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确切地说，1866年普奥战争应该称作普意奥战争，因为意大利一心想占有威尼西亚（Venetia）和南蒂罗尔（South Tyrol）这两个哈布斯堡省份，从而借奥地利与普鲁士在波希米亚和德意志诸邦展开战争之机，从南面侵入奥地利。虽然本书没有使用上述长标题，但通过聚焦于这场冲突的中心力量——奥地利帝国，1866年普奥战争的两个战场的历史都已涵盖在内。当时，面对着新兴民族国家普鲁士-德国（Prussia-Germany）和皮埃蒙特-意大利（Piedmont-Italy）的武装进攻，作为一个历史上由多国合并而成的王朝帝国，奥地利帝国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从自然条件上来说，奥地利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足以抵挡普鲁士和意大利的进攻。在南面，帝国受到了欧洲最令人生畏的要塞群和巍峨的阿尔卑斯山脉的保卫。要塞群由波河（Po）与明乔河（Mincio）上的几座方形要塞（Quadrilateral forts）组成。在北面，帝国拥有气吞山河的“帝国屏障”（Reichs-Barrière），可以抵挡普鲁士的入侵。这道屏障由喀尔巴阡（Carpathian）山脉、塔特拉（Tatra）山脉和苏台德（Sudeten）山脉组成，从乌克兰向西一直延伸到巴伐利亚。在这些令人生畏的山脉后边，奥地利18世纪的几位皇帝还建造了所谓的北部方形要塞群，即波希米亚西北部的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克尼格雷茨和约瑟夫施塔特（Josephstadt）这几座易北河要塞。奥地利良将本可以在1866年充分利用好这样一片大有可为的阵地：可以将兵力部署在中央，拥有内线作战的优势，拥有完整的铁路网，能够视情况所需将兵力分配到北方或是南方，还能够沿着最短的路线迅速将兵力调至受威胁的地点。然而，不知为何，尽管有那么多的优势以及法国与沙皇俄国出乎意料的中立，奥地利还是输掉了1866年的战争，丧失了欧洲强国的地位。仅仅是因为缺一位良将？也许是。本书叙述的就是奥地利1866年军事崩溃，以及普鲁士-德意志和民族国家意大利崛起的故事。

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第一本关于这场战争的历史著述。这也是第一部在奥地利、德国和意大利进行了广泛文献研究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历史著述。阐释普鲁士军队的胜利相对容易，即便柏林最好的档案材料都在1945年美军的空袭中毁掉了。当硝烟散去，除了毛奇与俾斯麦已经发表的文章，以及普鲁士关于这场战争的官方历史《1866年德意志战局》（Der Feldzug von 1866 in Deutschland）之外，好的档案材料已经所剩无几。而《1866年德意志战局》正是1867年从当时的普鲁士总参谋部战争记录（后来被毁）中提取的。然而，无论原先的陆军档案是否存在，有一个事实几乎无法改变，即1866年普鲁士的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制订了一份虽然充满争议却切实有效的作战计划，他的将军们最终也在战场上很好地执行了这份计划。1现存的关于1866年普鲁士取得战争胜利的新研究，往往将毛奇的军事天才视作理所当然的缘由，并且试图在普鲁士-德意志19世纪和20世纪的战略中寻找连续性，即从“毛奇到施里芬”，有些情况下还延续到古德里安。

想了解意大利关于这场战争的记录就比较费事了，原因就在于它那令人费解的官僚机构，后者对这些记录真正做到了“严防死守”。作为历史学者的我本人，“装备着”意大利总参谋部的邀请信和耶鲁大学与美国政府的证明信，来到位于罗马的意大利陆军档案馆，却因为缺少意大利外交部长的补充同意书，而被拒之门外。虽然这场波折令人不快，我还是得以在罗马的中央国家档案馆，以及米兰、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的省档案馆搜集到了有用的信息，并且较少遇到麻烦。此外，意大利出版的关于这场战争的文献也是很好的资料来源。这是因为，1866年意军在库斯托扎耻辱地战败，撬开了它维持着体面的硬壳，掀起一场“内部人”揭露军队弊病的风暴。意大利的军队改革者毫不犹豫地吞下了战败的苦果，利用库斯托扎战役作为绝佳的例子，证明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Vittorio Emanuele II）那支不专业的、倚重裙带关系的军队已经从头烂到了根儿。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氛围中，意大利总参谋部的作者们在叙述这场战争的历史时别无选择，只能开诚布公地解释意大利军队如何在输了与奥地利唯一一场大战的情况下，于1866年努力“解放”了哈布斯堡的威尼西亚。他们的成果便是迟至1875年才予以出版的《1866年意大利战争》（La Campagna del 1866 in Italia）。

奥地利对1866年战争的反应就没那么坦诚了。哈布斯堡奥地利的总参谋部对这场战争反思了三年之久，接着在1869年发布了5卷本的官方修史《1866年奥地利战争》。奥地利总参谋部的这部历史著作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许多地方对问题的回避上。该书作者都是帝国的军官，他们不是把奥地利战败的责任归咎到奥地利军队本身，而是想方设法地寻找替罪羊。奥地利军队在这场战争中战术愚钝、指挥懒散，理所应当承担战败的责任。但是，这些作者带着倾向性，认为1866年奥地利军队战败，主要不是因为军队自身在组织和指挥上存在缺陷，而是因为：普鲁士和意大利的军队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普鲁士军队的步枪更好，盟军背信弃义，以及议会吝于投入军费。

虽然奥地利的官方历史学家的确指出了奥地利北方军团总司令路德维希·贝内德克（Ludwig Benedek）将军的问题，但是他们没有说明，为什么奥地利皇帝竟会同意将这样一位平庸的战略家提拔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虽然奥地利的官方历史学家将普鲁士的胜利归功于毛奇将军卓越的作战计划，但他们从始至终没有说明，为什么像毛奇的总参谋长这样至关重要的职位，在奥地利却交给一位行事轻浮、毫无经验的银行家的儿子阿尔弗雷德·亨尼克施泰因（Alfred Henikstein）。不出所料，亨尼克施泰因将奥地利1866年的作战计划设计得一塌糊涂。而且，亨尼克施泰因因为无能，才被从野战部队召回。最后，尽管奥地利的官方历史学家将奥地利未能在1866年采用后膛枪，以及普鲁士采用的射击战术作为导致本国战败的因素提了出来，但他们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奥地利在1864年普丹战争中就已见识过普鲁士展示的射击战术的可怕威力，却依然熟视无睹，接着于1866年在装备前膛枪、采用密集且易成标靶的冲击纵队的条件下与普鲁士开战。总而言之，《1866年奥地利战争》在奥地利指挥体系、战略和战术等方面太过含糊其词或具有误导性，致使持异议的哈布斯堡奥地利总参谋部军官爱德华·巴特尔斯（Eduard Bartels）中校，把这部史书比作1866年导致奥地利帝国一蹶不振的那场军事灾难。他宣称，这是“在\[哈布斯堡\]战争部乌烟瘴气的氛围中谋划出来的历史编纂学的萨多瓦战役”。

虽然不断有更新的试图叙述、解读普奥战争的尝试，但在涉及军事细节方面都只能依靠19世纪总参谋部的历史叙述，因而也鲜有或毫无新的突破。海因里希·弗里德永（Heinrich Friedjung）的两卷本著作《1859—1866德意志霸权之争》在1897—1912年修订过多次，但该书更多的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对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an）统治下的奥地利的评判，而不是对奥地利战争努力的严肃研究。弗里德永是19世纪末奥地利议会一位直言不讳的自由主义者，他将最犀利的讽刺都留给“贵族”“耶稣会教徒”“斯拉夫人”和“流亡分子”，把1866年奥地利溃败的责任都推给他们。按照他颇为偏执的观点，贝内德克将军是一位在民族身份上德意志化了的人，因而也是一个好的匈牙利人。此外，他还宣扬一种荒诞的说法，即认为害惨贝内德克将军的不是他自己的极端自大和无能，而是“宫廷小人”和阴谋诡计。弗里德永从未拥有过自由查阅哈布斯堡战争档案（Habsburg Kriegsarchiv）的权利，因此只能依赖于他的陪同者弗里德里希·弗舍尔（Friedrich Fischer）将军给他看的那些不会引起争议的档案，而费舍尔将军正是30年前《1866年奥地利战争》的作者之一。

自从哈布斯堡奥地利倒台、其档案馆向所有人开放以来，还很少有历史学家对普奥战争进行新的档案研究，以便在弗里德永狭隘的根基上进行拓展。1960年，奥地利联邦军的一位军官奥斯卡·雷格尔（Oskar Regele）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贝内德克总司令与通往克尼格雷茨之路》。书中提出一个令人难以信服的观点，即“奥地利的外交人员和政治家比他们的区区代理人贝内德克将军，更加\[对1866年的战败\]难辞其咎”。这一观点毫无新意，毕竟哈布斯堡军队就是这样为自己败在普鲁士和意大利之手找借口的。因此，这种观点也丝毫不能令人满意。它既没有考虑弗朗茨·约瑟夫统治下奥地利军队自身的强大政治影响力，也没有考虑军队极为挥霍浪费的官僚体制。雷格尔的书主要关心的是为贝内德克将军和奥地利军队推卸战败的责任，因此也根本没有着手解释贝内德克和他精挑细选的总参谋长亨尼克施泰因将军如何在1866年浪费掉那么多绝佳的机会。

普奥战争的百年纪念见证了许多关于这场战争的新书的问世，却很少有新研究成果的出现——除了约翰·克里斯托夫·艾麦亚-贝克（在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军事内阁档案馆的研究基础上撰写的一篇优秀论文之外。埃米尔·弗兰泽尔（Emil Franzel）的两卷本著作《1866年的堕落世界》，和戈登·克雷格（Gordon Craig）的《克尼格雷茨战役》、亚当·汪德鲁斯卡亚（Adam Wandruszka）的《命运之年1866》一样，都衍生自业已出版的文献。这些历史学家都没有对奥地利惨败的官方说法提出质疑。他们也都没有往奥地利军队的内部窥探，探明奥地利军队究竟为何会在压力下崩溃，又是如何在压力下崩溃的。本书的目的即在于此。这是第一本基于档案证据的关于普奥战争的非官方历史，它将社会历史的视角与更为传统的军事视角有益地结合起来。利用新发现的私人日记和奥地利军队内部的详尽战地通信，包括军团一级和军一级拟制的作战计划以及旅、团、营单位提交的战斗报告，我得以重现1866年奥地利军队的“日常生活”，通过精准的，有时令人触目惊心的细节，从军队的最高和最低层面描绘了它垮台的全部过程。

本书建基于第一手的坦诚的证据，首次揭露了贝内德克将军在指挥上的极度无能，以及贝内德克如何将这种无能从战略、战术和心理上传染到团级作战单位，从而对普奥战争这个迄今为止仅被人从敬而远之、未明确研究调查，且仅在战略和战术方面研究的主题，提供了一个新颖、深入的研究视角。1866年奥地利的战败的确有很多原因，但归结起来，主要是因为奥军大多由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组成的各个团作战不力（并非出于他们自身的错误），以及路德维希·贝内德克这位普鲁士战场的奥军最高统帅暴露了自己作为将军的极端无能。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