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订单比去年降了近2/3，大部分客户都在观望。”

陈炬是东莞一家做厂房降温工程的企业的负责人，其客户涉及玩具厂、电子厂、五金厂、制衣厂、制鞋厂等制造业工厂。

“今年天气炎热，给客户做的预算和往年相比并没有减少。往年气温升高的时候，公司的事情很多，业务很繁忙，而今年很清闲，有些客户询价后就没有动静了。”陈炬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因为公司的产品对制造业来说不属于刚需，属于改善型锦上添花的产品。预期不佳的情况下，即使天气炎热，工厂也会选择控制成本。

“大环境不好，前景又不明朗，不敢投资”，成为了不少人的心态。

前不久，东莞市统计局发布2023年上半年东莞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东莞GDP为5262.1亿元，同比增长1.5%，为广东21个地市上半年增速最低，与一季度2.2%的增速相比，也有所下降。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2.5%；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5.9%。

这半年，东莞制造经历了什么？一线企业主感受到了哪些“温差”？又是什么给了他们希望？

遭遇外部市场冲击较大

在中国经济发展版图中，东莞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多年“打拼”，这里酝酿出了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并且拥有强大的成果转化能力。

与此同时，作为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的城市，东莞对国际市场形势也特别敏感。

多家企业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总体原因还是消费动力不足，疫情对各行各业都有影响，收入不确定，甚至失业、断供，导致现在的人们消费与投资都比较保守，“存款的人多，不愿意贷款扩大投资，因为未来不确定因素多，变数多。”

除了外贸型城市的共性特征，东莞也有其特殊性。

此次在东莞调研，不少企业告诉澎湃新闻记者，部分大客户要求其在东南亚设厂。

“俄乌冲突，造成政治紧张。所有大公司都要考虑政府的态度，考虑政策方针，尤其是那些大型跨国公司，很关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希望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中，最好找一条备用的路。”

多家企业负责人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国际关系对企业的影响很大，企业越大对国际关系的关注度就越高。“美国的部分进口商，为了对未来谋篇布局，提出这样的要求。”

“出口还是有影响的，我们主要是出口到欧美、新加坡、迪拜、日本等地，目前我们的美国市场下降百分之二三十。不过对我们整体影响不大，因为我们本身是‘两条腿’走路，内销近几年有两位数增长，基本可以冲抵出口的下滑。”哈一代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森林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成都大运会吉祥物“蓉宝”毛绒玩具的制造，正是来自东莞市的哈一代玩具公司。

“蓉宝”毛绒玩具的制造，正是来自东莞市的哈一代玩具公司。受访者供图

降低经营成本，也是部分厂房搬迁的一个因素。随着广东人力成本、土地成本上升，企业生产成本升高。

“越南很多工厂是东莞搬过去的，因为越南那边有劳动力、税收、美国关系的优势，经营成本比较低。很多工厂与东莞工厂的业务是有冲突的，变成东莞的竞争对手。特别是一些低端的产业。”

一家纺织原料生产企业的负责人谭英岸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原先的客人，原本在东莞生产，后来美国大客户要求其去越南设厂，客人便转移去了越南，“再按照传统模式的话，没有竞争优势，低端、组装型、技术性不高的产品，越南就可以替代你了。东莞与越南比，依然是具有优势的，附加值高一点、科技含量高一点的产业，越南工人做不好。这一批企业搬走也是因为美国的客人要求过去，总是要想办法活着要生存。”

“一些做代工的企业，比如制衣企业、玩具厂、电子组装元件，流水线的、简单的，可能就去越南了。去越南规模肯定要上来，不然在那边开小厂没有意义，规模上来，就必须要抢更多的订单。他本来在东莞，对竞争对手的报价、优势都熟悉，能扬长避短。”

为何与其他外贸城市相比，东莞受到的影响似乎更大？

有企业家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东莞与企业家根植于本地的外贸型城市不一样，原本就是很多外地人与本地人一起建设起来的城市，最初有很多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企业家来东莞开办企业、建设厂房。当大客户要求外迁时，抗拒心理就没有那么强烈。而像宁波这样的城市，本身就是本地人，订单少一点，从别的地方补充就行，对于搬迁会有比较强烈的抗拒心理。

然而，外迁也存在诸多的困难。

“以前这边一个贸易公司，工厂很大，但生产完全外包，很多工厂变成他免费的仓库和生产站。他也可以把价格压得很低，这样他的管理成本就很低。但到了越南不一样，一下投资4个亿，全部一条龙，工人就要增加一两千人。”

谭英岸说，“中国这边的工业技术骨干要去越南，成本会比在国内高很多。就像原来台湾香港人来东莞，人力成本很高。而且，越南工人的工作效率差。相比起来，中国的机器一年开到头是不会停的，除非放假了。”

当下，越南经济也不算好过。“越南今年生意也不好，很多工厂也不好过，肯定要抢订单，要把低端的订单抢过去。”

产能过剩内卷严重，市场缺钱回款慢

2021年，中国出现了订单回流。部分企业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一下子订单如雪花般飞来，很多企业就拼命扩大产能，购买机器、增加投资，有的以前做贸易的企业也转开工厂，因为做贸易那时候拿不到货源，逼着他们自己去建设工厂，导致现在产能过剩。”

经过疫情、俄乌冲突，很多欧洲居民的生活成本上涨，对日常的消耗下降，需求疲软。

“购买率下降，客户的需求疲软，传导到我的客户，我的客户又传导到我这里。本来订单这个蛋糕已经缩小了，中国的工厂又多了很多机器，导致目前的情况。我感到今年最难是因为行业的内卷很严重。”谭英岸说。

2023年8月4日，广东省东莞市，当地一家工厂模具生产车间，工人在工作 视觉中国 图

此前，大部分企业对疫情放开后的市场抱有期待，然而，疫情结束后，并没有如预期般地恢复或快速反弹，导致一定的心理落差。

林秋是东莞一家做消防设备的风机企业的总经理，只要有新的建筑，就需要这样的消防产品，属于建筑市场刚需产品，行业与房地产捆绑紧密，同时也供应各类新建、扩建制造业工厂。

“如果房地产受到影响，对我们的影响就会比较大。”林秋说，大家现在都在过紧日子，开源节流。

市场状况不佳，导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关系也有所降低。谭英岸表示，现在回款周期长了两倍。“以前一般是一个月或四十五天，现在基本要两个月甚至更长。以前是供方市场，基本上按照供货方的要求，后来变成买方市场。而且以前的人做事比较专注，现在还会去扩展其他的行业，这样导致资金周期变长。”

谭英岸回忆，2008年金融危机也有一年的时间，行情不太好。“每到行情不好的时候，回款周期就会变长。去年年底行情尤其不好，很多人的货压在手中，资金回笼困难也就难以给上游供应商及时支付货款。”

林秋说，“和我们合作的那些材料供应商，一直维护得比较好，毕竟我们的口碑在这里。但是可以感受到他们也缺钱，经常通电话，他们说帮个忙确实很困难。以前没有这么明显。”

有企业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市场过去整体比较好，信任度比较高，现在的信任关系紧张，是因为市场不稳定，市场中的钱不多。“现在对私人企业，会做风险控制，或者不给账期，必须给足款项才出货，或者出了货后，严格约束账期，一旦停止付款，就停止供货。”

除了部分共性问题，不同的企业也面临不同的挑战。

东莞徐记食品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最大的挑战是需求收缩、预期转弱可能带来的对消费品市场环境的变化，其他的外部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经济运行。比如，原料价格、人工成本和能源成本持续上涨导致成本增加；市场变化、产品更新换代以及生产工艺的变化对生产线及机器设备、配套设施提出新的要求；新政策实行，如新版GB7718即将公布实施，造成企业所有标签需改版，需投入大量设备、生产排程进行重大调整；职业打假应对频繁，对监管部门及企业都造成困扰；自媒体经常发布不实信息诋毁大品牌，对企业声誉造成严重伤害。

居安思危，像草一样野火烧不尽

尽管面临不同的困难，但此次去东莞，民营企业家如野草一般的生命力还是让人感慨。

哈一代创立于1999年，最初做OEM，产品以出口欧美、日本等国家为主，肖森林创业初期，东莞的玩具产业风生水起，是东莞的支柱产业之一。

后来，开始内销出口“两条腿”走路。随着劳动力人口红利的减退，肖森林意识到，单纯做生产加工不是长久之计，还是需要增加产品的附加值。2005年才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哈一代玩具”，定位儿童，2015年转型做适合年轻人的玩具，另外“吾独友偶”走时尚炫酷潮玩路线，此后哈一代的发展步入快车道。

两次转型，从OEM到OBM、IP的打造，让哈一代活了下来，改变了薄利多销的模式，议价能力增强了。

“在玩具行业中，做品牌的寥寥无几。我们在转型的时候整个行业还比较好，不是因为行业倒逼着调整，而是危机意识，因为人工成本一直在升高。在玩具中做品牌的，我们是先行者。”

肖森林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市场每时每刻都会变，不能固步自封。无论哪一个节点，无论怎么把握，必须追随市场的需求，敬畏市场。市场在高速运行，要提前预测市场而不是让市场等你。“一些商业的项目，商业的行为，它的培育需要一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不提前筹划，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

“民营企业一直都有巨大的危机感，居安思危，总是想着怎么抓住这个机会，如何引领潮流。民营企业像草一样野火烧不尽，就是因为有很强的韧性，有生命力。”肖森林说道。

作为头部的原创潮玩企业，哈一代现在专注于打造IP来提升品牌竞争力。“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要了解当下年轻人的喜好，元素、色彩、文化、习惯都是我们要考量的。设计过程有很多繁杂的程序，市场的调研、设计稿内部评审、开发商品，进入大范围的验证评估、小批量的上市测试等。主推有爆款潜质的，也会持续迭代。”

此次成都大运会，作为特许经营商之一，哈一代对吉祥物“蓉宝”开发了70余个SKU。肖森林说，今年有大运、亚运，对哈一代是加持，抛去赛事正常的业绩也不错，“因为我们主打的是原创的潮流品牌，我们有自主的品牌，所以可能核心竞争力相对强一些。”

多年以来，哈一代已经服务过二十七场赛事。企业只要生存，就有价值存在。“我们在潮玩、毛绒玩具行业里，已经做到领先了，但我们还要继续提高自己，引领潮流方向，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东莞作为国际制造业名城的基础，最不缺的就是工业基础和工业链。与东莞转型的方向类似，从生产制造企业转型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企业，需要思想的解放，品牌的打造、产品的设计、市场营销渠道的建设等，这些都与以前仅仅做生产这一个环节天壤之别。

肖森林表示，以前是靠降低成本来生存，现在依靠文化赋能来生存，提高产品附加值。

“怎么提高风险抵御能力，一个是开发新产品，一个是开发新客户。”谭英岸说道，“从去年底我感到行情越来越难，所以这两年我特别勤快地不断开发新的客户，开发新的市场。我的业务和我的客户反而是更多了。”

他表示，一些工厂的老板，只生产不销售，没有营销的概念，想着产品生产出来了等着生意上门。“今年这个情况已经到比较谷底了。俄乌战争如果能控制，欧美居民消费需求慢慢提升起来，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从去年底我就有针对性地对工厂搬去越南但运营公司还在东莞的客户做准备，去打交道。感到困难的时候，就自己多辛苦一点，多跑一下，多做准备。居安思危的思维很重要。如果盲目乐观，没有做好最坏的打算，对风险的评估不足，形势一旦不好，会导致惶恐，很多的判断就是不理性的，容易做出错误的决策。”谭英岸说。

而这种预判能力背后的因素也比较复杂，和行业经验、资源、获取的信息等有关。

林秋的企业最开始业务在珠三角区域，过去四五年走向全国，今年受市场影响，慢慢又收回到珠三角。尽管房地产业发展受阻，但林秋的企业业绩逆势增长。

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这可能的确和预判能力也有一定关系，从前年开始就与私企的地产尽量减少合作，合作对象快速转向了一些国企、央企开发商。

“经济的底层逻辑还是要做实业，国家恨不得制造业能够发展起来发展得好，掌握话语权。像我们制造业这种实业心里还是比较踏实，更多的其实就是受到市场的、经济整体环境的影响，而不是政府或政策、监管的措施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我们能够感受到政府想大力把制造业做起来，现在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效果尚未明显，但出发点肯定是好的。实干兴邦，我们能做的就是实实在在把活儿干了，才有话语权和标准制定权。”

谭英岸说他这两年跑业务是最勤快的，没事就出去交流，获取信息，有针对性地走走。

“我前段时间跑了山东、天津、河北，都是行业前辈带去的。去了一个星期，感受又不一样了。我们做欧美生意，他们主要做北方生意、俄罗斯生意，看看不同区域的做法和方式，又能学习到很多。这种交流是很有价值的。”

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

多家企业表示，目前的行情可能暂时没考虑扩大投资，但如果行情好起来，也可能扩大，视行情而定。

有企业家建议，中小企业还是需要扶持一下，因为关系到底层的很多家庭、就业、稳定。“别看一个小小的工厂，如果得到国家扶持的话，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会很有动力创造社会财富增加就业。”

有企业表示，这两年贷款融资情况稍微好一点，尤其在疫情结束后银行的支持力度比以前更大一些。企业家建议，贷款融资可以再稍微积极一点，尤其是对于中小微企业。

“银行喜欢把钱贷给那些不需要钱的大企业，然后大企业变坏，因为贷到钱以后就乱投资。而对于小厂，能给他一两百万扶持，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会很用心。”

谭英岸表示，“尽管比过去稍微好一点，但融资问题解决的力度还是不够。我的信用好，从来没有逾期过，规模大一点，流水、税收状况良好，房产独立，所以我才能贷五百万。但很多人贷不到钱，必须用房子去抵押。”

2023年2月1日，广东东莞，工厂的技能大师工作室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与此同时，也有外地企业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以前安全、环保、消防等部门，三天两头上门检查，现在相对频率降低了一些，因为市场行情不太好。

也有不少企业担忧税务相关问题，“很多私企老板都有这个担心，没有能够完全按照税务的标准来做账，不是为了逃税，而是事实上没办法按照要求做账。因为个人的钱和公司的钱，没有办法分开。私人财产和公司财产很多时候都是混淆的。”

“有时候发工资钱不够，我就直接拿自己的钱付了，钱转来转去，一年的流水很高。还有一些客户私底下给我转账，每天搞清楚流水往来，也不可能。”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建议，进一步助推企业拓展市场规模，加大企业品牌推广力度，扩大品牌覆盖面，希望政策能够针对企业的营销费用，给予资金支持。另外，在疫情恢复后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普遍下降，降级消费。“希望政策能够针对终端消费市场投放更多的消费券、折扣券等，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徐福记建议，希望政府能从支持企业品牌建设、开拓市场、推动工厂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以及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等主要方面来出台相关政策，助力东莞的企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吴一平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为了鼓励企业不断转型升级，各级政府需要着力在降成本、提能级方面制定差异化的产业政策，重点是政策稳定、透明和执行力。因此，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力量进行融合，相应的机制在产业和城市层面加以落地将成为现阶段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当下的市场可能会走向小众需求，这就需要企业在开发差异化产品和实施差异化营销等方面下功夫。企业家只有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才能引领潮流方向，在风浪中立于不败之地。”吴一平说。

（陈炬、谭英岸、林秋均为化名）

编辑/樊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