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像

关于大泽乡起义，历代都是基于《史记·陈涉世家》的记载，认定“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密商，认为反正是死，“死国可乎？”于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敲响了秦王朝的丧钟。

“失期，法皆斩”是司马迁的陈述语言，不是陈胜、吴广的话，这表明它是司马迁转述的秦代关于戍边误期的法律规定。可是随着考古领域的进展，在湖北云梦县发掘了秦墓群，从出土的秦简中发现有秦代法律的记载。其中《徭律》关于徭役的规定，仅仅对误期采取一些惩罚性措施，并不至于斩首。这个发现一时“颠覆”了《史记》的相关记载，引起了大讨论。但有学者后来认为睡虎地秦简说的是徭役，《陈涉世家》说的是关于兵役的法律规定，两者在严苛性上不能相提并论。这是有道理的，可是由于秦代律书在秦末战火中被毁，迄今未见兵役误期的法律文本，所以问题仍然悬置。

外证效力不足

有学者另辟蹊径，发现从战国至汉代对军事行为“失期”的惩处都是严厉的。可是并非一律斩首，问题还在凡事总有例外。从战国到汉代处置类似事件的法律、法规，有旁证意义，而不能证实陈胜、吴广们“失期”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退一步说，秦代如果真有误期砍头的法律规定，也不能直接证实《陈涉世家》关于法律后果的记载。规定是规定，具体执行是具体执行，其间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秦朝统治比较稳定的时期，执法当与其统治分崩离析时期有所不同。同一时期执行同一法律，执法者的个性以及他与被执行者的关系，也会影响到执法的方式。法律条文，只是外证，战国以及汉代的法律，对于秦末的案例更是外证，可以参考比较，但不宜作为判断的绝对依据。只有当外证能落实在具体案例中，结论才算可靠。

“内证”的文本裂隙

司马迁的“失期，法皆斩”，在文本中作为秦律的转述，与他陈述的陈胜、吴广起义的实际情形存在明显矛盾。这意味着《陈涉世家》关于秦代的这一法律规定，与陈胜、吴广被迫起义的真相，二者之中必有一误。

“失期，法皆斩”，如果真是秦律的规定，或者真的是秦末迫于形势所采取的强硬措施，那最该担心被追究责任的，就不是作为屯长的陈胜与吴广，而是他们的上级，带领九百役卒奔赴前线的总领队，那两个“尉”。陈胜、吴广，照理应该去找尉商量如何逃避斩首的处罚。可是司马迁写清楚了，那两个总领队、这支预备役队伍的最高首长“尉”被陈胜、吴广杀了。该承担“失期”首责的尉被杀，说明两个“尉”对于“失期”后果的考虑与陈胜、吴广完全不同。这一生命的代价，证明了“失期，法皆斩”，不会是秦律处分这类案件的唯一规定，它应该还有像睡虎地秦简的《徭律》那样，区分不同情况的条文。这也基本可以肯定，不区分情况的“法皆斩”是陈胜、吴广夸大其辞地制造出来的暴动理由。

《陈涉世家》里，其实有“失期”未必死罪的证据，即陈涉自己在向九百役夫发表起义宣言时说的：“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即使不被处死，去戍边也会十个人死六七个。这表明，陈胜自己也明白，失期，如果有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未必“法皆斩”。

司马迁的“失误”

司马迁的失误，是把陈胜、吴广经包装后作为鼓动造反的理由之“失期，法皆斩”，当成了秦律本身，而且是唯一一条关于戍边误期的规定。司马迁如果把“失期，法皆斩”作为陈胜、吴广的语言处理，就不存在任何问题，虽然这会把秦法律的实际内容悬置起来。而他在事件的描述部分又反证了实际情况并非那样简单，这就造成了文本的前后矛盾。

司马迁有此失误，主要是因为经过秦末的大动乱，秦因暴政而亡的观点，成了舆论的主旋律。秦政暴虐，后世史学家多有论述，司马迁生活在汉初，有切肤之痛。他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保持了难得的清醒，厘清了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对历史大势的把握十分精当，为后世立下了史家的范本，可是人非神，他在某些细节处理方面仍留下了瑕疵。司马迁被陈胜们误导，还因为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史学观上自信历史真相是可以还原的，对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关系缺少现代人的那种清醒的自觉，因而不小心把陈胜、吴广基于特定目的、包装过的“失期，法皆斩”，当成了秦律关于“失期”的全部规定。司马迁宣称“成一家之言”，这从现代传播学的观点看，也表明他的《史记》再真实可靠，也只是“一家之言”，与实际的历史还是有语言与存在之间那种无法克服的不确定性问题。

历史著作的真实性“边界”

唯物主义史学观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但世界的真相又难以穷尽。历史著作对历史真相的描述有其真实性的边界，它的极致就是人类对历史的认知所能达到的限度。我们只能在人类观察力以及智力所能达到的极限上，即我们迄今所掌握的历史事实方面，来确认历史的真相。超过这个极限，超过人类在特定时期所能认识和掌握的历史本来面目，历史著作就会暴露出语言接近真相的限度，留下像《陈涉世家》这样的文本裂隙。历史记载中已经认定的日期或者时间，本无争议，但它的准确性、可靠性也得依赖约定俗成的共识。一场战斗在8点30分打响，有计时的误差，也可能有意外因素造成的推迟或者提前。可接受的时间误差，对一场会议的报道与对于一次卫星发射的要求是不同的。本文所谓的“澄清”，也只是澄清所设定前提下的问题，即“失期，法皆斩”是陈胜、吴广包装过的语言，至于秦代当时“兵役法”的实际条文，只能寄希望于将来或有新的考古发现。历史真实性的这一限度，并非只有消极的意义，它实际宣告了人类对历史真相的追寻，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历代学者为什么多从外证入手来考证，而忽视了《陈涉世家》里的内证？一个重要原因，抑或传统史学观没有高度重视史学成果的言语性，它不能完全等同于历史本身。史学界有一个被不断证实的共识，即《史记》的记叙都是可靠的。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再出色的史学家也有失误的时候。人的精力与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一个人不可能对历史的一切方面无所不知。存在性，决定了哪怕当事者也只能“讲述”，不可能全方位地还原现场。

大泽乡起义，实质是陈胜、吴广在秦末的社会危机中，利用“广场效应”把生死存亡关头九百役卒的恐惧心理极度放大了。在这样的“广场”，处于高度恐惧的近千人，很容易被“失期，法皆斩”所震慑。这些人没有多少文化，甚至对秦代的法律也或毫无了解。他们更多的是听信传言，当听到陈胜、吴广的“死刑”恐吓，根本没有能力辨别真假，更不可能提出质疑。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就这样在“广场”上激荡起来，从而拉开了历史的帷幕。

（本文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