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 年夏

巴黎的这个周末看似平静。入夏几个月来，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不祥的气氛。乡下农民骚乱的消息传进城来，巴黎人忧心忡忡地看着国王一直忙于部署防卫。这个夏天，政治骚动也震荡着巴黎：平民要求加入新组建的国民议会，国王、贵族和主教们却断然拒绝。不过，路易十六国王最终显然是向民众的意愿低头了，他做出了让步，一场危机似乎已经逆转。这天，托马斯·杰斐逊的马车驶过街道，这位驻法国宫廷的美国公使坚信“胜利……业已达成”，国民议会“具有完全的、不容置疑的独立性”。

然而，杰斐逊有所不知，恰好就在这天，恼火的贵族逼迫国王收回了成命。杰斐逊事后回忆道，“巴黎人大约在一两点钟时获知这一改变”，于是这座城市又开始纷乱不安起来。经过优雅的路易十五广场（如今的协和广场）时，杰斐逊吃惊地看到，广场一侧站着300名全副武装的德裔、瑞裔护卫队。另一侧聚集着愤怒的人群，他们“爬到一大堆石块上，或者蹲在石垒后面。广场上堆着大大小小的石块，本是要修一道通向广场的桥”。杰斐逊发现自己来到了最危险的地方。他刚从那里经过，人群的愤怒就爆发了，人们开始向骑兵投掷石块。前几排德裔护卫策马冲向人群，但遭到了顽强的反击。护卫队中有一人殒命，他们便放弃了广场。杰斐逊在回首此事时意识到，那正是“全面起义的信号”。两天后，也就是1789年7月14日，另一群巴黎人冲进了巴士底狱，武装自己，投入战斗。

从1784年起，杰斐逊就住在巴黎。在他的妻子芳年早逝后，国会请求他代表美利坚合众国与大英帝国进行和平谈判，他就像溺水的人抓住绳子一样，抓住了这一任命。他趁机逃离那些铭刻在家乡蒙蒂塞洛（Monticello）风景中的痛苦回忆，带着12岁的女儿玛莎（Martha）横跨大洋来到法国。三年后，玛莎的妹妹玛丽亚（Maria）跟来团聚，与她同行的是女奴萨莉·海明斯（Sally Hemings）。

早在1789年夏天那个命运攸关的时刻来临之前，巴黎就已经改变了他们每一个人。法国大革命的温和派绞尽脑汁地构想政府改革理念，他们找到杰斐逊，鼓动由他牵头举办一些研讨会，因为众人景仰他对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巴黎也教他学会了欣赏法国贵族的假发和优雅的丝绸时装，他也在这里爱上了法国的艺术、建筑、家具和书籍。玛莎也像父亲一样，对政治极感兴趣。她的帽子上戴着革命的徽章，德·拉法耶特将军（General Lafayette）骑马走过巴黎街道时认出她并向她脱帽致意，惹得她的朋友们羡慕不已。甚至小玛丽亚也变了。起初她被留在弗吉尼亚，当杰斐逊写信让她来巴黎团聚时，她并不情愿。但是，到了巴黎以后，这个九岁的女孩变了，她已经对巴黎的美景完全习以为常。等全家人回到弗吉尼亚，在返乡第一站的诺福克看到战后的断壁残垣时，她哭得声泪俱下。萨莉·海明斯学会了打理杰斐逊的丝绸衣物和亚麻床单，还有他女儿的时髦衣物。她还学会了法语。在这个法国历史（以及杰斐逊家庭史）上的关键时刻，她学到了能挣钱的本领，也看到了过上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那与她在弗吉尼亚所熟悉的奴隶生活截然不同。

然而，1789年秋，她答应与杰斐逊及其女儿们同行，乘“克莱蒙特号”船回到弗吉尼亚。但是，等待他们的会是个怎样的国度？新当选的总统乔治·华盛顿组建了政府，他面临的挑战是，要将宪法中写在纸面上的政治制度转化为一个能高效运作的政府，问题多多，首先便是决定宪法的开篇之语“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这一表述中包括哪些人。在这个革命年代，独立不光涉及一个不受君主关系约束的国民政府，也意味着个人的自决权。但是，谁有资格来主张这种权利呢？更具体地说，美国革命可能会带来哪些改变？尤其是对女性、自由黑人以及奴隶来说，意味着什么前景？

当杰斐逊一行启航回家后，他们会分别以大相径庭的方式来思考这些问题。但巴黎给他们所有人都打上了永不磨灭的烙印，塑造着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并影响着他们此后做出的选择。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