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宣布将与企鹅兰登图书合作，陆续引进出版企鹅布纹经典书系。10月下旬，译文社首批推出该书系中英国作家简·奥斯丁六部作品：《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诺桑觉寺》《爱玛》《劝导》。近期，一场沉浸式体验经典书籍之美的首发式在上海朵云书院·戏剧店举办，同时也拉开了“茶杯里的风波：企鹅布纹经典奥斯丁作品主题展”的帷幕。

游奥斯丁“小人国”、赏经典插画展、听精彩讲座、玩丝网印刷……一站式打卡奥斯丁的文学世界，吸引了众多读者前往上海朵云书院·戏剧店沉浸式体验企鹅布纹经典奥斯丁作品。在当天举行的奥斯丁新书讲座上，作家张怡微、包慧怡、许佳，编辑管舒宁，媒体人董子琪从奥斯丁作品在当代的意义、奥斯丁所在时代的背景和其作品的暗面、奥斯丁对于女性教育和女性创作的影响、奥斯丁作品的出版和引进几个角度和读者做了分享。

企鹅布纹经典“奥斯丁作品”，上海译文出版社

张怡微回忆，自己从1996年起就开始阅读奥斯丁的作品，其作品不仅为自己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也伴随着自己的成长，随着年纪增长，每次阅读奥斯丁的作品都会有新的理解和感悟。包慧怡赞同道，自己二十岁时读奥斯丁的作品，只觉得其可作为自己英语写作的标杆，奥斯丁的诙谐、微言大义、结构，都吸引着她：“奥斯丁笔下的句式非常灵动，她不是诗人，但她的语言几乎是无可挑剔的，你要想改进她的句子非常难，我当时纯粹是从英文系学生的角度读她的作品。”

当十年后，包慧怡再读奥斯丁作品时发现，奥斯丁其实在书中描绘了一个令人细思极恐的世界，她把一系列的政治经济议题，温和地化为“礼仪”这个审美议题。“小时候迷恋的那些描述，她写的那个社会存在吗？某种意义上存在，但是这个不是历史，它是一种历史的幻境术。她用礼仪重构秩序，把一切都浓缩在一幅乡绅生活微型画中，并在其中诉说真相，但她其实从来都不是狄更斯那样的写实主义作家。阅读她的作品，我们可以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女主人公，我们又怎样能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主人公。”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许佳认为，阅读奥斯丁作品对当代人生活依然据有启示意义，尽管生活环境有所改变，但有关财产、婚姻等方面遇到的难题却是相似的，读者同样可以获得共鸣。

相比而言，作为当代英国既受读者欢迎，又受学界肯定的当代文学评论巨匠，詹姆斯·伍德，对这位经典作家更是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收录于其首部文学评论集《破格：论文学与信仰》的《简·奥斯丁的英雄意识》一文中，他赞赏简·奥斯丁同时创立了人物和漫画人物——这便是骨子里好讽刺的纯正英国味的人物创作法。从她那里，狄更斯学到了人物可以单靠一个大的特征站住脚，而仍然生气饱满。从她那里，福斯特学到人物不一定要改变才真实；他们只需在小说的进程中揭示稳定的本性。而同时，伍尔夫意识流最初的波澜可以在奥斯丁那里找到——她发明了一种全新的快速信号灯，在人一念甫起时发出信号。正是这种创新，发现如何表现心灵和自身交流的中断，构成了她的激进主义。由此，伍德认为简·奥斯丁是一个迅猛的创新者，她的作品不是治疗，而是解释。

詹姆斯·伍德批评文集新版封面 行思文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而伍德的“解释”，也总能循序渐进地带领读者发现文学作品的魅力——无论所读的是已被束之高阁的经典文学作品，还是新近出版的当代文学作品。这本评论集是近期由行思文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再版的“伍德批评文集”之一种，在其最富盛名的《小说机杼》之前十年问世，是他的非凡才能所登上的第一个展示台。彼时的伍德已于评论界经过多年磨砺，他博士甫一毕业即获“英国新闻奖”，又于英国最知名的杂志之一《卫报》的文学评论版担任过五年主笔，由此造就了书中既新鲜又老练的破竹之声。

《破格：论文学与信仰》以对十六世纪巨作《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的评论开篇，一路推进到近年在中国读者中形成阅读风潮的塞巴尔德，每一篇文字中都埋有关键的文化脉络，组合在一起亦折射出近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精神世界震荡的一条隐线。《简·奥斯丁的英雄意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伍德独出机杼的批评风格，亦可加深我们对简·奥斯丁经典作品的理解。（文/文学报记者 傅小平）

译作选读

简·奥斯丁的英雄意识

奥斯丁的女主人公并不发生现代意义上的改变，因为她们并没有真正发现自己。她们发现了认知的新奇；她们寻求正确。随着小说推进，某些面纱刺穿，障碍移除，这样女主人公就能把世界看得更清楚。这一过程中，女主人公越来越多的稳定本性透露给我们。因此，奥斯丁的情节天生是理性的、解决问题的（“理性”是奥斯丁最喜欢的词之一，也是她笔下女主人公经常使用的词）。奥斯丁女主人公的惯常立场是读者的立场，即阅读和思考她面前的小说材料，等所有这些材料在小说结尾完备，便会做出她的决定。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读者如此深爱奥斯丁的女主人公——不是因为她们特别真实或“丰满”，而是因为，亦如我们，她们是这部小说的读者，因此站在我们这边。《理智与情感》里的埃莉诺·达什伍德，和《曼斯菲尔德庄园》里的范妮·普莱斯一样，渴望“安静反省的解脱”。埃莉诺在《理智与情感》里多次描述了这种反省的过程。当她重新评价威洛比时，她“决心不仅要通过自己的观察及别人所能提供的信息对他的品格有一个巨细靡遗的新认识，同样也要热切关注他对她妹妹的行为，以便不必多次会面就能确定他是什么人，是什么意思”。伊丽莎白·班纳特在《傲慢与偏见》的结尾，终于能实事求是地看待达西，而不是用过去的错误眼光——这是她的胜利；她对自己并没有什么重大发现。也许她不那么骄傲，不那么武断，但她几乎没有转变自己。范妮·普莱斯也是如此。范妮在某种程度上是关于善良的漫画人物，永远善良，永不改变。这部小说展现了它和戏剧传统的渊源（尽管事实上它是一本谴责戏剧的书），在前十五页奠定了稳定的性格基础，而且从未偏离：诺里斯夫人登场了，她是邪恶的、絮叨的；贝特伦女士走进来，摆出她那个后面保持了整本书的姿态，“做些没完没了的针线活儿，它们既少实用价值，也谈不上美丽；她想的主要是她的哈巴狗，不是子女，对后者她完全放任自流，别给她惹麻烦就好”；范妮·普莱斯也不会偏离埃德蒙早前的评价：他“相信她有一颗深情的心，有把事做对的强烈愿望”。

爱玛·伍德豪斯是奥斯丁创造过的最接近自我发现的人物。就像伊丽莎白·班纳特，她必须理性地解决一个问题——谁和谁般配，最终，谁和她般配——小说让她进行了几次灾难性的实验。这样一番折腾，让她在小说结尾明白了我们一直知道的东西，即她的盲目，任性，愚蠢。但她本质上也很稳定，因为她本就无可救药。实际上，不正是这份不可救药，让奥斯丁笔下的女主人公们如此动人？我们难道不设想爱玛将来会继续愚蠢地行动，即使奈特利先生在她身边？我们从小说一开始就知道爱玛本质上善良但任性（而非邪恶和倒霉），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体察到奈特利先生爱她，而且我们感觉得出奈特利先生在小说中集诸多最高价值于一身。一个童话般的摇篮保护爱玛免受真正的伤害。可以拿她对比一下现代的女主人公，《一位女士的肖像》里的伊莎贝尔·阿切尔。拉尔夫·杜歇比伊莎贝拉本人看得清楚，他是她的奈特利先生。然而，在詹姆斯悲观的、精神分析的视域里，拉尔夫无法救伊莎贝拉脱离属于她自己的困境。她必须为她自己犯错。相比之下，爱玛替别人犯错；她为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选择了奈特利先生。早先有一次谈话，韦斯顿太太对奈特利先生说，爱玛“永远不会真给一个人引错路”。小说马上会证明这个评论不符合事实。但在同一次谈话里韦斯顿太太也说，“她不会一直错下去”，这倒蛮对的。爱玛的主观性便是坐在这个密封小瓶里漂流。

奥斯丁的女主人公不发现她们自己身上什么是最好的；她们发现对于自己和他人什么是最好的。奥斯丁的作品不是治疗，而是解释。准确说，解释学得到全面的发展，是在德国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手里。但我们从同时代的文本中知道，“解释学”和“阐释学”两个词远在施莱尔马赫之前便在英语里广为流通，既用于人，也用于文本。理解他人，关注他人的秘密，正确解读他人，也可称为“解释学”。施莱尔马赫本人一再强调，解释学既适用于《圣经》，也适用于日常对话。1829年，他在“论解释学概念”的学术演讲中提到了阅读“重要对话”的方法，并补充道：“和天赋卓绝之人结伴而行，须努力听懂他们的言外之意，正如我们阅读紧凑的著作，要看出字里行间的意味。有意义的谈话在某些方面可能是一种重要的行为，必须努力提炼它的要点，去把握它的内在连贯性，去进一步追随它所有的微妙暗示。”奥斯丁的女主人公就是这样做的。即便野性难驯的爱玛也是这样一个读者。奈特利先生最后向爱玛求婚时，奥斯丁写道：“在他说话的时候，爱玛的头脑最忙碌，而且以惊人的思维速度，能够——而且一字不漏——捕捉和理解整件事的确切真相。”

书中插图

这是奥斯丁女主人公的解释学任务，里面明显加了点新教甚至福音派的色彩。因为奥斯丁的女主人公也阅读自己，把她们的精神寄托其中。《曼斯菲尔德庄园》里，亨利·克劳福德向范妮征求意见，她回答说：“如果我们肯听的话，我们心里都有一个比任何别人都更好的向导。”我们的内心是我们的上帝和向导；我们请它帮忙。正是奥斯丁小说女主人公的内向性，令她们在小说中表现英勇。这是可测的，因为奥斯丁维持了一种意识的层级：重要人物多内心活动，其他所有人只是说话。或者不如说：女主人公们对自己说话，而其他人彼此交谈。所有人物中唯有女主人公的内心想法得到表现。而这种自我对话往往是一种秘密对话，奥斯丁几乎发明了一种新的表现技巧，是现代主义意识流的一个先驱。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种技巧的发展。她的第一部小说《理智与情感》（1811），几乎没有这种意识流。《理智与情感》中有大量这种段落，奥斯丁记录下激动的心绪，但这种写法看来难以挣脱自己的束缚，仍然停留在传统对于心绪的描写：“埃莉诺那一刻心里是什么滋味？如果不是那一刻她直觉地感到不可信，她是会非常惊讶，非常痛苦的。在沉默的诧异中，她转向露西，猜不出她为什么这样声明，抱着什么目的；她虽然变了脸色，却认定这事绝不可信，而且自信绝不会发作或晕倒。”露西刚刚告诉埃莉诺，她和罗伯特·费勒斯的哥哥订婚了，埃莉诺正在脑子里转着这个震惊的消息。但是奥斯丁待在埃莉诺外面，记录下她变了脸色，并好像在安抚读者，保证埃莉诺不会发作。提到外部变化 —脸色的变化—很重要，因为这表明奥斯丁在运用舞台的理念，即一个人物需要外在地表现出震惊。当然，奥斯丁要说的是，埃莉诺并不像这些舞台演员；埃莉诺太平静了，她的心绪不宁除了几乎无法分辨的脸色变化，再没别的表现。她在“沉默的诧异中”思考，因此我们无法接近。（“埃莉诺那一刻心里是什么滋味？”）从这个意义上说，埃莉诺预示了奥斯丁后来的女主人公：从肉眼难辨的脸红，到进入一个人物的内心，这对于小说家来说只需再进一小步。但无论如何，在奥斯丁发展历程的这个节点，我们不能进入埃莉诺的头脑；她“沉默的诧异”确实是沉默的。

《傲慢与偏见》（1813）让奥斯丁得以说出女主人公伊丽 莎白·班纳特的内心。不过她是逐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的。起初，伊丽莎白就像埃莉诺；她并不对自己说话，除了在奥斯丁的间接报告里。慢慢地，她的情感浓度加深了，奥斯丁开始大量记录伊丽莎白的自我对话。第一次听说达西拆散了宾利和简的时候，她走进自己的房间，在里面“她可以不受打扰地思考刚刚听说的一切”。这里，奥斯丁开始扩大伊丽莎白的精神革命，我们看到伊丽莎白苦涩地对自己“感叹”简遭到了多么糟糕的对待：“她是多么活泼善良！她的理解力很棒，脑子越来越好，举止也很迷人。”但这种自我感叹很快就结束了，激动的心绪引起了头痛（在奥斯丁的早期作品中，头痛、流泪或睡觉往往会结束她对女性内心的表现）。仅仅二十页后，伊丽莎白就自由了。达西写信给她，她带着信出去散步了。她身边别无他人。她读着信，羞愧得要命，她对自己的演讲很快就分解为几股磕磕绊绊的进路：

“我的行为多么卑鄙！”她不禁大声叫道， “ ——我一向自负眼光高明！我一向自夸很有本领！总是看不起姐姐那种慷慨真诚！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我总是无事生非甚至惹人憎恨地猜忌！ ——这发现是多么丢人！ ——但我也是活该丢人！ ——就是我真的爱上了人家，也不该盲目到这样该死的地步。然而我的愚蠢，并不是恋爱，而是虚荣——……到现在我才算有了自知之明。”

这本质上是舞台独白。在《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和《爱玛》（1816）的创作过程中，奥斯丁对此的运用越发复杂，去掉了引号，将女主人公的独白与她自己的第三人称叙述融为一体，这样她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出人物。与此同时，她女主人公的精神演讲褪去了伊丽莎白身上的最后一抹舞台感（“我的行为多么卑鄙！”），变得更为松散，更像对话。可以看到，范妮 ·普莱斯在《曼斯菲尔德庄园》里自思自量，比伊丽莎白在《傲慢与偏见》里这么做早得多；而当然，爱玛在整本书里填满了生气勃勃的自我争论：《爱玛》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单间。以前，伊丽莎白需要跑到外面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爱玛的想法则起于最普通最家常的环境，在她的泡芙、脂粉和情书之间。实际上，奥斯丁把独白小说化了：

发卷已经夹上，女佣已经打发走，爱玛坐下来思索，满心悲惨。——这的确是件可悲的事情！——她一直心怀希望的每一种前景全都被打碎了！——每一件事情都发展成为最不受人欢迎的结果！——对哈里特来说是如此重大的打击！——这是最糟的。这事的每一个方面都带来痛苦和屈辱，要么这种要么那种；不过，比起给哈里特造成的危害，全都无足轻重；她甘愿承受比实际情形更多的误解，更多的谬误，更多由于误判而带来的耻辱，只要将她错误的后果局限于她自己。

这极为柔软，奥斯丁奇迹般地拓展了有时称为自由间接体的手法，以此作者描述起女主人公的思想可以带上这种共情的激动，就好像女主人公自己在写小说。在自由间接体里，虽然叙事仍是第三人称，但女主人公似乎淹没了叙述，迫使叙述站在她这边。（“这的确是件可悲的事情！——她一直心怀希望的每一种前景全都被打碎了！”）在奥斯丁后期的小说中，她倾向于交替切换自由间接体与第一人称意识流。后者的例子，《曼斯菲尔德庄园》里有很多。全书临近结束时，范妮在朴次茅斯收到埃德蒙的一封信。她确信埃德蒙会娶玛丽·克劳福德：

至于信的主要内容，完全没什么能减轻她的苦恼。她心烦意乱，几乎对埃德蒙迸发了怨恨和愤怒。“这种延期毫无意义，”她说。“为什么还不能决定？ ——他瞎了，没什么会让他开眼，没什么能；事实早已摆在他的面前，摆了那么久也没用。 ——他会娶她，并落得一个可怜而悲惨的下场。但愿上帝别让他在她的影响下，变成一个不受尊敬的人！” ——她又看了一下那封信。 “‘那么喜欢我！’全是这种胡说八道。她除了自己和她的哥哥，不会爱任何人。‘她那些朋友多年来把她领入了歧途！’恐怕她也同样在把她们领上歧途。也许她们全都在互相腐蚀；如果她们喜欢她超过了她喜欢她们，那么除了她们的奉承，她是不会受到什么伤害的……‘她是全世界他唯一可以看作妻子的女人。’我完全相信这点。这种迷恋已主宰了他的整个生命。不论成功或失败，他的心已永远交给了她。‘失去玛丽，我必须认为我也失去了克劳福德和范妮。’……埃德蒙，你并不了解我。如果你不与她结合，这两个家庭永远也不会连在一起。啊！写吧，写吧。让它立刻结束吧。让这种悬而不决的状态结束吧。这是自讨苦吃，只能怪你自己。”

这个精彩的段落在她后期小说里很有代表性，这里奥斯丁结合了第三人称叙述（“她又看了一遍信”）、第一人称独白（“埃德蒙，你不认识我”）和埃德蒙来信的片段，其呈现方式并非第一人称引用，而是由奥斯丁转为自由间接体，以加快段落的速效，并在读者身上印上范妮的心绪，好像是范妮把埃德蒙的话转换成自己的话。随着段落的发展，第三人称叙述逐渐消失，我们完全进入范妮的脑海。这种在不同模式间转换的写作，匆匆捕捉到推论过程中的那一结巴，使奥斯丁成为一个比福楼拜等更为激进的小说家。

选自《破格： 论文学与信仰》[英] 詹姆斯·伍德/著，黄远帆/译，行思文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年10月版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