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读书日专辑第陆期

出题人：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答题人：吕文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　静（剧作家、文学批评家、媒体人）

侯　磊（青年作家、诗人）

我曾经以主题文章《有抵抗感的阅读才是严肃阅读》，倡导一种从快速阅读和轻阅读中脱离出来，进入对自我构成挑战的严肃阅读。这个理念同意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甚至有读者指出，在一个平权主义的时代，知识分子和读书人不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教导大众如何阅读，任何试图开书单和读书指导都是一种对个人阅读权的侵犯。对此，您怎么评价？

吕文浩：新媒介能够有效地把碎片化时间利用起来，让人看一些篇幅较短、较省脑力的文章或视频，任何适应这一特点的素材都会得到较好的传播效果。如果请作者将一篇长文的亮点和主要用意加以浓缩，感性地呈现，就会成为读者的一个很好的导引。以此类推，新书出版之际，也可以搞这种导引式的推广活动，相信效果会不错。对于新媒介，如果能够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就可以发挥其强大的传播力，使之成为严肃阅读的重要帮手。

现在资讯发达，有不少书媒做定期的推荐榜单，这种筛选工作可以节省读者不少胡乱摸索的时间，而再由少数权威人物开书单的必要性确实不大了。

李静：平权主义时代，据说每个人都有权利畅所欲言，每个人也应同等捍卫他人说话的权利。但事实却是，人们似乎格外容易受冒犯。在文化层面，“大众”面对“精英”时的自尊心也越来越敏感。但我认为读书的乐趣就在于扩展生命，与高过自己的灵魂相遇，看见现实环境里难以显现的真理、智慧与美。或许这和您的“有抵抗感的严肃阅读”有相通之处吧。

侯磊：如今人们并不是只追求快速阅读和轻阅读，而是希望能在快速阅读的同时达到严肃阅读的收获。有挑战的阅读会引发人的思考，而人对自我和世界认知的提升离不开思考，这点人人都知道。因此既有收获又不费力，何乐而不为？这个时代需要的，是既能让人轻快阅读，又能产生些严肃思考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有，只是比较少见。

传统社会中的逻辑，是知识分子教导大众学文化。但时代变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开不开书单（书单开出来可以不参考），而是为什么大众不相信知识分子了？未来的知识分子会受到更好的培养，会有更优秀的知识分子出现，到时大众会信服知识分子的。用龚自珍的诗来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到时候不用再请人，大家都自己给自己开书单了。

随着电子阅读的迅速普及，有人甚至指出，对于纸质书的认同、迷恋和收藏癖好也是一种“精神的疾病”，媒介并不重要，阅读品质和阅读媒介之间并无正相关的关系，重要的是心灵的自由。对此，您持什么观点？

吕文浩：纸质书空间缩小、电子书风头正劲，这既是我们正在面对的客观现实，也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有一些纸质书当然是需要放在手边的，尤其是那些比较厚重、值得反复阅读的书，但绝大多数并不需要“占有”我们宝贵的生活和工作空间。我们阅读的大部分书，完全可以用电子书取代，尤其是那些偶尔查一下的书，更没有必要都买纸本。

李静：重要的是不要贴标签，不要象征化。我因年龄和习惯的关系，多是读纸质书，很少读电子书。这是因为自己的感官更接受纸质书，对它有故乡感，对电子书的阅读总是很难留下深刻的记忆；同时，也有更重要的原因——我对电子书缺少安全感。

我也理解年轻人对电子书的选择，它的节省空间和便携相对于纸质书，友好和方便得多。但我还是建议，一些建造自己生命的、需要反复阅读的书——也就那么几本，最好有纸质的一直放在自己的居所，哪怕可能随时搬家。

侯磊：媒介很重要，是媒介塑造了文体。正如是古登堡印刷的发明、明代雕版印刷的普及促进了长篇小说的发展。当今公号文的文风，已经影响到散文随笔的创作。而科技发展以来诞生的电影、电视、游戏、手机短视频等，来源于文学脚本，但又反哺了文学，因此未来还会有新媒介、新艺术。

如果看流行一时的作品，不妨看电子版，经典作品还是需要纸张印刷。未来可能会发展到这样，流行一时的作品不用印刷，只有优秀作品才能被印刷出版，出版纸质书将是作家学者的无上荣耀。

诗人瘂弦先生曾在与笔者聊天时传神地区分了竖排与横排印刷，说前者是让读者阅读时不断地点头，因为古人敬畏经典，敬惜字纸，而后者则是让读者不断地摇头，说明那份对文化奉若神明的虔诚感已荡然无存了。对这种旗帜鲜明地反对手机阅读替代严肃纸质阅读的观点，您如何评判？

吕文浩：我并不排斥手机阅读这种形式，我认为它应该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新元素，一种有力的补充。但现在很多年轻人手不离机，因手机阅读而对严肃的纸质阅读产生了比较强的抵触感，这是值得忧虑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管是以他人限制的方式，还是自我约束的方式，缩减手机阅读时间是很有意义的。不过，对手机阅读的限制也应该是有限度的，我们应该让严肃阅读的内容以适合手机阅读的形式加以推送。我们要进军并开发这块新大陆，使其内容多元化。

李静：我是站在反对手机阅读一边的。不是说人就不读手机了，而是尽量只用手机阅读必要的资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花更多时间保持严肃纸质书的阅读。

人是有灵的肉身存在，透过感官获取认知。书以有美感、有质地、有重量的形象出现在你面前，被你眼见和抚摸，它就成为不可移易、有尊严的客观存在，它能唤起你对创造、智慧、精神的敬畏感。一旦所有精神产品都进入小小的手机，“书”就成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东西，一切值得敬畏的创造都在此受到了贬抑。对此需要我们足够的警醒。

侯磊：我很喜欢唐老师的《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星期论文”和“自由谈”为例》一书，这本书讲述了民国新文人与媒体，乃至与政治的关系。我自己也收藏有《大公报》和《申报》，不时拿出来看看，能学会当时的社会用语，看遍人间万象。再有是看“豆腐块”——随笔专栏，有不少都是用文言写的。

竖版书，有书香；文言文，滋味长；繁体字，纪纲常。然而，我整理北京历史文献，是使用古籍和民国书刊电子数据库。那种大学本科时到国家图书馆古籍阅览室用铅笔抄古籍、到国图总馆去查民国报刊缩微胶片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青春再值得留恋，但在家上网解决，用手机随时分享古籍，难道不是更好么？因此，我们不是要“反对手机阅读替代严肃纸质阅读”，而是要推广用手机来做严肃阅读。

台大教授殷海光曾在写给往日学生林毓生的书信里倾吐对严肃阅读的心声：“不管我是否会成众矢之的，我依然认为读书做学问是少数知识贵族的事。……我固然很穷，我认为在原则上书必须贵而且装潢高雅。这样方显知识的尊严。”在大众化与知识贵族之间，殷海光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他进一步阐述道：“我们得认清读书的价值。……科学技术在这些方面对人类已经帮了很多忙，但是，在有些地方实在帮忙过火，发生反作用。”您如何看待殷海光等为代表的中国老派读书人对书籍的这份热爱和捍卫，以及对电子媒介的批评？

吕文浩：殷海光等老派读书人的观点，长处是让人们多往深处、远处想，不要只看眼前的流行事物，对于立志做大学问家和大思想家的极少数人来说，这是非常宝贵的提醒。但这种观点不适合绝大多数普通读书人甚至普通学者。普通人需要的是及时接触现实的新鲜事物，对其做出具有较多“烟火气息”的说明和解释。

李静：我是基本赞同的。伟大的书对于人类灵魂的建造，怎样赞美都不为过。至于电子媒介，按说它只是人类的工具，当为人的益处服务——它也确实在传播知识文化方面，使人获益。但现在的大势是，人本末倒置了，将自己变为了电子媒介的工具。这是很可悲的，人需要将自己的自由从中解救出来。

侯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媒介。我们是看横版书长大的一代，跟看竖版书的前辈观念就不一样；看电子书的一代，和我们观念也不一样。老一辈人一定要捍卫自己，新一辈人一定要打破老辈人的捍卫，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社会是在这种打破——捍卫——再打破——再捍卫中运行的。老辈人我们诚心尊敬，但生活还是要自己过自己的。

如今纸质书到处环绕着我们，但即使是受过良好大学教育的中产阶层，宁可在手机上刷自媒体的各种信息和资讯，也不愿意拿出时间来深度阅读纸质书。中国人对纸质书（或者说严肃内容）的抵触和疏离，跟这个社会观念水位的低迷和公共理性的匮乏之间是何种关系？

吕文浩：现在人们更多考虑个人的职业发展和物质享受，其阅读生活也是以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来决定读什么和读多少，职业学者也不例外。既然不“以天下为己任”，自然也就不一定要读那些跟自己距离较为遥远的严肃内容了。

这种阅读状况的好处是避免了过去那种大而无当的泛泛之谈，比较抵近自己的近期目标。但其弊端也是很明显的，长此以往，这个民族的观念水位会有下降、公共理性会有匮乏。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制度创新，不要总是把所谓成果和名利捆绑在一起，让大家多少有点“闲心”。

李静：互联网将人类数千年来的知识创造搬运其上，人们足不出户、无需与他人交往沟通即可获得，将人与人之间血肉相关、人格化的“我-你”关系，变成了人与物之间冷漠单向、反人格化的“我-它”关系。疏离纸质书只是互联网症状的一种，社会观念水位的低迷和公共理性的匮乏，也是互联网症状的一种。最根本的解救之道，恐怕还是恢复人与人之间鲜活、直接、关切彼此的“我-你”关系。

侯磊：如今大家都是用数码相机，但胶片摄影仍存在一个小范围内。以后阅读纸质书可能会成为小众爱好，但不会消亡，优秀的纸质书会成为文物并集体升值。纸质书=严肃内容，电子书=通俗内容，这种二元对立不大合适。因为纸质书也印地摊读物，任何典籍也都在电子化。趁着现在，快来藏书吧，晚了就来不及了。

清华大学何兆武先生在脍炙人口的《上学记》中这样写道：“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在回首其读书经历时也说过：“从1955年秋季到1962年1月，我一共有六年半的时间在哈佛大学安心地读书。……这一段训练纠正了我以往十八年（1937-1955）的自由散漫、随兴所至的读书作风。”两位前辈对于读书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请问您愿意站在哪一方并陈述理由？

吕文浩：余英时先生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较为稳定，从事专深研究的条件远较何兆武先生中青年时代为优。

不错，何先生读书比较沉迷于个人兴趣，但并不是只追求狭义的“趣味”，而是在博观约取。他后来之所以专攻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并做出重要贡献，与他青年时代确立的较为远大的思想志趣是有密切关系的。他当然希望做更专深的学问，他也有做这种学问的个人准备，但时代没有给他实现这种愿望的客观环境，所以他只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一点自己感兴趣而且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今天的物质和学术条件都有了大幅度改善，像余先生那样遵守严格学术纪律，努力写出学术精品更应该成为青年学者追求的目标。

李静：何兆武和余英时先生对读书看法的“分歧”，其实是不同的天性和目标带来的。读书人历来存在“狐狸型”和“刺猬型”两种。何先生属“狐狸”，兴趣广泛，游山玩水，不求中心，只求精彩，这与他的翻译家使命相称。余先生属“刺猬”，目标如一，心无旁骛，火力集中，务必穿透，这也与他的思想史学者使命相合。

精神世界必须同时存在这两种人，才会参差多态。我自己因为搞创作和批评，倒是希望像狐狸一样散漫博雅，但做不到，本性是一只专注的刺猬，只能涉猎很窄。

侯磊：人生在世，能够自由选择的东西真的不多。而是否有目的的阅读，是我们都能选择之处。人能在若干种分歧很大的观念中自由选择不被干涉，那是人生最关键的自由。知识分子最为痛苦的，是要选择有目的的阅读。这样的阅读等于搬砖，是学术沦丧的地方。与其这样做学术，不如干脆真去搬砖好了。

如果感到焦虑、沮丧的您有机会到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孤岛上生活一年，没有网络和手机，只能带五本书过去支撑一年时光，您愿意带哪五本？

吕文浩：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第一，我的阅读活动总是和所处的现实环境联系在一起，某种意义上是为我搞明白问题服务的；如果离开了具体的生存环境，到“世外桃源般孤岛”上生活，尽管衣食无忧，但我觉得阅读活动的意义都被抽离了，还要阅读做什么？第二，退一万步说，真有这样的环境，我希望读的是自己一直想仔细读但没有静下心来读的经典名著，文学的、哲学的、史学的、社会科学的都可以，但很难说一定要哪五本；第三，我希望深入钻研的五本书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民族性、文化特征，但不一定都是研究中国的经典。

李静：在这样幸福的孤岛待一年，当然要带最耐读的书。那我就带五部版本合适的老书吧：《诗经》《墨子》《史记》，中英对照版《圣经》，但丁的《神曲》。带前三本，是因为它们流淌着我们祖先最原初的爱力、美与激情，而且可以帮我补回母语课。中英对照版《圣经》，既建造生命，又补习英语和文学典故。但丁的《神曲》，是因为它的泉源性和想象力，既是西方正典，又是许多现代经典的母本，而我还没好好读懂它。

侯磊：我肯定带五本一千页以上的世界名著，不要三卷本四卷本，要既可以阅读，还可以枕在头下睡觉的书。比如：《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巨人传》《源泉》《大卫·科波菲尔》《铜座全集》。不要求它们有任何实际意义，阅读只是私生活的一部分，在网络时代最为重要的就是不干涉别人的私生活。作为写作者而言，第一要义是表达自己，只有充分、理性、切实地表达，才能有被人阅读和接受的价值。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