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Delta变异毒株在全球蔓延，疫苗可及性与公平性问题再度引起热议。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已经分发35亿多剂疫苗，但其中75%以上的疫苗只分发给了10个国家。

7月21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高端对话中，WHO总干事谭德塞指出，在全球疫苗分配方面仍然存在令人震惊的不平衡，导致新冠病毒大流行出现“双轨制”：富裕国家正在开放，而贫穷国家正在封锁。

谭德塞强调：“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增加低收入国家的疫苗供应。我们需要大幅增加疫苗的产量。这可以通过消除扩大制造业的障碍来实现，如技术转让、放开供应链和豁免知识产权。有这么多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利润和专利必须排在第二位。”

谭德塞呼吁，疫苗资助国和相关产业通过新冠病毒技术获取池(the COVID-19 Technology Access Pool，简称“C-TAP”)促进自愿、透明和非排他的专利许可、技术和数据转让。

与此同时，WTO有关于暂时豁免疫苗专利的讨论仍在继续。WHO传播官Fernando Puchol在独家回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时表示，在7月20日的TRIPS理事会会议上，世贸组织成员同意继续审议为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而临时豁免某些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简称“TRIPS”）相关的提案。

据记者获悉，TRIPS理事会内部仍然存在分歧。虽然各代表团仍致力于为所有人及时和安全地获得高质量、安全、有效和负担得起的疫苗和药品的共同目标，但是在如何以适当和最有效的方式解决疫苗和其他新冠病毒相关产品短缺和不公平获取问题这一根本问题上，各方仍存在分歧。

由于无法完成对修订豁免请求的审议，TRIPS理事会将继续讨论，包括通过小组磋商和非正式不限成员名额会议，并按照《马拉喀什协定》第九条第3条的规定向总理事会报告。TRIPS理事会还同意继续以同样的方式审议成员提出的其他相关建议。

WTO总干事奥孔乔·伊维拉于近期承认，目前就TRIPS豁免提案所进行的基于文本的谈判“进展缓慢”，各成员正试图在不同的观点和方法之间进行调和。“我们目前正在努力研究如何帮助成员弥合分歧并推进这些谈判。”

那么，为什么暂时豁免疫苗专利谈判如此艰难？疫苗分发的核心问题是什么？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就上述问题独家专访了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专家组成员、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邵一鸣。

《21世纪》：面对新冠病毒大流行，部分国家领导人、跨国药企高管对暂时豁免疫苗专利持反对态度。这是为什么？

邵一鸣：药品的专利保护是一把双刃剑，它既鼓励了新药研发，又限制了专利药品的可及性。部分发达国家与全部跨国药企都反对豁免新冠疫苗的专利，因为他们认为这会阻碍新药的研发，损害药企的商业利益。药品专利保护与药物可及性之间的矛盾，本质上就是商业利益与健康权益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政府拥有足够的资源购买大型药企的药品供给其国民，而大型药企也会运用自身强大的影响力向政府游说，以确保自己药品的专利垄断。

但是，与其他商品不一样，药品牵涉到人类的健康，在传染病大流行中更是直接关乎生死，需要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大型药企和人类社会的合作，尽一切可能提高药品的可及性，尤其是自身无法解决的发展中国家的药品可及性。在全球药品的供应链中，在药品领域美欧是研发的“领头羊”，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仿制药生产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料药生产国。但是在疫苗领域，美、欧、中基本并驾齐驱，在目前批准上市和紧急使用的十四五个新冠疫苗中，中国占了7个，在全球已接种的约二十亿剂新冠疫苗中，中国疫苗占了十多亿。因此，欧美国家和中国应该开展各方面的合作，促进疫苗药企的扩产，解决发展中国家的新冠疫苗需求，只有接种新冠疫苗建立全球群体免疫屏障，才能最终战胜全球新冠大流行。

《21世纪》：豁免专利无法解决疫苗可及性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邵一鸣：南非和印度政府最先提出暂时豁免新冠疫苗专利的建议，中国和美国政府先后表示同意，但欧洲很多大国表示反对，目前该建议已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行商谈。由于WTO的决策机制是协商一致，能否谈成功、何时能够谈成，都是很难预料的。因为自上世纪90年代开展解决药品可及性与知识产权保护的WTO协商，直到2005年才达成了《TRIPS修订议定书》，允许在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为了保护公众的生命健康，可以强行仿制专利未过期的药品，并平行出口到他国。

《21世纪》：您刚刚提到的《TRIPS修订议定书》对全球药品可及性问题有何影响？

邵一鸣：全球在专利保护和公共健康之间一直存在争议，反映的是TRIPS协议所设立的药品专利保护标准与公共健康危机下发展中国家药品获得之间的冲突。国际社会通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包括《多哈宣言》《总理事会决议》、最后再到《TRIPS修订议定书》，终于在保障生命健康权和药品知识产权之间，首次做出了偏向公众健康利益的选择。该国际性条约规定了成员国有权利在遇到公共卫生危机时，批准专利药品的强制许可，确定了强制许可的范围和国家紧急情况或其他紧急情况的界定，为各国实施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奠定了法律基础。

《21世纪》：发展中国家在执行《TRIPS修订议定书》中又发挥了哪些作用？

邵一鸣：在重大传染病的大流行中，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特效治疗药物和预防性疫苗的严重缺乏，出现了严峻公共健康危机。全球艾滋病、疟疾、结核病的大流行曾造成巨大的生命损失和经济负担。尽管科学的进步使艾滋病特效药在上世纪90年代就出现，但因为价格高昂只有发达国家病人能够使用，超过2000万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患者长期无法获得。这直接导致非洲一些国家的人均期望寿命，由于艾滋病造成的死亡下降了十几至几十岁！这也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等国际组织，持续推动并最终达成修订TRIPS议定书的动力和原因。

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南非和泰国等国，在面临艾滋病、结核和疟疾等重大传染病大流行时曾实施了药品的强制许可，解决了本国面临的艾滋病等重大疾病引发的公共健康危机。实际上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在自身遇到公共健康威胁时，都实施或威胁实施过对专利药品的强制许可。本世纪初，WHO、UNAIDS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在TRIPS修订议定书的助力下，推动联合国建立了防治重大传染病的全球基金，最终解决了发展中国家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药物的可及性问题，挽救了大量的生命，维护了全球的公共健康。

在当前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中，科学的进步导致大量新冠疫苗很快问世。但是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发展中国家又面临着与当年用不上艾滋病药物一样的挑战——用不上新冠疫苗！在发达国家半数以上国民接种了新冠疫苗时，非洲只有1%-2%的人民接种了新冠疫苗。我国必须汲取从艾滋病造成3000多万死亡的血的教训，绝不能再花十多年的时间去争论药品专利和生命价值孰重孰强，而应该在新冠疫苗成功之初，就解决好疫苗的全球可及性问题。

《21世纪》：目前解决疫苗可及性问题的方法有哪些？

邵一鸣：我在这里想提出一个概念或者模式——“A+X”，或称之为“T+X”，“T”为国际社会既往达成的共识，《TRIPS修订议定书》。在当前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严峻时刻，不应该再花大量的时间去讨论疫苗的专利豁免问题，因为在现有WTO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下，根本不可能短期内得出结果。国际社会应该在已达成的《TRIPS修订议定书》的原则下，即在公共卫生危机时维护生命高于维护药品专利，去解决新冠疫苗的全球可及性问题。

由于新冠疫苗的高技术门槛，单纯豁免疫苗的专利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解决各类疫苗的生产工艺、技术诀窍、技术人员等大量的技术瓶颈问题才有可能进行生产。在生产工程中，还要保障生产疫苗的原材料、辅料、佐剂和包材等全供应链完备和可持续性。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才能构成所需要的“X”，其重要性并不比“A”或“T”项差。只有全球范围内实现政府、公立机构、私人企业、社会和国际组织间的全面合作，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才能获得的“A”或“T+X”的全部，这是在短期生产数以百亿剂的新冠疫苗的唯一保障。

前不久结束的G7会议宣布要在未来一年捐赠10亿剂新冠疫苗。这是好的，但却是很不够的。因为，一年对每天几十至上百万的感染者和成千上万死亡的人来说来得太晚。十亿剂疫苗对每人平均至少需要两针的78亿地球人来说又太少。科学的知识和防疫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给全球70%-80%人口接种新冠疫苗，才能建立起人类抵御新冠病毒的群体免疫屏障。所以，人类需要立即放弃政治划线相互攻击，只有真正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包括疫苗企业的真诚合作，才能尽快在全球范围实现新冠疫苗的可及性和使用公平性，人类才能最终战胜自己的真正敌人——新冠病毒。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辑/樊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