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丰年百年诞辰，《辛丰年先生》一书适时出版，在前不久的一次纪念性聚会中，亲朋们畅聊了心目中的辛丰年。这位编者严晓星眼中永远的严老，出版人曹雪峰心中一个可以影响我们生命的老人，家人眼中有点儿倔的老宅男，在给读者带来的精神馈赠和遗产中，成为永远的辛丰年。

回望上世纪80年代的美学启蒙，是我国重要的文化启蒙遗产，对于大众审美的整体形成意义重大。辛丰年先生是其中一股重要的支流，他在西方古典音乐方面的启蒙影响了非常多的人，一直到今天。

辛丰年一生坎坷，原名严顺晞，出身豪门，1945年投身革命后改名严格，53岁平反退休继续少年理想，开始大量购书读书听音乐。辛丰年是其笔名，即英文Symphony（交响乐）的译音。

1987年1月，辛丰年的《乐迷闲话：欧洲古典乐坛侧影》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立即倾倒了无数西方古典音乐爱好者。“辛丰年”这个名字也开始为众多爱乐者所知。1989年，辛丰年在《读书》杂志开设专栏，前后持续九年，佳作迭出，更多的人通过他的文章熟知了他。2013年，辛丰年先生在南通去世。

“父亲的真诚也可说是一种较真”

复旦大学教授严锋是辛丰年长子，儿时就对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记得父亲对自己非常好，是与一般父母不一样的好，“每天吃完晚饭，他会带我去外面散步，在田野上一走一个多小时，跟我讲各种各样的事，我觉得他简直无所不知。”

严锋体会父亲身上最可贵的品质是真诚，“他的名字就叫严格，真是名如其人。”不过严锋觉得父亲的真诚也可说是一种较真。“他较真有时到了刻板的程度，对一个事情的真和假，他不是以别人的看法为标准，也不是以时代和社会风气为标准，他有自己的标准，这有时让他显得和环境、和社会，甚至和朋友家人都格格不入。”严锋亲眼见过，父亲的老朋友到家里来看他，他表现得很不耐烦，因为他想看书，有一次他竟然真的拿本书自己看起来，把客人晾在一边。

严锋眼中的父亲还深具“真”的品质。他回忆：“‘文革’时，有一次我借到一本巴尔扎克的《贝姨》，这本书在当时被认为是非常腐朽的，结果不小心被我父亲发现了，我非常害怕，谁知他拿了一看，很平静地说：‘这是一本好书。’”这句话让本以为要讨一顿好打的严锋惊讶万分。长大后严锋仔细思考过父亲的这种“真”来自哪里，“他没上过大学，因为战乱，只读到初二就肄业了，所以我觉得他是天生的，是一种生物学的遗传特质。”

南通师范学院前教员范建是辛丰年的外甥，他对舅舅印象最深的是他与小辈的平等沟通，“他跟我沟通时，特别想知道的是我对一件事怎么理解。”外甥和舅舅间有很多话题讨论，讨论后辛丰年要求范建思考，再见面时把成熟的想法说给他听，而且不能只谈观点，要论证。

“他知道我对党史感兴趣，就嘱咐我，党史不能孤立地研究，另外读史要从细节上读。他不是说从细节上考证，而是要从细节上去积累。”这一点，范建至今都记得清晰。

舅甥俩也聊过音乐。辛丰年问范建在师范教何学科？范建答教教育学。“他说教教育学你不懂音乐吗？我说有音乐老师呀。他说你教这些不涉及美学的吗？我说也有一点点。‘你说我听听！’我就说中国有‘宫商角徵羽’五声，‘十二平均率’是西方的。他说你这太肤浅了，这两个不同是最基本的。你现在教教育学，学不学心理学？我说心理学是我的基础课。他说你刚才说的十二平均律和五声律，儿童听到在心理上有什么反映？我说我没考虑过。他说这你就要钻研呀！”

从范建的描述中不难得知，辛丰年对于各种知识都有一种喜爱，继而会深钻进去。“你讲一点点，他就能给你发散出来，他是这样的思维方式。”范建说。

在辛丰年次子严锐眼中，父亲最大的特点是重感情。“我母亲1971年就患病去世了，2013年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发现四十几年前我母亲写给他的信整整齐齐地放在一起，都已经发黄了，但全部收得好好的。他之前经历过很多苦难，当年从福州军区被押送到南通县的五窑公社劳动改造，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这些东西居然还能保存着。”

严锐从小不在父亲身边，因为母亲去世时他只有3岁，而当时辛丰年被遣返到南通县劳动改造。严锐说：“他是少爷出身，不怎么懂生活，也没办法带两个小孩，当时我哥哥7岁，所以他就带了哥哥去劳动，把我寄放在常熟姨妈家里，直到1978年我10岁时，才到南通来和他在一起。到2013年，我跟他整整生活了35年，我哥哥上大学就去上海了，等于是我们父子俩始终相依为命。”

辛丰年生命的最后半年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不认识儿子，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严锐把父亲最喜欢的一些音乐下载到手机上，每天晚上放给他听。这一放就令人惊叹：“他马上就兴奋了，曲名记得清清楚楚！”

更奇妙的是辛丰年去世前一天，严锐按惯例晚上放名曲。他记得那晚父亲特别兴奋，在播放《军队进行曲》时，马上跟着唱起来，同时打着拍子。还放了一首《蔷薇处处开》，严锐以为是流行歌曲，辛丰年纠正说这首歌解放前就流行了，作者是陈歌辛。音乐放完手机关掉，辛丰年临睡之前说：“想不到我临死前，还能听到这么美好的音乐。”第二天中午，辛丰年在家中去世。

“音乐人可以在文化方面受益 文化人可以在音乐方面受益”

辛丰年晚年忘年之交不少，虽然他爱惜时间要读书，却也同样珍惜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的相聚。

画家余曾善说，在和朋友去严家之前是见过老先生的。“他在我们楼下的小林子里散步，穿军装戴帽子，老有精神。”在余曾善心目中，这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人。上世纪90年代初，一次辛丰年拿一张刚买的德流士放给来客听，放的是《翻山远去》，并介绍说德流士这一段像一幅水彩画。余曾善“印象老深”，后来他也买了德流士唱片回来听，这又带给他一次记忆刺激，“那时周围养狗的还不多，我正在听《翻山远去》时，突然传来几声‘汪汪汪’的狗叫声，哎哟我觉得跟这个音乐老结合了。”

另一位忘年交吴维忠，为辛丰年编过一本名为《音乐门铃》的集子。为什么叫“音乐门铃”？就是因为他进严老家时，先按响了他的门铃，“也就进了严老家的门。”吴维忠说。

吴维忠感知到的是辛丰年的密度、深度与广度。

所谓的密度从他的读书上最能体现。“我们那时候买书或者唱片，基本是贵的错着买，然后换着看换着听。我们都读戴名世的《南山集》，那是一本只有六七十页的小册子，很便宜，就一人买一本。有一次在聊天的间隙，我翻他看的那本，对我真的像惊雷一样！”

“我从小因为自学，有在书上写写画画的习惯，我一看人家也写也画，可跟我大不一样。”辛丰年的方法是做提纲挈领摘要点，一大块文章，他边读边找关键词句画下来，有时在书页边略记几笔。吴维忠感觉这是能使思维得到多方面的训练读书方法，“就像‘树攀藤，藤攀树’，他这个读法不是藤攀树，他是直接从藤里蹿出一棵树。通过他在书上的标记，能够发现他的思维密度，就知道他读书时思想有多么集中。”辛丰年这个读书法，吴维忠学习了，直到今天一直照用，由此感知到老老实实看书的妙处。

吴维忠认为，深度和广度，是辛丰年为人所爱的原因，“从辛丰年这里，音乐人觉得可以在文化方面受益，文化人觉得可以在音乐方面受益。”或许辛丰年的深度是文化的深度，广度是音乐的广度，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更符合大众的感受，“具体解释就是从文化的角度听音乐，中国文化跟中国历史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对于历史、典籍，从文化角度去看，就像音乐在文化里一个很大的泛音。”

《辛丰年先生》一书的编者严晓星说，辛丰年先生年轻时是写诗的，当时和他一起写诗的诗友，最有名的两位还健在，一位是在南京的丁芒，一位是在南通的沙白。据他们当时的“带头大哥”章品镇先生说，写得最好的不是沙白也不是丁芒，而是辛丰年和郑注岩。辛丰年年轻时不光对音乐，还对美术、文学、历史非常有兴趣。严晓星曾经问辛丰年为什么学英文？他说是为了看司各特的小说，“他是一个非常纯粹地跟着自己兴趣走的人”。

每收到新一期《读书》 首先关注的是有没有辛丰年的文章

很长一段时间，辛丰年接触的主要群体是编辑。在北京，有《读书》的扬之水；在上海，有《音乐爱好者》的李章；在南通本地，有南通日报社副刊部的前负责人吴盈。

吴盈也是90年代初在《读书》上注意到了辛丰年的名字和他的乐评文章，他当时对西方古典音乐也很喜爱，所以，每收到新一期《读书》，首先关注的就是有没有辛丰年的文章。

后来，《读书》杂志某一期的编后记中提到辛丰年，吴盈才知道原来这么好的古典音乐导师居然和自己在同一个城市。吴盈想去找这个人，但因为辛丰年是笔名，一时竟无从寻找。1992年吴盈到南通日报社任职，不久又在一期《读书》的编后记中读到了辛丰年，《读书》编辑写道：“我们要去上海组稿，顺便要到南通去看望仰慕已久的辛丰年（大意）。”这大大刺激了吴盈，他想：我们本地的媒体对这么知名的人物居然完全不知道，这怎么可以，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找到。

严晓星感慨，辛丰年的真人，走进爱好者视野中来的时候，确实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严家的门不知道被我们惦记了多少次，并且真的是过了多少年，我们才敢踏进那扇门！吴维忠说：“是的，进门之前，我至少做了一两个星期的工作，去见一个不认识的人，只是因为读了他很多文章。”

最终，吴盈通过在文联工作的朋友找到了他，那是辛丰年的一位退伍战友。吴盈随后也了解到，当时文学青年朋友圈好多人已经知道了“辛丰年就是当年的严顺晞，后来参加革命改名叫严格”的那个人。

吴盈第一次到严家见老先生，看到的是一个简朴之家。“家里有一架钢琴，一个旧书橱，还有一张书桌，勉强放了两把椅子。桌上有几支圆珠笔，还有一些稿子什么的。严老写文章好像都要用复写纸，他留底稿，就给我这么个印象。”

随着拜访的次数渐多，吴盈每次都会和辛丰年聊上一会儿。可是讨教起最向往的音乐来，吴盈感觉差得太远，以至无法深谈，但老人家非常和善，有时会就吴盈所关心主动找些话题。“比如国际国内形势、南通市内的新闻，他会和我谈这些。”这常使吴盈如释重负，也感念和体会到老人的善良和对他的体谅。

有一年新年，电视台有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吴盈和报社的几位同事想到：“严老肯定在家里听音乐会，不妨晚上去敲敲门吧，说不定还能抓一篇稿子。”不料想结果令人失望，“他老人家根本不在看，而且提都没提新年音乐会，他在灯下写他的东西。”这也令吴盈不再好意思总去“打扰”辛丰年，“因为他的时间确实宝贵，他要用来读书写作。”但后来辛丰年的视力渐弱，写字手也抖，吴盈记得当老人家告诉他自己写字很困难时，心里着实有点儿难过。

吴盈还记得帮辛丰年做过一件小事。那是他一次要出差去北京，他告诉辛丰年，辛丰年说，请你帮我带个东西给《读书》编辑部。“是一封信，还有一个小包，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谁知随后情况发生变化，吴盈不能前往北京，便将所托之物请一位朋友带去。“这位朋友跟我很不错的，人也可靠，但当我把这事告诉严老时，他脸色就不对了。”这是吴盈第一次看见辛丰年的不悦神情。直到朋友到北京尽心尽责将东西交给《读书》编辑部，回来后如实转告，辛丰年仔细听后，才又高兴起来。

吴盈记得一次辛丰年高兴的样子，在他的印象中这样的高兴很少见。“他告诉我他拿到了张爱玲的《对照记》，那时候内地可能还没出版，他不知道从哪儿搞到的，如获至宝，就对我‘炫耀’。”《对照记》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装帧非常精美，是当时少见的铜版纸印刷。辛丰年的高兴样貌以及与之接触的零零碎碎的事情，现在都时常浮现在吴盈眼前。

“如果严老还在 我可以带上新收获去跟他一起分享”

辛丰年也有不少其他行业的朋友，也可以说是崇拜者。如银行职员沈俊、南通市文联工作人员陈建华、摄影记者黄哲等等。

在沈俊心目中：“严老平易近人，交流起来无障碍，而且他会好奇地问你他想了解的很多领域的问题。”辛丰年这种对世界不断探索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特别是根据自身的兴趣不断延展自己的广度和深度层面，深深地影响了沈俊，这也使他在辛丰年去世后的十年中，感觉到了自身的长进。“如果严老还在，我可以带上新收获去跟他一起分享，相信他会非常开心，我经常在想这个事……”

沈俊是一位资深地图收藏者，他曾经找到了当年南通砖瓦厂那一带的地图，在这份地图上，他精准描绘了严锋牵手老父亲散步的路线。严锋看到后，非常激动。沈俊还收集辛丰年的书籍，都收全了。收入辛丰年文章的其他集子，他也悉心收集，觉得“从他人的角度来评判严老的哪些文章可以入选，也很有意思”。

“如果还有机会拜访严老，我会有很多问题。现在想想蛮遗憾的，当时问不出太多问题。”沈俊说因此现在非常珍惜时光，希望多读书，让自己有更大长进。“严老1976年退休，那一年他53岁，之后他就专心读书写作。我现在48岁，如果5年之后让我退休，我能迈出这一步吗？”这也是沈俊时时在想的一个问题。

辛丰年不爱抛头露面，但他的照片上过《江海晚报》的头版，这件事说来很有意思。照片是南通日报社摄影记者黄哲拍的。那天黄哲接受采访任务，去一个画展拍摄。在现场，他看到一位老先生在一幅画作前非常专注地欣赏，黄哲敏锐地按下了快门，后来这张照片被安排发在了报纸头版。黄哲非常崇拜辛丰年，但他不知道这个老头儿就是辛丰年。后来辛丰年对黄哲有一句评价：“此人不俗。”要得到辛丰年这个评价可不容易，要知道他和人聊起天来，有时候会说：“俗不可耐！”

南通市文联工作人员陈建华坦言：也是先看到《读书》上辛先生的文章，再见到他本人，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却这么有学问，文章写得这么好，对音乐研究这么深，在全国有这么大的影响。他不由得想到当年鲁迅先生在上海，日本青年增田涉在小巷子里问路，刚好遇到鲁迅先生，他提的所有问题，鲁迅先生都即刻给他恰当的解答。增田涉后来感慨中国真是了不起，在一个普通的巷子里就有这么有学问的人。陈建华去拜访章品镇先生时，章先生卧病在床，听说客人由南通来，便用手指敲着自己的脑壳说：“南通，南通——严格！南通还有谁呢……”还有谁，他想不起来了。“你看，感情多么深厚。”

今年是辛丰年先生100周年诞辰，逝世10周年。他逝世的时候，亲朋好友都没有特别难过，因为他的一生是圆满的，无论他对自己的要求，他的生活状态，他去世的过程，都非常圆满。

辛丰年先生的书桌，现在在吴维忠家里。吴维忠天天坐在辛先生用过的书桌之前。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