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医院医生的水平，直接关系到皇帝、皇后、嫔妃、大臣们的性命。虽然建立了严格的医生选拔制度和培养体系，但是因剥离不了官僚体制，太医们在执业中是奴才而非医生，使很多优秀人才难以施展才华。

明清时期，在中国名医行列中，明代李时珍堪称一流。李时珍家族世代行医，祖父为乡间“铃医”，父亲五十岁后被举为贡生，并被推荐到太医院做吏目。李时珍13岁时在黄州就一举考得秀才，少年得志，之后三次乡试失败，便继承祖业，发奋学医。他先随父亲行医，后独立行医，很快崭露头角，在武昌救了楚王之子，被楚王聘为王府医事，后又被推荐到太医院任职。

但是，由于李时珍崇尚苏东坡既不趋炎附势也不降志媚俗的秉性，在官僚气息浓郁的太医院，在为皇帝、皇后、嫔妃等达官贵人服务过程中，实在难以左右逢源苟且偷生。最终，李时珍托病归乡，用了27年时间，完成了中华民族史诗性医学巨著《本草纲目》。成书之时，李时珍已逾花甲之年。之后为出版此书，李时珍又从万历八年（1580年）奔波到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整整用了16年。一个大明太医院的医生，一心为苍生活命而终其一生的医学追求，让人敬仰，也让人慨叹。

明末张介宾与李时珍异曲同工。张介宾先随军从医，58岁时返乡精研，最终成为与张仲景、李东垣齐名的一代良医。张介宾创造了“医易同源”医学理论与实践，也是远离朝廷后创造了经世学说。

被乾隆皇帝两次诏入太医院为大学士及中贵人诊病的清代名医徐大椿，为清代医道做出了非凡贡献，《清史稿》中为其立传。徐大椿是江苏苏州人氏，生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卒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署名的著作有《难经经释》《神龙本草经百种录》《医贯砭》《伤寒类方》等50多种。徐大椿的医学著作，从元气论、古今论、同异论、鬼神论、医德论等多个角度，辩证地把中国医学的望、闻、问、切和病理与药理、医道与治道、病与症等进行精辟阐述，尤其是“医为人命所关”“行医之要，惟存救人”“心术纯正”“医术即心术”等论断，永远是医者的执医要义！

以“治国良相，世代皆有；著书良医，无一全人”开篇的清代名医王清任，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嘉庆七年（1802年）到京行医。经过40多年执业，出版了名噪京师的《医林改错》，告诉人们医家理论来源于实践，必“亲临其症”，取得治疗的直接经验，才能著书立说。

说完与紫禁城关联的名医，再说说紫禁城内的大夫。他们经过了严格的层层选拔，少有庸医，但是名医也少有。为什么？因为紫禁城的医生是否能成名，关键在于医患关系，或者说关键在于诊疗对象，在于皇帝的医疗观念。所以在紫禁城当医生，出名就别想了，能保命就不错了。李时珍、张介宾、徐大椿、王清任等，在尝试过当御医的另一种“厉害”后，都纷纷看破太医“打掉牙齿和血吞”的甘苦，回到民间了。

御医人生“过山车”的故事，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史载紫禁城“六百年一遇”的名医刘声芳，由民间招揽入宫，其行医风格符合太医院的特点。入宫后，先后给康熙、大阿哥福晋等看过病，逐步得到重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刘声芳被升为太医院右院判；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因为将宫女治死，受加级革退处分；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因“开错药方”，被内务府提出降三级、罚俸一年，被康熙赦免；康熙末年，升任太医院院使；雍正年间升任尚书、加太子太傅。然而，因雍正对医学涉猎不多，刘声芳的命运便注定了以悲剧告终。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不堪高负荷的工作，身体撑不住了，乞求“长生不老药”。大量服用后，身体每况愈下，便怀疑是刘声芳不作为导致，把气撒到了刘声芳的儿子身上，革除其在户部的任职。一个多月后，又以“玩忽职守，居心巧诈”而将刘声芳一撸到底，将赏给其儿子的功名也全部收回。一年后，刘声芳抑郁而终。

至此，紫禁城再无名医可言。

余晖烁古照来人。绵延的宫殿，说不完的人和事，讲不尽的宫内宫外传说，最终都凝聚到那些可圈可点的文化生活和精神气象上。

文学艺术百废兴。明代诗词虽然无法与唐宋相比，但是，明成祖建紫禁城、迁都北京后，打造了独树一帜的京味文化，使大明出现了以北京文坛执全国牛耳的鼎盛局面。

包罗万象的《永乐大典》，见证了明代文化繁荣，堪称中国文化的瑰宝。这套由明成祖倡导、作序并御赐书名，涵盖了经史子集、天文地理的“百家之最”，体现了明代渴望古代文化回归的理念，站在元大都把中国历史推进一大步、顶级文化精英汇聚于此的臂膀上，成祖要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基于此，大明文化梦想在传承弘扬中不断代谢升级，大明文学艺术进入自己的高光时刻。

文/楚建锋（教师、杂文家）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