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有聊不尽的话题，那就是昆明。我们家是1938年12月随同济大学搬迁到昆明的，那年父亲33岁，正是如《神曲》开篇所写的，“在人生的中途”。第二年8月他就辞去同济大学的工作到西南联合大学任外国语文学系教授，一直工作到联大结束，1946年6月我们随北京大学复员回到了北平。在昆明住了七年半，其中有七年在联大度过，这七年，他在研究歌德、里尔克与杜甫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在创作上也出现了一个高峰，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还有意义深远的友朋交往，他当然怀念昆明。而我离开昆明时刚满十岁，在联大附小读完五年级，童年的记忆虽然支离破碎，却丰富而温馨，因为它们与那特殊的时代和那些当时感觉很普通，后来才知道非常不平凡的人物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也怀念昆明。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正如他在《昆明往事》一文中写的：“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经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确实，那时日子过得苦。记得我第一次做作文，题目是《我的家庭》，拿回家父亲很高兴，说“拿来我看看”。只见我写道：“我家里有爹爹、娘娘和我三个人。我爹爹每天早起就提着篮子上菜街去买菜，然后穿上灰布长袍去学校教书，下课回家，赶快脱下长袍挂在墙上……”父亲一脸尴尬说：“你写这些干吗！”能怨我吗！这是我客观的观察，有诗为证，那时，他出来进去口中常常吟唱着“百孔千疮衣和袜，不知针脚如何下”（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仿照冯延巳《鹊踏枝》中词句：“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何家树？”戏拟的）。再说吃：平时很少有肉吃，偶而吃一次，也是让我和父亲吃，母亲总把我们啃完的骨头、鱼刺拿过去再啃，一面嘲笑我们笨，连骨头都啃不干净，并且声称她最爱的是啃骨头。于是，我闹了一个大笑话。一天，父母带我去做客。饭桌上，大人们正谈笑风生，忽然我非常严肃地站了起来，指着众人面前吐在桌上的骨头说：“把这些骨头都给我娘拿过来！你们啃得太不干净。”大人们先是一愣，接着哄堂大笑，母亲窘得满脸通红。我永远忘不了的是昏暗的油灯，晚上三个人围着这唯一的光源趴在被老鼠嗑了边的三屉桌上干事。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在家看《西游记》。那微弱的火苗鬼火似的跳动着，讨厌的老鼠偏偏又在身后制造出各种声音。我胆战心惊地回头一看，自己的身影像一个大妖怪正向头上扑来。可转过头来还是忍不住要把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的故事看下去。生活艰苦，贫病交加，可精神是富有和健康的，因为有西南联大。

冯至、姚可崑夫妇

1935年秋，我的父母从德国回到北平，没找到正式工作；36年7月同济大学聘父亲去任教授兼附中主任，他就去了同济，不久母亲带着我也来到上海，她在同济大学附设高级职业学校教德文。虽然他们在这里结交了一些很要好的朋友和学生，但繁琐的行政工作、复杂的人事纠纷使父亲烦恼，特别是派系斗争更令他厌恶，所以坚决要离开同济。到了西南联大，父亲进入另一个环境，这里文人荟萃，继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优良传统，思想自由，各不相扰，大家认真教书，踏踏实实地进行科学研究，就是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为了抗战时期的联大，也能团结合作。他从德国回来四年，可以说是刚刚找到适合于他成长的土壤，同时结束了颠沛流离，有了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可以读书、思考。

研究与创作

昆明时期是父亲一生中图书最匮乏的时期，也是读书最认真的时期。他自己的书，一部分留在了北平，一部分毁于长沙大火，逃难途中又失散了一些，等到了昆明，只剩下摆在肥皂木箱搭成的“组合书架”里的几十本。学校图书馆的书也很少，但是清华大学带来了一部分图书，外文书就放在外文系图书室里，都是很好的版本，其中有40卷本的《歌德全集》和几部研究歌德的专著。有了这样的条件，1941年春，他开始翻译德国俾德麦编的《歌德年谱》并详加注释，在重庆出版的《图书月刊》上连续发表。他每次借出自己需要的几本，以年谱为纲，读歌德的著作。虽然年谱因故没能全译完，但歌德的作品却是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并参考自己带来的袖珍本《歌德书信日记选》、《歌德与爱克曼的谈话》、《歌德谈话选》等，解决了不少问题。他年轻时喜欢的是一些浪漫派作家，对歌德“敬而远之”，现在则加深了对歌德的认识和理解，不止是美学上的欣赏，从中学到一些做人的道理。

他除了给学生开讲歌德的课，还热心参加联大活跃的课外学术活动。他曾在罗常培发起的“文史学十四讲”，贺麟组织的哲学编译会上讲《德国的文学史研究》《浮士德里的魔》《从浮士德里“人造人”略论歌德的自然科学》《歌德与人的教育》等，这些都成为他后来论歌德的专著中的组成部分。那时侯，联大学术思想之自由活跃，学习气氛之浓厚真是令人神往；教授们没有架子，学而不倦，常常和学生们一起去听别的教授讲课。闻山曾不止一次深情地给我描述过当年哲学教授沈有鼎去听我父亲讲《歌德》的事：他头戴一顶缺了边的破草帽，身穿灰布旧长袍，坐在第一排，旁若无人地专心听讲的样子使他这个刚走进联大校门的青年人感到震撼。父亲也一样，从他残缺不全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仅1942年6月到11月，他就听了陈康的“柏拉图的年龄论”、冯文潜的“美与丑”和朱自清的“宋诗的思想”等。

和歌德一样，他年轻时对杜甫也是“敬而远之”，可是在抗战期间，逃难途中，他和杜甫亲近起来，他写道“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未解诗中尽血泪，十年佯作太平人”。杜甫的诗和为人深深地感动了他，渐渐地萌发了为杜甫写一部传记的念头，但苦于身边没有杜甫的全集。1943年的一天，在青云街的一家旧书店里，见到一部仇兆鳌的《杜少陵诗详注》，当时没带够钱，待到再去时，却被人买走了，非常失落。巧的是，回到家正好有联大同学张式彝、周基堃来访，他们知道这本书已被历史系同学丁名楠买去。第二天一早，丁名楠就拿着书来转让，父亲非常感动，后来多次提起这件事。有了这本书，他视若珍宝，一首一首地反复研读，把诗的主题和人名、地名以及有关杜甫的事迹分门别类纪录在用过的“学生选习学程单”的背面，这样的“卡片”做了几百张。

1945年他在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杜甫和我们的时代》和《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回到北京后，他又写出《杜甫传》中的个别篇章发表在朱光潜编的《文学杂志》上，到了1951年，林元编《新观察》，在他的督促下，父亲重新整理旧稿，做了大量的补充，发表在那年1月至6月的《新观察》上。1952年印成单行本，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重印了四五次。

他后来被公认为歌德和杜甫研究的专家，有人评价说，“他对歌德和杜甫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学术史上均有开创性意义”，而这两个方面的“开创”都是从西南联大开始的。

与此同时，他还读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和书信、丹麦哲学家基尔克郭尔的日记、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个别著作等，他从这些读物里得到启发，对他的写作也都或多或少地产生影响，他翻译他们的诗作、书信和语录，写散文式的论文针对中国的现实介绍他们。闻一多读了他介绍基尔克郭尔的文章《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甚为赞许，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同住在靛花巷教员宿舍，两人从这篇文章谈起，谈得投机，一直到深夜。他写的有关尼采和里尔克的文章，翻译的他们的诗歌和书信，现在都被分别收入研究他们的论文集及他们的文集里，有的又重印。尤其是里尔克，对父亲创作和做人的影响就更大了：他思索，他体验，他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工作、生活。

这段时间，他在学术研究取得成绩的同时，在创作上也出现了一个高峰。30年代以来，他多年没有写新诗了，却在1941年忽然像开了闸的湖水，一年内写出了27首十四行诗，结成诗集《十四行集》交由陈占元主持的明日社在桂林出版。他不再只是“抒情诗人”，而是成为“从敏锐的感觉出发，在日常的境界里体味出精微的哲理的诗人”（朱自清）。这本诗集引起大家的注意，李广田评论说“他是沉思的诗人，他默察，他体认。他把他在宇宙人生中所体验出来的印证于日常印象。他看出那真实的诗和哲学于我们所看不到的地方”（《沉思的诗－－论冯至的<十四行集>》）。朱自清在《新诗杂话》的《诗与哲理》一节中说，“闻一多先生说我们的新诗好象尽是些青年，也得有一些中年才好。冯先生这一集大概可以算是中年了”。父亲在这里比较成功地运用了西方的十四行体，朱自清在同书的《诗的形式》一节里评论，“这集子可以说建立了中国十四行的基础，使得向来怀疑这诗体的人也相信它可以在中国诗里活下去。无韵体和十四行（或商籁）值得继续发展；别种外国诗体也将融化在中国诗里。这是模仿，同时是创造，到了头都会变成我们自己的”。这一年的8月，散文集《山水》由杨振声交给重庆国民出版社出版，它被称为是《十四行集》的姊妹篇，他用纯朴的文字平静地记述了一些最普通的山水、渺小的人物、一草一木引发他的感悟和思索。1942年春到1943秋又完成了中篇小说《伍子胥》。他把传统伍子胥故事的复仇主题转化为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的启悟性主题，把一个历史故事转化为一个现代诗话哲理小说。抗战胜利后，这三本书都被巴金收入他主编的《文学丛刊》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再版。它们的问世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现在还常常被人们选用、提起，认为它们“……在诗歌、散文、小说三个领域，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呈现出一种生命的沉思状态，自觉地追求艺术的完美、纯净与和谐，在40年代，以致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之林中，都是独特的‘这一个’”（钱理群《20世纪中国小说读本》）。

冯至、姚可崑携女冯姚平游昆明大观园

活跃的文艺生活

1939年暑假后，父亲初到西南联大，人地生疏，只知认真上课，改作业一丝不苟，过了一段时间，朋友就多了起来。

首先，中文系教授杨振声、朱自清、罗常培都是他的北大学长，他入北大读书时，他们都已经毕业，但是，他们都很关心他，给了他很多帮助和鼓励。后来，李广田、卞之琳也都来到联大教书。他们也都是北大学生，不过，他们入学时，父亲也已经毕业。他们三人都学外国文学，都是诗人，当时都是三十多岁；他们常到家里来，给我的印象很深。卞之琳与众不同，父亲的朋友都穿长衫，只有他总是穿一身咖啡色的西服，还戴着金丝边的眼镜，我觉得他特别精神，用现在的话说可能就是“酷”了。常常是来了就坐到桌前，用父亲从德国提回来的打字机打字，原来那时他和闻一多正在协助英籍教授白英编辑《现代中国诗选》。他从来不理睬我，我也从来没有想到去跟他说话。李广田则不然，他穿着长衫，微黑的脸上总是挂着诚朴的笑容，他的女儿李岫和我差不多大，所以他见到我时总要和我聊两句，在我们之间传递信息。我曾经养过一只兔子，记不得是那位联大同学送给我的，李岫对此很感兴趣，说不定还有点羡慕，有一次，李伯伯高高兴兴地来了，对我说：“你看李岫多有意思，她问我‘冯姐姐养了兔子为什么不做件兔皮大衣呀？’”欣悦之情，溢于言表。有时候，他还把李岫带来，我们两个“独女”（那时我还没有妹妹）有了玩伴，就到院子里“疯”去了；大人们则在屋里谈话，相互传阅个人的创作，互相启发。有一段时间，大约是43年底或44年春，杨振声建议，彼此熟识的朋友每星期聚会一次，互通声息，地点就选在位于钱局街敬节堂巷的我家。他们每星期有一个规定的时间，聚在一起，漫谈文艺问题以及一些掌故。每次来参加聚会的有杨振声、闻一多、闻家驷、朱自清、沈从文、孙毓棠、卞之琳、李广田等人。这样的聚会不知举行过多少次，有人从重庆来，向父亲说：“在重庆听说你们这里文采风流，颇有一时之盛啊”。这样的氛围无疑催生了父亲的创作，例如《伍子胥》。二十年代末，父亲第一次读到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时，就产生了用这种体裁来写伍子胥故事的想法，设想写成一部带有浪漫色彩的散文诗，但是始终没有动手。这时，卞之琳把自己翻译的《旗手》手稿拿给他看，使他又想起伍子胥，一时兴会，就写出了这篇小说。但时过境迁，作者的心情已非昔日了，他意象中的伍子胥已经没有浪漫的色彩，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练着的人，小说反映出的是一些现代中国人的痛苦。

他们还有一个朋友就是桂林的陈占元。父亲的《十四行集》，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十年诗草》等都是明日社出版的，这明日社实际上就是陈占元自己，约稿、编辑、找地方印刷、校对、发行都是他一个人，同时他还在作研究和翻译工作。他还和李广田、卞之琳、我父亲编辑出版了一个文艺刊物《明日文艺》，《伍子胥》的一些章节就首先发表在这上面；可惜因为桂林遭日军轰炸疏散人口，只出版了四期就停刊了。当时在昆明，不只是在联大，汇集了一批有识之士，其中不乏父亲的亲密朋友，如当时任云南大学教授的陈逵、中法大学教授夏康农和同济大学毕业的翟立林，他们常常和他谈论政治形势和社会现象，由于陈逵的介绍，我的父母第一次读到《新华日报》。他们对于他在思想上、政治上有过不少帮助。

渐渐地，父亲认识了一些同学，有听过他课的，有没听过的。他在1940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应冬青文艺社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讲演，联系人为袁方，杜运燮”，这是他和学生社团接触的开始。后来又有“冬青社刘北汜、王铁臣、江瑞熙请之琳、广田及余在福照街大红楼晚饭”等记载。冬青社原属联大早期宣传进步思想最活跃的群社，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群社停止活动，许多骨干转移到乡下，但冬青社在文艺范围内仍然坚持工作，团结了大批联大同学中的文学爱好者。从此他常常参加学生的文艺活动，每逢“五四”和鲁迅逝世纪念日的聚会他都去参加。1944年5月4日，他和闻一多、朱自清、卞之琳、沈从文等人应邀参加纪念“五四”文艺晚会，遭到特务破坏而中断，8日继续举行，他在会上作了题为《新文艺中诗歌的前途》的讲演；这件事在很多人的回忆文章中都曾提到。向父亲约稿更多的是林元。林元也是群社成员，皖南事变后，到乡下避了一段时间，回来筹办文艺刊物《文聚》并出版“文聚丛书”；这个刊物迈出了联大校门，走向社会。林元是组稿的能手，常来我家和父亲谈他的出版计划，父亲在他的刊物上发表了散文、诗歌、小说和翻译，后来林元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发表文章最多的是冯至”。后来他们成为朋友，父亲一直给他编的刊物写稿，直到林元逝世，父亲深感悲伤。

这个时期他写得最多的是杂文。1946年他在重印《山水》的《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自从三十一年（即1942年）以后……我就很少写《山水》这类的文字了。当时后方的城市里不合理的事成为常情，合理的事成为例外，眼看着成群的士兵不死于战场，而死于官长的贪污，努力工作者日日与疾病和饥寒战斗，而荒淫无耻者却好象支配了一切。我写作的兴趣也就转移，起始写一些关于眼前种种现实的杂文，在那时成为一时风尚的小型周刊上发表，一篇一篇地写下去，直到三十四年（即1945年）八月十日才好象告了一个结束”。他的杂文发表在《生活导报》、《春秋导报》、《自由论坛》、《独立周报》等各种小型刊物上，内容与风格跟他以前的散文都有所不同了。在这些杂文里他提倡工作认真，反对社会上对于事物莫不关心的“差不多”态度；他提倡说实话，反对当局者和报纸上大言不惭的空话；他提倡中国人要正视自己的弱点，反对用“外国也有”以自慰。他以为人际之间是不断的“问与答”，有问与答，才有生活意义；生活到某一阶段时要求有严肃的决断，迟疑不断是最大的痛苦；继承优良传统必须排除复古主义；事事要有个界限，而界限随着时代的不同都在变化着；等等。其中有些文章到现在读起来还很有现实意义，可惜当时没有收集起来，很多都失散了。

随着文艺生活的活跃，他的年轻朋友多了起来，他们常来谈诗论文，开阔了他的视野，给他以启迪。当时在联大任助教的杨周翰和穆旦来过，他们后来都很有成就，可惜穆旦过早地去世了，杨周翰也先父亲而去，父亲非常惋惜；杜运燮后来参军去印度，还不断有诗寄来，父亲给他在《生活文艺》上发表；听父亲德语课的郑敏写诗，常常把她的习作拿给父亲看，父亲对她说：“这里面有诗，可以写下去，但这却是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并从她的诗中选出几首，寄给陈占元，在《明日文艺》上发表了。他们都是《九叶集》的作者，现在都是有名的诗人，都还在写他们各自独具风格的诗篇。

1944年4月新诗社成立，1945年3月联大文艺社成立，父亲支持他们，积极参加他们的活动，而且常常带我去。记得一天晚上，来了好几个青年，接父亲去参加活动，大家有说有笑，簇拥着父亲在前面走，沈季平（闻山）拉着我在后面跟，那年他才十八岁，用现在的眼光看还是个大孩子，当时却已是个青年诗人了。黑灯瞎火地，路也很不平，大概是嫌我走得太慢，后来他索性把我抱了起来。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我不清楚，只见闻一多伯伯，他是新诗社的导师，坐在一只有扶手的大椅子里，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椅子上铺了一张老虎皮，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很新奇。我父亲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其他人则或蹲或坐地围在前面，专心地听闻伯伯在讲什么。昏暗的灯光照着一张张年轻的、兴奋的脸，这情景好像就在眼前。我还跟父亲去参加过月光晚会。小树林里，月光下面，大家在草地上席地而坐，讨论问题，朗诵诗歌。后来闻山写过一个条幅赠我：“佳节春城处处花，岭南冀北聚天涯。蔷薇架影诗和月，浩气横空惊暮鸦”，这是为纪念这段友谊，他写给父亲的一首诗。我特别高兴的是，他在后面还有一段话：“1944年中秋西南联大新诗社诗朗诵会闻一多冯至先生及姚平均参加”；不过，惭愧得很，我这个没出息的参加者，在当时只知道高兴地享用着阿姨们抓给我的花生粘之类的糖果，这在当时是不容易见到的。联大文艺社的青年诗人缪弘，应征参军，牺牲在日本投降的前夕，那时他还未满二十岁；文艺社的同学们为他出版了一本《缪弘遗诗》，收录了他的诗作22首。李广田为它写序，父亲为它写了读后记，由此可见当年联大师生之间的真挚情谊。

抗战胜利了

1945年8月10日晚上，我已经躺在床上了，邻居（他们家有收音机）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我兴奋得两条腿上下把铺板敲得山响，父亲拿上一把雨伞就出去了。过了一会，他连跑带颠地回来，叫我赶快穿上衣服，拉着我就往外跑；越走听着越热闹，锣鼓喧天，人声鼎沸。我们来到一间小茶馆，或是饭馆，它位于一个岔路口，坐在二楼的窗前，可以清楚地看到前面两条街的情况。这时街上拥满了狂喜的人群，一会儿，这边舞狮子的过来了，一会儿，那边跑旱船的过来了；我简直是目不暇接，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这种热闹场面，只是听父亲描述他小时候在涿州老家过年的盛况，常令我羡慕不已，我当时想，那盛况也不过如此吧。

胜利了，父亲无比欢跃，每天走出走进，一只手把后袍襟撩在身后，另一只手点点划划，脚步轻快得象要跳起来，嘴里不停地吟唱着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他可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了，念到“白日放歌须纵酒”时，“白（bo）”字好象是从嘴里迸出来的，而最后一句“便下襄阳向洛阳”的“向洛阳”三个字竟拉着长调唱了起来。我从来没见他这么兴奋过，但是我觉得我当时似乎能理解他的心情，从那时起这首诗牢牢地记在了我的心间。

可惜好景不长，蒋介石一心一意要发动内战，父亲的心情又沉重了起来。那时他和共产党没有接触，也不懂党的政策，但他是一个正直、真诚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只认为抗日战争必须坚持到底，无论在什么样的逆境都不能动摇，全民抗战必须加强团结，谁若制造分裂，就是与人民为敌，是民族的罪人。在学校教书这些年，他深深地体会到，进步学生都是胸怀大志，光明磊落的，而反动学生则鬼鬼祟祟，干些见不得人的事，所以他总是站在进步学生一边。这时他写的杂文多半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千万不要打内战；二是对敌伪绝对不能宽容。但事实上形势的发展与人们的希望完全相反。国统区内处处在镇压反内战的民主运动。1945年底，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发生了。悲愤在他的胸中酝酿，一天清早醒来，脱口说出诗一首，立刻写在一张纸上，送到四烈士的灵前，这就是大家熟悉的那首《招魂--谨呈于死难同学灵前》。他平时作诗都是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只有这首，脱口而出，一气呵成，没有作任何改动就送去了。在风雨如磐的黑暗中他借烈士们的口呼出：

“你们不要呼唤我们回来，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你们，

咱们合在一起呼唤吧--

正义，快快地回来！

自由，快快地回来！

光明，快快地回来！”

当时，音乐家赵沨还曾把它谱成歌曲，在同学中传唱。后来这首诗由赵少炜抄写，被刻在四烈士的纪念碑上，和他的心一起，永远留在了昆明。

和杜甫一样，狂喜之后是无奈，在这样的时局下，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还乡。他又念起别的诗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所以，我当时也背会了这两句诗，却不知道作者是谁，上下句是什么。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我们一家人也于6月初离开了昆明。不过，来的时候三个人，回去却是四个人；这一年的正月初一，我的妹妹冯姚明诞生了，她把昆明的“明”字给我们带了回来，昆明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冯姚平  2002年7月于北京

（注：为纪念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而作，收入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纪念文集《我心中的西南联大》）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