那么谁是胡亥，谁是赵高？以前的人都以为他说的是李氏，现在来看，可能他选的这个先例是认真考虑过的：刘弗陵是胡亥，苏文是赵高，都是幼子，皆为宦者，一一对应，丝丝入扣。
苏文的布局如此迂回，如此隐秘，起于细微，却离成功可能只差最多一年半的时间。如果他的计划没有被发觉，武帝一年半后就会死去，刘弗陵即位，钩弋夫人为太后，苏文在幕后操纵政权。这只不过是将东汉的宦官专权提前二百年实现而已，哪有什么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