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会试，主考官徐桐看到考生梁启超的试卷，觉得他文章天马行空，标新立异，跟自己当年厌恶的“狂生”康有为极其相像，于是，天资聪颖，满腹学识的梁启超就在科举场上，止步于“举人”。因为气息相投，康梁成为师生，也因此，中国历史记载中的梁启超，至少在教科书上面，再没摆脱与康有为的关联。作为“康梁”中的“梁”，他似乎是一个追随者的角色，即便在影响了中国历史的百日维新、载进史册的“戊戌六君子”事件当中，梁依旧只是作为“康党”中的一员，以老师身边最得力学生的面貌出现。

在其后漫长的“流亡”岁月中，如果他一直追随其老师康有为，以老师的认知为认知，以老师的眼界为眼界，那么或许在后来人眼中，他可以被忽略。而梁的独特性似乎得益于他某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一与种时俱进的能力。他像是一个站在时代之十字路口的人，当旧识与新知在他身上不断发生互斥与冲撞，他选择融合、汲取、变化，他被那个崭新的世纪与世界教育或教训，他性格当中的好奇心部分与开放帮助了他。在所谓的“亡命”的过程中，他“被迫”去面对一个与他的旧知识毫无共性，绝对陌生的海外世界，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将自己蜕变成一个崭新的梁启超。

历史的考证有其有趣的一面，就是从当下看从前，后人看前人时，那些历史人物的过往人生，经历转折，往往不是按牌理出牌，总有出乎意料的时刻，各种机缘与巧合或半推半就，化腐朽为神奇。我们注定不能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但也因此而多了推想的乐趣，各种可能都可以使之有合理的逻辑。

与梁启超旧瓶兑新酒不同，许知远似乎正相反。许知远的教育体系与他的成长时代，令他成为一个在自觉意识上，读书取向更偏向西方阅读的人。这样跨越时间长河的两个人，如何以一本书建立联系？许知远在怎样的世态与心态之下，是否因某种情绪、秉性上的暗合而被这个并不被深度熟知的历史人物击中，引发出他的兴趣与理解？并且去走过他走过的路？去体会他经历的场景？于我们而言，他的新作《亡命》让我们知道，跨越了百年的这两个人，有一个相同的思考和交织的视角——中国人，如何认识世界？

从18世纪起，海外华人就构成一个新的族群，“淘金潮”，《排华法案》，庚子赔款的留学生，构成一个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新世界。到建立了国于国的贸易往来，就产生更为广泛的海外华人社群。对于这样的社群，我们从前未必真的了解，各种记录只能散见于不同地方的博物馆、各类型历史书籍里面。但这个说不上大的海外华人群体，却不可否认地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许知远的梁启超第二卷《亡命》，似乎就显示了这样的一个野心——以梁启超的眼为眼，看那个时代与历史背景下的华人世界。

完成这样的野心并不容易，和第一卷《青年变革者》相比，许知远明显考证了更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更将自己置身于环境当中。置身于具体环境当中，是一个写作者更容易靠近想象的行为，特别是当某种场景依旧被布置成历史中的情境时，头脑中那些在纸张中阅读到的名字就会被迅速的呼唤出来，构成一个想象中的历史真相。亲近场景与大量考据，使《亡命》充满丰富的细节与合理推断。在新一卷的《亡命》中，许知远也似乎更多了耐心，正渐渐与笔下的人物气息融合，节奏更趋缓而文风更稳。在这一卷，我们看到梁启超作为人的生动，除了不容置疑的才华，天生的好奇心，在那个时代相当鲜有的开放心态与学习能力，也同时看到他的妥协，纠结，甚至虚荣心。

《亡命》是一本出乎意料的好书，一部非虚构写作力作，史学性与文学性兼具，文字表达更不流俗。当一章一章连续阅读下来，会被当中细节的生动描绘所引领，在眼前如电影一般的画面感之下，一个梁启超慢慢舒展开来。

写一部具有意义的书，或许是许知远更愿意呈现出的一面。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