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有一个疑问或者一个常识：我们的文学批评从什么时候开始专门针对现场的正在发生的中国当下原创文学展开？事实上，文学批评仅仅就其谈论的文学对象，肯定不只应该局限在中国当下原创文学，比如，我注意到民间很有影响力的单向街书店文学奖获奖的“年度批评”半数作品都是外国文学研究背景的，比如黄荭的《一种文学生活》（第四届）、陈以侃的《在别人的句子里》（第五届）、许志强的《部分诗学与普通读者》（第七届）等等。文学批评应该落实对不同时代不同空间文学一切文学议题的对勘和判断，文学批评家的旅行也应该延伸和拓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和亲缘性的艺术，成为一个不断跨越边境者，而不是局限在和“中国当下原创文学”这个狭隘的知识领地。

叶子是南京土著，本科在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的文科强化部。虽然因学科调整，“文强”已停止招生多年，但在上世纪90年代，强化部的前身是少年部，用大科模式培养天资不错的孩子。叶子修了文史哲三系的必修课，细分专业时选择了文学。而通修文科大类的苦读传统，影响到叶子未来文学批评和研究路径和研究对象选择。大约五六年前，小说家葛亮邀请我们一行人去浸会大学做交流。西环海边，葛亮领着我们重游他的母校港大，在庄月明楼体验木扶手的回转楼梯，说了很多神神鬼鬼的坊间传说。之后我们又从港岛去了新界，去叶子本科交流过的中文大学。葛亮到底在香港地区多年，讲起母校来头头是道。相比之下，叶子淡然得多，也回忆不出一些奇谈异事。她说自己在山脚背阴的房间住，在交流的一整年里饱受毒虫困扰。港大太小，港中大又太大，那天大家穿着不太好走的鞋，在六月闷热的香港，最终抵达了她十几年前住过的宿舍，楼外正对着山坡，我们汗流浃背地在山坳里留了影。大概因为香港的学习并不合意，也不想离家太远，叶子念研时选择了复旦。那时王安忆教授刚进驻复旦中文系不久，并开始招收写作专业的硕士。极其幸运地，叶子成为了王安忆的第一批硕士。和她同年成为王安忆弟子的，还有小说家甫跃辉。据说安忆老师的阅读与写作课备课缜密，与学生大量共读的不是经典，而是当代文学的新作。其中有西方的有中国的，有严肃文学也有类型小说，有成熟的知名作家也有新鲜出炉的年轻作者，但都保有文学写作在彼时的现场感。学生时代能与最一流的作家一起边读边写，其中的体验必然有趣，紧张，或许也充满不确定。

其实，叶子的文学生涯似乎还可以追溯得更早，我曾经就听北京大学的青年批评家丛治辰说起他和叶子少年时代因为文学写作而相识的交往。叶子未成为一个小说家，但她未必没有成为一个好的小说家的天分，也许只能说个人志业的选择。2010年，叶子在《雨花》发表的《相逢是首歌》，她文字的机敏，对世情的洞察，于平庸日常中制造戏剧张力的能力，放在同龄人里都是出色。批评家叶子，饱览文化与文学期刊，做批评和研究具作家视野。故而，叶子文学批评的路线图始终有与写作线索若隐若现的交集，大量动用作家观察的经验，动用文学的直觉与判断。

叶子后来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念陈思和教授的博士。思和老师影响大的研究领域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比如他所提出的民间、潜在写作和整体观等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空间都有拓殖之功，但值得注意的是思和老师将中国文学放诸世界文学研究“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的学科视野，且思和老师的文学批评实践直接介入和参与文学期刊的编辑以及图书的策划，是一个不断越境的批评家。叶子博士论文颇有野心地，将研究视野专注于老牌的英语文化刊物《纽约客》。《纽约客》（The New Yorker）作为一本能够展现文化上和政治上全异元素融合的综合性杂志，以一种透明度和普遍性，为美国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定调的刊物。说起《纽约客》，文学界知道的人好像不少，甚至《作家》杂志在世纪之交改刊就声称做中国的《纽约客》。但《纽约客》式的杂志在中国是不是能够像美国那样有那么好的运气那么大的影响则很难说。许知远在《文艺杂志的理想》，谈到过《书城》，另一家他认为像《纽约客》的杂志：“迅速天折的《书城》成为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个有趣的代表。批评者们用‘白领读物’，‘小资读物’来指责它，甚至不惜将之推至余秋雨之列。煸情与溢情的确是这本杂志无法忽略的弱点，但是《书城》却相当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上世纪90年代后期城市精神的表征，它比中国一切杂志都更接近于《纽约客》。”（许知远：《昨日与明日——我们如何认识今天的世界》，九州出版社2004年）叶子研究《纽约客》杂志，叶子也曾给《书城》图书推介栏目供稿，她推荐过美国人杰弗里·尤金尼德斯的《处女自杀》、沃克·珀西的《看电影的人》等等。这些书评，叶子始终保持稳定的趣味、开放的视野以及文学的敏锐，她总能找到那些看似无关紧要又至关重要的细节，如《看电影的人》中海边吃蟹的孩子们，其下笔如眼前景，似风俗画的俏皮和跳脱：“红蟹壳白蟹肉，橙黄的螃蟹汁，叽里呱啦的孩子，湿漉漉的手，迷人的意象都还在。”这种修辞和语体意义的“文学”越境到“批评”对我们今天文学批评的“论文腔”无疑是一种提醒和矫正。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既是文学观念、审美感受和艺术判断，也是文体实践的。

叶子做《纽约客》研究的设想起初可能很率真，她想借由《纽约客》杂志青年作家群的形成，来讨论美国的MFA创意写作的培训机制。我记得她一度和我坦白，题目中显见的困局。创意写作培训的课程，在设置上虽大同小异，但各自又牵涉太多的细节与方法，而刊物和作者之间的关系亦难以实证，论题最终没有进行下去。即便如此，叶子的《“行星之外”的视角与创意写作》和《微观管理者的艺术家肖像——创意写作培训与<纽约客>杂志》等仍然可能给方兴未艾的中国创意写作实践以域外舶来的启发。前者，以美国作家罗伯特·奥伦·巴特勒的创意写作网络直播的实验为样本，研究一个短篇手稿从最初的灵感捕捉到最后润色打磨的完整创作过程,以一种坦然的方式部分化解了作家对学院制度中创意写作教学天然的敌对。而作家进入大学正是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的事实，未来还会更多。后者，以《纽约客》杂志作为参考框架，可以发现，在不同作者从各自立场出发，以虚构、报道或评论的形式达成的某些共识中，即便是成熟发展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创意写作培训，其中的核心价值与主要问题仍然有待反复的推敲与检验。

《纽约客》杂志

叶子对英语文化刊物的执念如此之深。她看杂志成瘾，为了看到更多种类，更多样的文化刊物，有更多近距离的接触，博士期间又申请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做访问研究员，又一次遭遇了潮湿的岛屿气候。最终，她把研究的对象落脚在更切实的题目上，梳理了近百年来《纽约客》杂志中，以多种面目出现的中国书写，籍以勾勒美国自由主义立场之下、纽约精英文化趣味中，中国的面目及其生成。可以说，叶子能够长时间投入完成了系统性研究工作，呈现出一种世界性和本土性交叉的视野。这时大学之初即已养成的“苦读”功夫发生了作用。但是，我之所以认为叶子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研究者，而是一个批评家，是因为叶子的《纽约客》观察有着现场感的中国当下问题意识，哪怕她的研究包括纯粹的文学史考据。是否可以在一个将中国包括在世界文学内的大文学场域开展文学批评实践？叶子的工作现场提供了有意义的范式，比如她的《破镜重圆没办法——<纽约客>非虚构之“北平叙事”考》。《纽约客》自成功融合报道与小说技法的文章的“非虚构”又形成刊物风格化的一部分，而《纽约客》“非虚构”的目光“紧追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关于北平的叙述屡见不鲜”。叶子文学的灵心与敏悟指出一个微妙的事实，赫西为《纽约客》供稿的《北平来信》中改写“鹅妈妈”童谣中的“矮胖子”，称“齐了蒋兵与蒋马”，也怕是“破镜重圆没办法”。杜蕴明在1960年整理出版他的北平故事时移用此句，书名拟定为《皇帝呀，齐兵马》（All the Emperor’s Horses）。曾为余家女婿的杜蕴明写到：“对作为北平缩影的余家大院——从墙头衰落、一经解体再无法修复的庞然大物——所做的挽歌，就此和毫不感伤、天真而残忍的童谣声联结。”另一篇《论<纽约客>的华语小说译介》则指出华语小说的输出本身也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它混合了在不同文化不同文学观念之下，出版代理、译者和杂志编辑的重重选择。在文学之外，还要从公共关系、外交关系和文化关系的尺度来衡量。翻译是围绕差异性展开的，是否认差异性又坚持差异性的一种方式。翻译中的“翻越”之意，是空间的移位，是去到一个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纽约客》的华语小说翻译，由于时空上的巨大错位，又将这种特殊的差异性面向不断放大。而《猪头哪儿去了？<纽约客>华语小说译介中的葛浩文》中，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翻译策略的论证恰可以作为前文观点的一个例证。莫言小说《野骡子》和葛浩文发表于《纽约客》的英文译本《公牛》的对比，存在一种“营销策略”也与《纽约客》杂志风格达成了一致性。

2013年，叶子博士毕业，回到母校南京大学文学院工作。不久，她在藤井省三教授的邀请之下，前往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访学。临行之前，恰逢藤井教授在南师大讲座，我们一行人在敬师楼畅谈，从中日交流，海外文化刊物，又一路聊到华语电影。叶子很幸运，一路总能碰到最好的引路人。她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也入选了江苏省青年批评拔尖人才，这意味着，她也很幸运地，总能和最好的同伙结伴。

作为青年文学批评家，叶子另外一个斜杠身份是英语文学的译者，她翻译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蓝胡子的蛋》和安吉拉·卡特的《爱》先后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2012），也译过美国作家的非虚构作品。除此之外，当年九久读书人引入《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和《格兰塔》系列，正好和叶子的杂志研究切题，因而她也成了第一批丛书的译者。说穿了，翻译本身就是多种可能的文化和文学越境。我常常在大大小小的书店活动与叶子聊天对谈。不同类型的文学现场，面对不同接受者的即时对话，也为叶子带来了批评的社会空间，她也自然要在这空间中不自觉地经历成长，批评的自我也变得更为复杂。批评似乎从未成为她的终极目标，某种意义上说，批评的工作是她自我追问和探寻的过程，用写作去梳理她想要解决的问题，去找到解释的方法和道路。如果仅仅看她的大学教育和学术背景，她和我们时代一般的青年批评家无差，但自由写作（相对于专写论文体的文学评论）和译者的经历，再同时代青年批评家中却很少见，虽然今天的年轻人可能都有很好的外语阅读能力，真正像叶子身体力行把翻译文学作品当作一件事来做需要有持续的耐力。

两年前的秋天，我和金理主持“中国非虚构和非虚构中国，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叶子在会上谈《纽约客》几代非虚构作者机缘巧合的中国叙事，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分享到新世纪。2022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我们再次谈及非虚构这个话题，比起整洁的方法论研究，叶子观照的是写作中的未知感，是无法避免的错位的预判，是历史语境的光影分布。这大概是叶子在批评道路上的一条捷径，另一条捷径是她持之以恒，在同一块试验田上耕种试错，不在零碎的支线上浪费时间。在未来的批评之路上，期待她旁逸斜出的时刻，也期待她一如既往地，做一位感性，细腻，自觉又敏锐的作者。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