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三转一响”曾是很多人的向往。“三转”即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响”是收音机，如果家里凑齐这四大件，定会让人刮目相看。

我家凑齐“三转一响”，则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我家第一个大件是一辆“大金鹿”牌自行车。父亲是石匠，需要去十几公里外的大山里打石头，自行车是他的交通工具。买辆自行车不容易，父亲对它倍加珍惜，每次回家，都会把车擦得干干净净，并嘱咐我和我哥不要乱动。不动却是不可能的，我俩会趁父亲不注意，将自行车偷出去，我扶着车，我哥骑上去，引来一群孩子跟在后面。那时年龄小，我俩还不能坐上车座，就用流行的“钻梁式”骑法。能骑上自行车的日子是快乐的，尽管我们知道，回到家少不了父亲的一顿臭骂。不能出去的日子，我俩也有办法在那辆自行车上找到快乐。比如我先摇动车的脚踏，让后轮飞速转动，然后我哥将一颗小石子抛过来，看其能否穿过飞速旋转的车轮，穿过则胜。然后互换，他摇，我扔。我们把小石子想象成古战场上的利箭，把车轮想象成将士手里抡圆的大刀。自行车本来是父亲的交通工具，却成了我和我哥的玩具，让我俩乐此不疲。后来，我哥初中毕业后去了镇上的乳品厂打工，父亲也给他买了一辆新自行车，不过那已经是六七年以后的事情了。

我已记不清父亲买自行车的确切时间，却清晰记得缝纫机来到我家的情景。母亲头一天就开始收拾屋子，她告诉我，明天你姑父要来帮咱家安装缝纫机。之前我在别人家见过缝纫机，由于年龄小，我对缝纫机很恐惧，总怕它突然动起来碰到我，后来才逐渐对它产生了好奇。第二天姑父果然来我家将缝纫机安装好，待他离开，母亲坐在缝纫机前，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它可以为一家四口做衣服，也可以给镇上的刺绣厂做些零活，母亲买缝纫机主要为了后者。那之后再回家时，我总能听到“嗒嗒嗒嗒”的声音。母亲把那台“熊猫”牌缝纫机当成宝贝，一直用了很多年。

缝纫机和自行车还属于劳动与交通工具，而收音机和手表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记得有段时间，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岳飞传》。父亲被深深吸引，每天都带着我和我哥去我姑家听。虽是亲戚，但也有诸多不便，何况去听《岳飞传》的绝非只有父亲和我们，几乎每一天，我姑家的炕上总是挤满了人，有时她想早点休息，或身体不舒服，都得硬撑着。母亲就对父亲说，要不咱也买个收音机吧？父亲问，哪来的钱？母亲说，我挣。于是她开始没黑没白地蹬缝纫机，每隔一段时间就告诉我们买收音机的钱攒了多少，还差多少，我和我哥听着不断攀升的数字，心里乐开了花。大半年以后，有天中午放学，我走到门口时听家里传出来《北国之春》的歌声，进家便见母亲正守着一个木壳收音机。她说，咱家买收音机了，以后坐在炕头上就能听《岳飞传》了。而彼时《岳飞传》早已经播完了。在那个娱乐生活匮乏的年代，那台“红星”牌收音机给了我们全家人无可替代的快乐。吃完晚饭，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听新闻，听相声，听戏曲，听评书……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时光。

我家的“三转一响”，手表买的时间最晚。父母总说那个没用，其实是他们没钱。记忆中村里人几乎全戴上了手表以后，父亲才买了他的第一块表，又在半年以后，给母亲也买了一块。两块手表都是“上海”牌，是当时商店里唯一的牌子。我和我哥的手表，是我高中毕业之后，父亲托人从天津捎回来的“双狮”牌机械表。父亲告诉我们，哪怕轻微的晃动，都能使它自动上弦。所以那段时间我睡觉都会戴着它，想着自己脉搏的跳动就足以让它正常工作。我哥更厉害，说他那块表能够感觉到地球的自转。那两块手表我俩都戴了很多年，直到现在，我的那块还躺在书房的抽屉里。

从我和我哥有手表开始，家里的“三转一响”终于凑齐，那时已进入90年代，“三转一响”已经变成了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和录音机；再到后来，又演变成为彩电、电话、家庭影院和摩托车。只不过我与我哥都已成家立业，父母也慢慢老了，对所谓“三转一响”不当回事了。

就在前些年，某些地区还把房子、车子、电脑和手机作为结婚的“四大件”。虽不是严格的“三转一响”，但也是一个“小康家庭”的标配，缺一不可。一次跟儿子聊到这个话题，他问我，你认为现代家庭的“三转一响”，应该是什么呢？

我想了想，说，“三转”该是工作、学习和休闲。能把工作、学习和休闲的时间分配好，就是“三转”家庭。至于“一响”，该是笑声吧？一个充满笑声的家庭，必是幸福美满的。

原标题：《我家的“三转一响”》

作者：天涯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