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始于一声告别。这个故事从终结开始：那是我青春的终结。十五岁时，我坐在一艘小船上，把家乡和过往都撇在身后。然而，一个声音却在我耳边说，来日我仍会重蹈旧时的苦楚。小船载着我，离恩科科拉尼愈来愈远，离死去的亲人却愈来愈近。

两天前，我们离开恩科科拉尼，朝着曼德拉卡齐的方向，直到河流的源头。葡萄牙人管那地方叫曼雅卡泽。同行的有我坐在船头的弟弟穆瓦纳图和坐在船尾的老父亲。船上除了我的家人，还有中士热尔马诺·德·梅洛，以及他的意大利朋友比安卡·万齐尼。

船桨不停地拍击着河水。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能把热尔马诺·德·梅洛送往整个加扎地区唯一的医院。中士的手在事故中炸得支离破碎，而我就是罪魁祸首。我向他开了枪，为了拯救穆瓦纳图，他冲在人群前列，准备进攻只有热尔马诺一人守卫的军营。

我们急需赶往曼德拉卡齐。全国唯一的医生，传教士乔治·林姆在那里行医。瑞士新教徒精心挑选了医院的建址：靠近国王恩昆昆哈内的王宫，远离葡萄牙的统治者。

途中，悔恨积压在我的心头。子弹几乎毁掉了葡萄牙人整双手。多少次当他陷入痛苦的幻觉中，我帮他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双手。我曾多少次梦见的那强壮的手指，如今全都消失不见。

一路上，我把脚浸在船底的积水里。水被染成红色。有人说，我们死于失血过多。然而恰恰相反，我们在血中溺亡。

***

船在河上前行，迟缓而沉默，仿佛一只怠惰的鳄鱼。伊尼亚里梅的水过于平静。有时，我感觉漂浮的不是船，而是河流。我们在身后留下蜿蜒的银纹，宛若乔皮人大地上的一条水带。我俯身观察河底泥床上汹涌的倒影，像不知疲倦的阳光之蝶。

“那是水的影子。”父亲说着，把桨横扛在肩上。

他的两条胳膊搭在这偶得的梁上。我的弟弟穆瓦纳图把手浸在水里，卷着舌头，发出含混的音节，翻译一下是这样的：“哥哥说这条河叫恩雅迪米。葡萄牙人改了它的名字。”

父亲卡蒂尼·恩桑贝迁就地笑了。他有别的看法。他说，葡萄牙人在开化我们的语言。而且，给河命名的人也用不着那么纯洁。就算是我们乔皮人，一生中也会改名。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从“拉耶卢阿内”变成 “伊玛尼”。更别提我的弟弟穆瓦纳图了。圣水流过他的身体，洗去原来的三个名字。他受洗过三次：第一次在出生时，他以“骨头”为名，纪念先祖；在成人礼上，他又有了“割礼之名”；入学之际，他被赐予“白人的名字”。

父亲回到正题：就拿这条湍流来说，我们为什么难以接受葡萄牙人的想法呢？他总结说，人们给伊尼亚里梅河起了两个名字，因为在同一片河床上流着两条河。它们随着光线更替：一条日河，一条夜河，从不同时流淌。

“向来如此，每条河都能轮到。现在因为战争，两条河并作一处。”

***

在伊尼亚里梅和恩哈穆恩德的交汇处，有一个被树林和岩石遮蔽的小岛。我们在那稍做休息。父亲下令离船。不等船触岸，我便没入温和的水里，任由河流将我环抱，冲洗我的身体。我想起亡母希卡齐·玛夸夸的话：“我在水下是鸟。”

人们口中的亡者是被埋在地下的人。但没有人会埋葬他们的声音。母亲生前的话依旧留存于世。几个月前，她吊死在树上，单单用体重就杀死了自己。她挂在绳上，来回摆动，仿佛夜晚永恒的心脏。

我们停留的小岛不光是驿站，也是避难所。在我们周围，战争点燃了整个世界。葡萄牙人倚靠着他的意大利朋友比安卡，说想找个阴凉的地方。人们委婉地告诉他，太阳早就藏了起来。他走了几步，跪倒在地。

“是她杀了我。”他指着我，大声嚷道，“就是她，那个贱人。”

大伙劝他省点力气。意大利女人给他喂水，用手掌兜水，冲凉他的脸。我很惊讶比安卡居然替我说话。她坚定不移地说，那颗该死的子弹不是我射的，是袭击军营的黑人射的。葡萄牙人坚持他的指控，毫不动摇地说我才是罪魁祸首，事发的时候他就站我跟前。意大利女人反驳说，我确实开了枪，但目标另有其人。她还说，如果不是那颗子弹，中士早就不在人世了，会被愤怒的民众害死。

“伊玛尼救了你，你该谢谢她。”

“还不如再给我一枪。瞄准一点。”

很快，他说话开始颠三倒四，高烧控制了他的神智。比安卡扶他躺下，之后冲我使了个眼色，叫我接替她的位置。我犹豫了，这时传来热尔马诺虚弱的请求声：“过来，伊玛尼，到我这来。”

我不情不愿地照做。比安卡走了。葡萄牙人粗重的呼吸盖过了潺潺的流水声。我从袋子里取出老旧的笔记本，放到地上当枕头。中士很久之前就不用枕头了，代之以他那本破旧不堪的《圣经》，或是从记事本里撕下的纸。他完全能靠一张纸安眠。

但是这一次，他拒绝了这个冒充的枕头。他怪异地看着我，嘴里嘟囔着，抱怨说不想让我靠近。我说那我退下，他又剧烈地晃动双脚，像个心生怨念的孩子。“留下来陪我。”他提出要求。我再次乖乖听话。男人把头靠在我的大腿上。

我顿时呆滞了，任由他注视着我，甚至忘记了呼吸。我能感受到他炽热的目光拂过我的胸、脖子和嘴唇。直到他开口说话，那声音微不可闻：

“吻我，伊玛尼。给我一个吻，我想死去，死在你的嘴里。”

***

这是积年的习惯：每逢旱季，祖父都会在那片干涸枯槁、死气沉沉的田里播种玉米，三个为一组。祖母叫他理智点，仿佛在比荒漠更贫瘠的生活里可以拥有理性。她的丈夫回答说：

“我播种的是雨。”

而我父亲作为一名出色的马林巴琴乐师，一向不喜农活。此时，在我们休憩的小岛上，他的手指如往常那般弹奏着沙子，仿佛万物皆是琴键。然而，那是由静寂谱写的音乐。这对一个懂得如何在河边倾听土地的人而言，不免是个令人绝望的消息。

但是已经没有人倾听土地了：各地的葡萄牙和贡古尼亚内士兵都在筹备最后的战役。他们最大的动力不是胜利，而是胜利的后续。先前的敌人奇迹般地消失，就像《圣经》里被纠正的过错。祖父播种着无望的种子。父亲用手指抚慰着地下长眠之人的睡意。

这就是我们时代悲哀的讽刺：当我们拼了命地想救一个白人士兵，几千米外却建起一座万人屠宰场。盲目的憎恶里，我们这些乔皮人最为无助。贡古尼亚内发誓要将我们灭族，仿佛我们是上帝后悔造出的蛆虫。我们仰仗葡萄牙人的庇护，但这种庇护也只限于葡萄牙和恩古尼之间的临时协定。

中士热尔马诺·德·梅洛就是从世界另一头过来保护我的人。小时候，我坚信天使就是蓝眼睛的白人。在我们这儿，浅瞳是瞎眼的标志。鲁道夫神父刚来非洲的时候，他没有正面回答我有关神的问题：

“我对这里的天使不太了解。有些人坚信他们长着翅膀，但只有没见过天使的人才说这种话……”

但我对一点深信不疑：我的天使就是蓝眼睛的白人。就像许多年后这位靠在我腿上的中士一样。胳膊上的绷带就是他破碎的翅膀。他是夜的信使，唯有在黑暗之中他才能记起自己身负的神谕，此刻正在他唇间沉睡的神谕。我遵从了他的请求，俯身贴向他的唇。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