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天桥始建于元代，《全元诗》里即收录有许有壬的《天桥夜月》诗。晚清诗人方济川的诗注中也说：“天桥在元朝早已有之……为元代妓舫游河必经之地。”当时天桥一带水网纵横，莲叶田田，经常泊有小艇供游人乘坐，宛如江南水乡。

1864年《普鲁士特使远东风景记录》中的天桥与两侧碑亭基址

“龙鼻”以南 疏渠立碑

天桥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晋书·天文志》记载：“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亦曰梁，为天桥，主御风雨水道。”北京的天桥始建于元代，明初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分别在天桥东南修建了天地坛，合祀皇天后土；在天桥西南修建了先农坛（山川坛），以祭祀神农、太岁。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筑外城28里，北京的中轴线由此延伸至永定门，天桥就成为中轴线上的交通要冲。

天桥两侧商贾云集，酒肆林立。端午时节更是游人如织，号曰“走桥避毒”，以祛百病；人们集于天坛坛根，进行走马射柳比赛，这种风俗一直延至近代。

清代前期满汉分治，回汉民等居于外城，各省举子来京应考，亦多住外城。文人士子就近在天桥、陶然亭一带宴饮游乐，留下了很多诗赋笔记。康熙年间，曾将东华门外灯市移于天桥一带，天坛道观（神乐署）每年还举行赏花盛会，使得天桥之地更加繁荣。

天桥为“天子”南郊祭祀通行专用，在中轴线上跨河而建。因位于东、西龙须沟正中，故天桥又有“龙鼻”之称。

公元1790年，正值乾隆帝即位55年和80大寿之年。值此双庆之期，乾隆帝下令在天桥以南，天坛、先农坛之间自北向南，各开出河渠三道，共六道河渠。利用挖掘出的土方在两岸补植杨柳荷花，改善当地绿化环境，使得河堤美景盛极一时。

为了彰显帝王的伟绩，乾隆帝将疏渠的经过详细记录，于第二年刊刻《正阳桥疏渠记》碑一方；同时又将永定门外乾隆十八年的《皇都篇》和《帝都篇》御制碑进行了复刻，再次讴歌了北京的山川形胜和自己的乾隆盛世。两碑仿照燕墩上的四方石幢形制，在天桥之南，各兴建一座御碑亭加以围护。这在乾隆《御制诗集》中得以印证：“正阳桥南至天坛石路两旁夏多积潦。上年命于石路左右自北而南各疏渠凡三，渠中之土培以为山，周植树木，用以洁坛垣而颐涂轨。御制文纪事与御制《皇都篇》《帝都篇》，勒碑建亭于渠之左右。”这次工程共耗费帑银六万余两。自此在天桥南端东西两侧，出现了一对方形碑亭，对称设置。

嘉道年间 御碑被弃

嘉庆十一年（1806年）九月曾对天桥西侧的《皇都篇》《帝都篇》碑亭进行维修：“头停南面上层檐，添安六样黄色筒瓦十三件，勾头一件。下层檐添安筒瓦二件，勾头二件……”据此可知，当时碑亭为重檐黄琉璃瓦方亭形制。嘉道年间诗人邵葆祺至此，留下了“四角亭深十丈碑，拜手如披郊祀志”的诗句。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天理教教主林清所部教徒兵分两路，冲进东华门、西华门。清廷火器营官兵千余人投入反攻，天理教众力不能支，归于失败。这次起义对朝廷震撼极大，嘉庆帝感叹：“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甚至下“罪己诏”表示“永不忘十八年之变”，就连林清部众留在内廷广场西侧隆宗门匾额上的箭头都不许拔掉，以警醒后世子孙。

林清之变后，堪舆家说天理教起义与乾隆时疏浚天桥沟渠有关，破坏了国家的王气，才导致了这场千古奇变。据档案记载，钦天监何元富、许翰等人到天桥附近考察后回奏：“正阳门居北，位属坎水，永定门在南，位属离火……凡明堂总宜平坦正直，不宜有坑洼积水，泄明堂之气。且永定门值离火之位，尤不宜积水，现在所有六处河渠似涉水火相争。理宜将两岸积土填实，六处河渠并凡有坑洼之处，均一律垫平。”

嘉庆二十年（1815年）二月，六道河渠被填平，并改栽种树木。据历史档案记载，道光元年（1821年）九月，天桥南侧的两座御碑亭也被拆除。两座乾隆御制石碑被分别弃置于斗母宫与弘济院中“压胜”。

御碑重现 分于两地

民国时期著名史地学者张次溪在《天桥一览》序言中写道：“闻父老言，桥之两侧，旧各一亭，内有方石幢一。咸丰年犹在，至同治，其一移桥东某寺。又一置桥西斗母宫，至今尚存。迄光绪间，仅余二亭之三合土基址而已，今则并基址亦渺不可寻矣。”张次溪先生记录的这段旧闻与档案记载有出入，其中提到桥东某寺为今红庙街78号。该院即为僧庙弘济院旧址，俗称红庙，建于清顺治年间，该院南侧的石幢就是现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正阳桥疏渠记碑。

张次溪先生提到的天桥以西之斗母宫现已不存。在今永安路东口路北59路公交车站北侧，有一条死胡同，名为永胜巷，即原斗母宫的西夹道，由此可以大致判断出斗母宫的位置。

斗母宫为道观，康熙三十四年建，乾隆二十二年敕修。该观在《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光绪顺天府志》等北京历史文献中均有记载。民国初年，斗母宫改建公共浴池，乾隆《皇都篇》《帝都篇》石碑被挪至先农坛北坛根。1935年《晨报》记载：“先农坛石幢，旧在前门外天桥西路北之斗母宫内，因便于保存，乃移置于先农坛外坛之坛墙下。后外坛拆除，古柏地亩皆标卖，乃又将幢石迁移于内坛。”

斗母宫之石幢移至先农坛内坛保存后，幢顶、幢身、幢座，被分别拆卸，散倒于地，新中国成立后被埋入地下。2004年底，该幢终于在先农坛北坛门附近的京青食品厂院内重见天日，现置于首都博物馆东北侧广场上。

另外1750年《乾隆京城全图》所绘斗母宫、弘济院的位置亦分别与今永胜巷、红庙街78号院的位置相符，印证了张次溪先生所言。

1864年《普鲁士特使远东风景记录》中出现了最早的天桥形象。从版画中可以看到，天桥为单梁双栏石拱桥形制，桥宽至少十余米。桥南两侧地面翻起，石板零落，隐约呈方形轮廓。这有可能就是道光年间迁移两座御碑亭后留下的痕迹，与张次溪先生所言“光绪间仅余二亭之三合土基址”相印证。

开渠立碑是乾隆皇帝对北京南中轴线的一次重构。乾隆帝仿照唐代洛阳天津桥的设置，在天桥南侧开渠六道，并设置东西碑亭，为日月天汉表胜之象。

这对石碑是北京中轴线上重要的文化遗产，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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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耄耋之年亲自主持完成了这项京师南中轴路的改造工程，其目的是“奠经涂以巩皇图”，“开国家万年有道之长也”。乾隆皇帝对自己一生的功业颇为自负，这次改造工程也是“昊苍鸿眖”，天授君权的意志体现。

南城是“明堂”（天坛及先农坛）所在，“明堂”是南郊举行国家祭祀大典的最高礼仪场所。清代《大驾卤簿图》反映了这一盛况，三千余人的祭天队伍由紫禁城出发，浩浩荡荡，进入天坛。前有瑞象前导，大象背驮宝瓶，寓意“太平有象”，中有五辂（玉、金、象、革、木五种大车）仪仗，后有鼓乐队、兵旗队，最后是36人抬的皇帝御辇，两侧还有前呼后拥的侍卫护军、文武百官等。整个队伍绵延数里，盛大煊赫。这么重要的地方，自然需要环境整治，这次改造后乾隆帝认为“风沙弗致，堙坛洁清昭敬且惬观瞻”。

南象征着万物竞相生长的繁荣景象。天子御极，面南背北，君临天下，即面对繁华市井、“国家丰豫之景”，这正是“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的意义。永乐定都北京之后，于正阳门外开辟廊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货”，形成今天前门南大街的格局。清《日下旧闻考》云：“今正阳门前棚房比栉，百货云集，较前代尤盛。”即言清朝“向明而治”功逾前朝。唯向明而治、国家丰豫，才能江山永定——嘉靖帝增筑京师外城，命名中轴线南端新筑之城门为永定门，即为此意。

乾隆皇帝这次开渠，对南城的市容环境、商业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此后30年间，南城地区“天桥南望风埃小，春水溶溶到酒边。”“九衢车马去如织，更无过客停吟鞭。”

但是随着“林清之变”的发生，这六条水渠和碑亭相继被拆除，然清朝的国运并未改变。

（原标题：天桥开渠与皇家恩怨）

文/刘文丰

来源/北京日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