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无疑对亚洲十分着迷。奥斯定会修士马丁·德·拉达于1575年从马尼拉前往福建，并发表了一篇关于他此行的记述。幸运的是，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1585年于罗马出版的《中国伟大王国的历史》中引用了这篇记述。这本书以欧洲主要语言出版了30个版本，向读者展示了未知东方的力量和神秘。毫无疑问，西班牙作家认为，中国作为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应该受到尊重。然而，日本最终赢得了西班牙知识分子的尊重，也使他们感到恐惧。耶稣会在日本传教的显著成果，甚至使西班牙本土出版的耶稣会快报变得流行起来。1584年，腓力二世接见了一群年轻的日本基督教贵族，他们在拜访教皇的途中被国王说服，去参观他的计划—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拥有丰富文化的亚洲地区似乎对天主教传教士的抱负持开放态度。1569年，葡萄牙籍的多明我会修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撰写了欧洲第一本讲述中国的书，他认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整个地球的发现，意味着所有民族的改宗，也就是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世界显示出巨大的末日迹象，《圣经》所言即将实现。”

不幸的是，在亚洲传播福音的努力由于宗教团体之间的竞争而不断受挫。这是一个既冗长又不光彩的故事，无法给相关各方带来任何荣誉。耶稣会在日本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是通过教廷让渡给葡萄牙王室的保教权取得的。葡萄牙神职人员的活动从果阿延伸到马六甲和澳门，最后深入长崎。这条活动路线也是耶稣会商船每年一度的必经之路。尽管其他宗教团体不时努力打破葡萄牙或耶稣会的垄断，但腓力二世始终尊重将亚洲划分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势力范围的制度。他一去世，托钵修会就在1599年恳求腓力三世裁定，未来前往日本的传教活动应从马尼拉出发，而不是从果阿和澳门出发。教皇克莱门特八世在1600年颁布法令，规定应保持果阿的优先地位。这一决定在传教士（主要是方济各会修士）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直到后来的教皇在1608年废除了这一法令，争议才得以平息。在菲律宾，基督教神职人员首先得面对语言方面的巨大障碍，每一个岛的原住民使用的语言都不一样，令人眼花缭乱。吕宋岛的6种主要语言中，马尼拉地区最重要的是他加禄语。除了少数特别的例外，来自西班牙的神父通常无法解决语言问题，尽管大多数人设法与他们教区的居民进行某种形式的基本沟通。少数的西班牙语人口彼此之间缺乏社会联系，分散在菲律宾各地，结果是在西班牙统治了3个多世纪后的1900年，只有不到10%的人会说卡斯蒂利亚语，其中的大部分还是在18世纪末的教育改革规定卡斯蒂利亚语为必修课之后，才学会这种语言。

向当地人传教的任务变得更艰难，因为很少有神父愿意从欧洲来到岛上。从西班牙到马尼拉的旅程可能长达两年之久，伴随着生病和死亡的风险。不出所料，许多被派往菲律宾的神父拒绝去比新西班牙更远的地方。尽管有种种障碍，岛上的教会经常声称它们每年为数十万菲律宾人施洗。很快，到了17世纪早期，人们声称菲律宾人全都成了天主教徒。

事实上，教会在这里遇到的问题和在美洲遇到的差不多，也难以找到解决办法。到17世纪20年代，一位领头的修士已经对传教士所取得的有限成就表示绝望。实际上，天主教的发展从未达到神职人员所期望的水平，但另一方面，17世纪中期被认为是基督徒的原住民人口已经超过50万。西班牙殖民统治结束时，岛上出现了两种基督教。一种是西班牙神职人员和少数西班牙血统殖民者的宗教，另一种是当地人的“民间天主教”，在种族和语言构成上与前者截然不同。西班牙神职人员对这种分裂感到惋惜和遗憾，但从长远来看，菲律宾人有许多理由满足于这种纯粹的文化性结果。他们从伊比利亚天主教那里获得了传统宗教中没有的丰富元素，同时也融入比以往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联结中。弗雷·多明戈·德·纳瓦雷特在17世纪曾报告说：“卡斯蒂利亚人曾经的热情如今已经传递给了马尼拉当地的男男女女，他们享受庆祝节日，他们在游行中跳舞、弹奏吉他。”天主教在一定程度上在吕宋岛和其他岛屿的原住民中生根发芽了。然而，它在这个群岛上的其他亚洲人那里却遭遇了完败。中国人假装改宗是因为这有助于他们的贸易，但当1762年英国占领马尼拉时，他们一致放弃了西班牙人的宗教。

教会可能是岛上西班牙社会中唯一繁荣的部分。它控制着最大的农业地产（尽管它所拥有的土地相对于耕种土地的比例一直相当小），并且从人数上来说，也是西班牙人在群岛上规模最大的组织。1722年，据说岛上有1500多名西班牙宗教人士，这个数字超过了当地西班牙世俗人口的总和。教会的影响一直占主导地位。只要他们愿意，神职人员可以就煽动暴乱，反对他们不喜欢的西班牙官员。1719年，他们就曾经鼓动一群暴徒冲进布斯塔曼特总督的宫殿，杀害了他。

这片广袤海洋的一边是新西班牙、加利福尼亚和秘鲁，另一边是马鲁古和菲律宾，西班牙在16世纪曾宣称这片海洋为“西班牙海”，西班牙航海家无疑开辟了许多水域。但是，太平洋的面积之大，使任何声称它是某一国“内海”的企图都无法实现。与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不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最初的优势在于他们是活跃的长途航海者，很少面临来自亚洲人或其他欧洲人的竞争。海上航线要面对的自然风险，尤其是可怕的风暴，也阻止了那些试图打破西班牙垄断的人。但这种优势局面只持续了半个世纪。英国人的勇敢和荷兰人的决心，很快暴露出西班牙在其无法控制的无垠领土上的主权弱点，这里也成为日后库克和布干维尔等航海先驱的竞技场。1790年前后的马拉斯皮纳探险队来得太晚了，没能恢复西班牙在航海史中的地位，留下来的只有不可否认而天真的乐观态度。

本文整理摘编自《西班牙帝国：走向全球霸权之路，1492—1763》，[英] 亨利·卡门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3.1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