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英文银行一词“bank”最初的意思就是兑换货币的“桌子”或“板凳”。无巧不成书，中国古代也有一种金融机构名叫钱桌。它发端于宋代。照理，凡是有二种或二种以上货币同时行用时，就应该有从事货币兑换的人或机构。据说西欧的银行就是由货币兑换发展起来的。这也很好理解，中世纪西欧政权林立，各政权之下各用不同货币，西欧的商业又比较发达，对货币兑换的需求就特别大，早期银行就此产生。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几种货币并行的状况。先秦时期圜币、布币、刀币、郢金版、蚁鼻钱等曾同时行用，秦朝实行黄金、铜钱并行的制度，王莽新朝数种货币并行，这些历史时期应该就有从事货币兑换的人或机构，可惜未见明确记载。宋朝也是多种货币同时行用的时期，此时期专业从事货币兑换者开始见诸记载。南宋叶适《水心集·朝请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陈公（谦）墓志铭》记：
公永嘉陈氏，名谦，字益之。……入太学，时尚踵秦桧，故禁文气卑弱，公理胜而笔豪，其体一变。中乾道八年甲科，授福州司户。……庆元二年，以户部为湖广总领总司，先造会子，价益贱减省，百才直五十，命曰：短钱相承，莫能革更规以自利。公集卓子铺，日付钱为千者五百，使以七十兑焉，倾损无愧，器用崇侈者还之，金银以市，军储分遣，官属士卒逃死者去其隐占，以正军籍，皆昔所未有。统制不悦，过客多觖望，然党论方大起，贬斥不胜计，而公亦随去矣。
显然，引文中所言及的“卓子铺”是专门经营纸币会子与铜钱兑换的。既言“集”，则应有多家。所言“卓子”，通“桌子”，它与后代的“钱桌”，应是一脉相通的。与此时间相近，又有关于“卓铺”的记载。据记载，嘉定初年称提纸币，湖南路转运判官林行知受命负责本路称提，他多方努力，“措置卓铺有方，新会之颁，湘民按堵无意外之恐”，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宋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朝散大夫直秘阁主管亳州明道官林公（行知）行状》）。所言“卓铺”显然是经营纸币兑换的。又方大琮《铁庵集·与范卿守镕书》内言：“某伏拜赐书两事之教，端诵数四……其所关系非独莆郡而已，近得远处书，皆言官司……秤楮之扰……秤楮照闽中诸郡之例，出官镪分卓铺，邻邦所共行者，乌得独异。”其述把官钱分给卓铺以秤提纸币，且讲是“邻邦所共行”，说明福建一带都如此做，则应都有卓铺。又《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一蔡久轩《奸赃》判语：“朝廷行下秤提，官司日久废坏，馀干县典押陈闰蔑视行移，全不措置。本司委通判到县体访，其陈闰者，乃酣饮于尼寺、妓馆，亦不出接通判，及反受卓铺支十四等赇嘱。吏之无状，未有如此者。今据所招罪犯凡数十项，曲法计赃凡一百单一贯，决脊杖十五，刺配二千里州军牢城。”其中也言及“卓铺”，且与秤提事相关。这三例中的“卓铺”也应是经营纸币与铜钱兑换业务的。
对“钱桌”，明代一部不登大雅之堂的“杂书”《江湖奇闻杜骗新书》中有一篇《诈匠修换钱桌厨》作了如下的说明：
建宁府凡换钱者，皆以一椅一桌厨列于街上，置钱于桌，以待人换。午则归家食饭，晚则收起钱，以桌厨寄附近人家。明日复然。
这与西方人对西欧银行最早的发端形态的说明如出一辙。明朝灭亡前夕，曾努力推广铜钱，同时大力禁绝私铸钱。崇祯十六年（1643）十一月，明廷下令“京城所有钱桌、钱市，着厂卫、五城衙门严行禁饬巡缉”，查处私铸钱（孙承泽《春明梦馀录》卷三八《户部四·宝泉局》）。《续文献通考》卷一一《钱币考》引某氏《谈往》说，当时实行严刑峻法，“督理街坊钱桌，有私钱一文笞三十，二文徒一年，三文遣戍，四文斩首。”撰于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的《续金瓶梅》第十七回载：“只有汤来保一向得了西门庆的本钱，在河下开了酒饭店，门前又卖青布，开钱桌，极是方便，吃得黑胖。”反映的应也是明代的情况。这些记载都说明明代已有钱桌在从事货币兑换业务。
钱桌在清代首见于记载是在康熙年间，康熙二十八年（1689）十月，副都御史许三礼参奏原刑部尚书徐乾学贪赃，言及：“布商程（陈）天石新领乾学本银十万两，在大蒋家胡同开张当铺，其馀银号、钱桌发本放债，违禁取利，怨声满道。”（蒋良麒《东华录》卷一五）即是说作为朝廷要员的徐乾学，曾与人合伙开当铺、银号和钱桌。清代前期讲钱桌讲得具体的，有雍正六年（1728）二月河南总督田文镜的奏折。当时出现了银贱钱贵的问题，皇帝让各地方大员讲讲处置的意见，田文镜就讲到钱桌，他说：“制钱虽为流通之宝，但欲其散布民间，到处充盈，不得不藉于钱桌之贩运。至于钱桌贩运，原为图利，利之所在，人方争趋。钱止数千，尚可手提肩负，多则须骡驮车载矣。水路则须舟船装运矣。其脚费皆钱桌所出，犹有串索麻斤人工饭食店租牙用俱所不免。由宝泉、宝源二局出而散之于京畿，由京畿而至各省，由各省而至各府州县，由府州县而至大小村庄，经由几人，更换几手莫不从中取利，而利即在此钱文之中。譬如以银一两易钱一千，换之于彼，即权子母必不肯听，彼仍以银一两易钱一千矣。再易一手，其利即倍。夫国家制钱每一千文作纹银一两，无人不知，然小民散处各省，不能尽赴宝泉、宝源二局以银易钱，是非钱桌贩运，决不能使钱文流通。若中无利息，又不能使钱桌贩运。钱桌惟利是图，斯不顾小民之艰难，而钱价日昂矣。”田文镜很明白地讲了钱桌的社会功能及官方与钱桌彼此依赖的关系。因为当时银是主币，社会生活中用银的机会比用铜钱多，但清朝前期铜钱铸造数量少，出现了一时的银贱钱贵的现象。而官方要推广制钱，又没有常设的发行系统，只好靠民间的钱桌帮忙。钱桌是商业机构，它们的投放发行是谋求回报（即利润）的。这就造成钱桌兑给百姓铜钱时，必定要有折扣，即不能按官定比价（也就是官方兑给钱桌时的比价）进行兑换。
钱桌光从扣除中取利，似尚不能满足，田文镜又讲了钱桌另外的取利途径：“臣尝留心体察，从前钱桌俱有沙板、锤扁两项钱文……此一项钱大约用银六钱即可换一千，钱桌每制钱一千，即搀入沙板、锤扁三四十文不等，小民换去，亦得行使，钱价反得少平。今将沙板、锤扁一概剔清不用，则钱桌净换制钱，其价更贵。”显然，田文镜主张对钱桌适当搀假采取纵容态度。这种策略其实是留有隐患的，那就是难以掌控搀假的比例。而此后清朝官方遇到的问题往往是劣币驱逐良币，市场上有时竟找不到合格的制钱，这与官方的纵容是密不可分的。值得注意的是，田文镜所讲的钱桌，实际上已包括有相当规模的钱业店铺。因为田文镜言及“盐商字号大店之钱，并不零换，必须钱桌整兑”。那么，能同盐商作整兑业务的钱桌，决不会是那种只有一桌一椅的小商贩了。田文镜主张加强对钱桌的管理：“臣请敕部将钱桌价值酌一定额，除串底、官利钱外，不许擅抬时价。”（《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一二六之一二《朱批田文镜奏折》）
在清代最兴盛的乾隆年间，钱桌仍然存在。据载，乾隆二十年（1755）八月“福建巡抚钟音奏：‘闽省钱价未平，民用未裕。查州县征收钱粮，户民赍钱交官者居半，积至数千贯，发牙铺典商易银。是官署囤钱，商铺贩钱，何能平价。臣饬属不许违例收钱，其一钱以下应收制钱，令三日内分给钱桌，平价易银……’得旨：‘妥协为之。勿因去弊而反滋弊也。’”（《清高宗实录》卷四九五）乾隆五十六年三月丙子的“上谕”中言及，当时私铸小钱泛滥，四川、湖广、江浙等地都有发现。而署江西巡抚姚棻奏称：“本年正月。据新建县知县等、访得吴城镇钱桌，有私搀小钱之弊。随委员密往查拏，于龚洪烈等家，起出小钱六十二千，俱系旧钱。经饬司提犯严讯，据供，因见官买每制钱一换小钱五，该犯等起意用制钱一换小钱三。小民乐于私售，积有成数，即在沿河摆桌搀用，并非私铸转贩。”皇帝批示：“即非私铸，亦当严处。”（《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七四）
钱桌在清代小说中也颇见。例如清人李绿园所写《歧路灯》中就屡次言及老郭银钱桌子。在此书第五十八回内，讲兵痞、赌棍虎镇邦骗谭府少爷谭绍闻赌钱，他拿出六个银锭，取其中一个给开赌局的夏逢若还欠债，然后与谭绍闻、小豆腐等开赌。由于虎镇邦作弊，谭绍闻输了九百两银子。这时遇到无赖姚荣搅局，虎镇邦就乘机脱身，装起五个元宝，对夏逢若说：“我有罪，失陪了。那一个元宝，你酌夺去老郭银钱桌子上回赎罢。”在第五十九回中又述：“虎镇邦哈哈大笑道：‘……当下我要出差，往江南高邮去，大约两个月，才可完这宗事。你们慢慢的要（谭绍闻欠的赌债），千万不可逼得紧了，打断了他的想头。我如今上老郭钱桌上，讲那宗饷银换钱的事，还抽一张旧押票。’”第六十回述：夏逢若得了小豆腐还的赌账一百二十两银子，拿其中五十两，“到老郭钱桌上换了制钱，分成六分儿”，分给参加骗谭绍闻的“功臣”们。
清代西周生《醒世姻缘传》中也多次述及钱桌。此书第一回述，武城县的势利小人们听说晁秀才选了知县，又得了天下第一个美缺，就纷纷来拍晁秀才儿子晁大舍的马屁：“那城中开钱桌的，放钱债的，备了大礼，上门馈送。开钱桌的说道：‘如宅上用钱时，不拘多少，发帖来小桌支取。等头比别家不敢重，钱数比别家每两多二十文。使下低钱，任凭拣换。’……”“这个晁大舍原是挥霍的人，只因做了穷秀才的儿子，叫他英雄无用武之地。想起昔日向钱铺赊一二百文，千难万难，向人借一二金，百计推脱，如今自己将银钱上门送来，连文约也不敢收领，这也是他生来第一快心的事了！送来的就收，许借的就借。来投充的，也不论好人歹人，来的就收。不十日内，家人有了数十名，银子有了数千两。日费万钱，俱是发票向各钱桌支用。”晁大舍并没有给钱桌银子，就从钱桌拿到制钱，说明钱桌也兼营放贷。在第十回又述：晁大舍害死了妻子计氏，引来官司，而本县官吏索贿叶金六十两，晁大舍只好“差了人各处当铺、钱桌，分头寻觅足色足数金银，分文不少，托得二人交付进去”。第十一回述晁大舍妻弟“计疤拉又想起那一日，在钱桌上换钱，（晁家家人）晁住正在那钱桌上换金，见我走到跟前，他便说：我转来讲话，你且打发钱。我问那钱桌上的人：晁住在此作甚？他说：有两数金子正在要换，讲价不对，想还要转来哩……”但小说中又称钱桌为钱局子、钱柜、钱铺，说明钱桌不只有一种称呼。另，钱桌经营规模逐渐变大，说明钱桌已向钱铺、钱庄过渡。到清代晚期，钱桌见于记载越来越少，钱铺、钱庄则越来越多地见诸记载。总而言之，钱桌是我国古代货币金融史上的一种有意思的现象。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6年第10期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