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期间，我们几乎每天都要面对这些数千年前的中国先民遗骸，通过研究了解他们来自哪里，做过些什么，有可能向何处去。仿佛和我们的祖先做了一次对话。”厦门大学博士生陶乐10月21日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

厦门大学王传超教授的研究团队近日在国际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论文，发现距今数千年的中国四川、云南地区农业先民主要由黄河流域迁徙而来。这一发现对理解当地史前人群源流以及民族迁徙和融合历史有着重要意义。

陶乐是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她介绍，此前科研团队通过四川文物局与云南考古研究院获得了来自四川和云南两处古遗址的89件人骨样本，并尝试从中提取出这些人的DNA。“一方面，最早的人骨样本距今已有超过4000多年的时间；另一方面，四川、云南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土壤也有一定的酸性，想要跨越数千年的时光，从遗骸中找到DNA几乎是大海捞针一般。”

除了提取DNA本身的困难之外，在实验时她和同伴还要格外小心，避免让现代人的DNA沾到样本上。“我们在实验室必须像疫情期间的医护人员一样，穿上防护服与头套、鞋套、口罩、手套等。实验室需要每天进行紫外消毒，并且所有样本需要经过次氯酸钠与酒精的全面清洗，尽全力避免我们的DNA出现在样本之中。”

她回忆说，有时候她上午进入实验室去研究样本，除了午饭和晚饭出去一会儿，剩下的时间几乎全都泡在实验室里，有时直到深夜才会结束实验回家。“我们的导师王传超也在实验室指导我们，常常和我们一起待到深夜。”

陶乐介绍，此次发表古DNA数据的人骨遗存所属遗址中，同时出土了北方常见的粟、黍种子，以及南方常见的稻种。说明当时这些人从事的是水稻与粟黍的混合农业。通过不懈努力，陶乐等人从89件样本中的11件提取出了中国先民的古DNA。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古DNA显示，当地先民的遗传组成与黄河流域的古代农民和青藏高原古人相似，反而与地理位置更接近且生业模式为水稻种植的人群有较大差别。“通过研究我们推断，中国西南地区新石器及青铜时期稻粟混合耕种的人群很可能主要是由黄河地区的粟黍农业人群南下形成的，而种植水稻则可能是这些人群在南迁过程中学会的，研究并未发现川滇地区的古人与当前发表的稻作人群产生基因交流。这种模式从新石器时起至青铜时期，持续了至少一千多年。”

王传超教授表示，测序和基因组学可以从更多角度解读古DNA数据，从而更深入地解读古代人群的变迁。通过古DNA视角，我们可以进一步解读中华文明的源流。另外，家养动物的驯化和野生动物的变迁也可以从古DNA角度进行研究，揭示更多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屈畅
编辑/倪家宁
校对/房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