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第五届“琦君散文奖”颁发。祝勇《故宫六百年》获得“作品奖”。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面对每一个建筑空间，我也只能选取一个时间的片段（当然是我认为重要的片段），让这些时间的碎片，依附在不同的空间上，衔接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拼图。”在新书《故宫六百年》中，作家、学者祝勇这样写道。

这是祝勇关于故宫的第八本书。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十年里，他先后写了《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故宫的古物之美》（一二三册）、《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以及两卷本《故宫六百年》。

今年恰逢故宫600年华诞，市场上出现了好几本题为《故宫六百年》的著作，但祝勇的书与众不同——不是帝王家史，不是龙椅背后的猎奇，而是呈现人性温度之作，它以平视的眼光，更多关注故宫中的普通人，呈现他们生命的疼痛与哀伤。

除了书写和学术研究，祝勇还是故宫博物院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身体力行，不断通过电视纪录片、综艺节目等新方式向全世界传播、推广故宫。从央视12集《故宫》（2005年播出）、《故宫一百》等等，到如今讲述“故宫文物南迁”的纪录片，一个个项目背后，都有他的身影。

故宫里的生活很宁静

张英：曾有一段短暂时间，你在北京作协当专业作家。是什么契机，又让你选择了故宫？

祝勇：当专业作家是我长久的一个渴望。去故宫则是赴美归来后，有幸读了刘梦溪先生的博士。2010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故宫学研究所。此前我陆陆续续写过一些关于故宫的文章，与故宫博物院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互相比较了解。最终得益于郑欣淼老院长和李文儒副院长，读完博士后，我就进了故宫博物院。

此前，我无数次去过故宫，作为合作者和作者，在故宫出版社出过书。但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进入故宫博物院，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我的师母、刘梦溪先生的夫人陈祖芬老师说，你去了一个最适合你的地方。

张英：作为研究员，在故宫中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

祝勇：其实很平静，或者说平淡。曾经有电视台想拍我在故宫里的工作状态，我说你不要拍，因为没什么可拍的。不像《在故宫修文物》那个纪录片，故事挺炫的，有很多技术。我们就是在办公室里坐着，每天对着电脑。需要一些史料，或者提取一些文物的影像，都可以在网络上进行。除非是特别需要的时候，才会到仓库现场什么的。

我在图书馆待的时间比较多。故宫博物院内部有一个图书馆，在寿安宫，一个两进的四合小院里，非常安静。我可以看《四库全书》，几千卷占满了一间一间屋子的书，被压缩成影印版。这样的资料，只是我们图书馆里的沧海一粟。

我非常喜欢故宫的这种安静。在这里，永远有你不知道的东西。偶尔在院里走路，会遇上哪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故宫里各门类的专家都有，每个学者都有他的领域。“所见皆是师”，而且互相非常平等，不论老幼，不论地位高低，和谐友善。对我来说，这是特别好的滋养。我特别珍视故宫这个环境，觉得很温暖。

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写作不会火爆，也火爆不了。但静水流深，很安静很长远。这就是我的日常工作状态，我特别喜欢这个状态。

张英：听上去真让人羡慕，有点像传统书院的日常生活。但如何将它与写作相结合呢？

祝勇：写作要向内在去挖掘。离得近了，观察、思考会更近一些。比如《故宫六百年》里我写到慈禧，中国被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最黑暗的深渊，慈禧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近距离观察，会有更多视角，会更加细致。

很多人都关注慈禧吃什么、穿什么，觉得她性喜奢华，正赶上“甲午战争”，她非要过六十大寿。而我可以有另一个视角——慈禧一进宫廷，就开始宫斗。她身不由己，青年丧夫、老年丧子，从个人生活看，她什么都没有，没有家庭温暖。一个孤老太太，一直到死。她对物质生活近乎变态的这种需求，比如造颐和园，就可以由此做一个解读。她一生削尖了脑袋去争，结果是什么？就是要通过奢华的生活来实现她权力的自我满足。

她能吃多少？她能喝多少？她对物质的欲望已经超出正常人的欲望范围。她对国家衰败负有责任，但她为什么会这样？从历史的海平面上，我们看到的只是岛屿露出水面的部分，但你还要看看海平面之下的部分。

在故宫可以慢慢沉下来。尤其是这样安静的环境里，可以沉潜于史料，慢慢梳理，了解人的精神脉络。我觉得，这对我写作特别重要，不是简单地告诉读者，慈禧大年初二干了什么、大年初五干了什么，那只是表象，表象后面的东西更重要。

用“新散文”写故宫

张英：大家喜欢你写的故宫，因为你是带着今人去看这些事物，采取了一种平视的态度。你用自己的生命印迹和人生经验在画它，与很多书写故宫的作品视角不一样，很有亲切感。

祝勇：“平视”这个词特别好。我写过许多“大人物”，康熙、乾隆、汉武帝、秦始皇，还有前不久写苏东坡。

我也曾经踌躇，因为苏东坡的知识结构特别庞大。河北人民出版社出了20卷的《苏轼全集校注》，我认认真真学习。对于他的知识结构，我高山仰止；对于他的文化贡献，我是望尘莫及。我有什么本钱去写苏东坡呢？

之所以动笔，是因为我觉得，苏东坡也是一个人。苏东坡也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大师，拿着大师范儿，高高在上。他在黄州时，和卖酒的、卖肉的、种田的，都是好朋友。苏东坡的姿态很低，是很亲切的一个人。如果我们能见面，我觉得，他就是我们的一个邻居、一个大哥、一个朋友，一个可以推心置腹交谈的人。我可以写他的喜怒哀乐，他也有很脆弱的时候。

在我的书里，苏东坡把姿态放平了，我自己的姿态也放平了。自我解放了，写作时就会更自由，更设身处地把自己当成苏东坡，去考虑他当时的想法。在写作中，这种感觉还是挺美妙的。

张英：你当年提出“新散文”，到现在为止，你的写作很忠实地践行了“新散文”理论。

祝勇：这些写作，内容上是故宫，写法是新散文。上世纪90年代，我提出“新散文”概念时，写作者基本都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年长一点的也才三十多岁，是应试教育培养起来的一代人。我们脑海里的散文都有现成的样本，这对写作者的生命力形成了某种束缚。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是梁启超先生说的。传统散文承载不了迅速变化的时代，新时期以来，小说、诗歌、戏剧都有很大的发展，散文却一直是老面孔。并不是说为变化而变化，而是写作过程中所呈现的面貌，自然而然地不同了。

当时写散文的有我、宁肯、张瑞风、周小峰、庞培、于坚、钟明等，都很年轻，而且互相不认识。就是自发地、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的作品，都呈现出新面貌。所以，就把它总结为“新散文”。一些媒体和评论家对此也提出置疑，我也写了很多文章回应，所以有人说我是“新散文”的理论推动者。

从后来的发展看，“新散文”已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堪称“大家”的写作者。散文的复杂性、丰富性，都比原本那种一事一议、承载力很小的散文，要丰富得多，进步得多。

事实上，今天的散文写作已不太可能回到“新散文”之前的状态了，等于承认了新散文的贡献。我对故宫的写作，也是遵循着“新散文”的一个诉求——承载历史和文化的内容，但内容相对丰富，就像交响乐，有很多声部。它相对复杂，不再是那种很单薄的文本。《故宫六百年》那么厚的一本书，就是一个大散文。

归根结底，“新散文”不是一个流派，而是一个创新，是在我们传统的基础上，寻找新的生长点。只有这样，文学才能进步。回顾我们文学史，一直是这么走过来的。

比如最近苏东坡引起关注，大家喜欢他的词。而最初很多文化人称“词为小道”、小技。还是更看中诗，因为诗可言志载道。而“词”就是游戏遣兴一个轻薄短小、不那么重要的一个文体。但苏东坡用自己的创作，把词推向了一个高峰。到了宋代中期以后，词完全可以和诗并驾齐驱，甚至成为一个更主要的文学体裁。

“新散文“这二十多年的发展，它的辉煌成就，完全可以跟小说的成就并驾齐驱。

用现代人的立场写故宫

张英：在你的故宫写作中，很多文章是跨文体、互文式的写作，涉及不同领域，是不同学科的融合，我称之为“有框架的集成式写作”，你是怎么形成这样一种风格的？

祝勇：这与视野和知识结构不断扩大有很大关系。“新散文”是一个开放性的文体，优势在于能接纳不同文体。我今天的写作与早期文化大散文的区别，就在于综合性增加了，呈现出跨文体写作的特点。因为题材越来越宏大，单纯的散文就有点放不进去了。

我的书确实不好分类，尤其是到书店。是归文学类，还是归历史类，还是文物类？书店也搞不清，评奖时也不好分类。但我觉得这是别人的事，我还是充分张扬我写作的个性，去表达好，才是特别重要的。我的作品都有非虚构的色彩，说它是非虚构也行，说是散文也行。

我在一些描述大历史的题材中，很关注普通人，尽量去照顾他们。比如《最后的皇朝》，写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那一年，也是清王朝的最后一年。帝王将相应该是主角，但我在这个作品里，还写了很多北京普通市民，有名有姓，不是虚构的，是真实存在的。我找到他们的史料，看看他们的人生经历，想在大的历史转变进程中，看普通人的命运是什么，我觉得这更值得我们去关注。

包括我写《故宫六百年》，一想到故宫600年，大家自然会想到明清两代的帝王，注意力都在帝王权力、后妃争斗这个上面，另外还有一些奸臣、忠臣的传奇。但是故宫这600年时空当中活动的这些人物，不仅仅只是帝王、后妃、奸臣等，还有很多普通人，比如宫女、太监。

过去一说太监，就想到魏忠贤、李莲英，是特别负面的形象。其实太监也是集权制度、封建制度的受害者。故宫这么大，没有太监是不行的，因太监这个阶层的存在，保证了600年紫禁城各种事情的运营。但他们平时又是看不见的，因为人们看见的永远是皇帝、太后、后妃等，但太监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主体，他们也是需要关的。他们也在某方面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有的是从正面，有的是从负面。

我故宫写作很重要的不同点和出发点，不是看了一些史料，用比较美的语言复述一遍，不是那样。而是，必须用一个现代人的立场，和一个新的视角去看这段历史。

张英：清帝退位后，大批太监没有地方可去，被集体安置在北京西边的寺院里，扎伙过日子。

祝勇：是的，太监离开宫廷后，他们没有谋生技能，没有地方要他们，然后他们也不知道往何处去。他们后来被集中收留在寺庙里，哭声连片啊，可以说他们是历史的牺牲者。他们并不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清室优待名单中，是多余的人，就是历史不再需要他们了，也没有地方安置他们，就是被遗忘者。

故宫的神秘悠远无处不在

张英：读者会很感兴趣，在故宫工作你有多少机会去库房看平时很少展出的器物？

祝勇：我去库房的机会不多，因为有严格的制度，能用图片解决的，尽可能看电子版。实在是工作有需要，经过审批手续，也可以去看原件。但我们部门的研究更倾向于档案史料，接触原物少一些。其他部门，像书画部，要训练对材质的判断，可能接触原物的比较多一些。

张英：几年前，你在“腾讯大家”开专栏“故宫的隐秘角落”，后来你在采访中说，故宫像藏地那么悠远和神秘。故宫神秘在哪里？你喜欢它的哪些部分？

祝勇：故宫有这么多宫殿，有186万件/套文物。就像故宫门多，各种大门小门，不断在打开，你都不知道门后藏着什么。永远有新奇的东西在吸引你，知道得越多，就越发现你知道的还很少。

比如我在《故宫的古物之美2》中讲到一幅画《重屏会棋图》，五代时的作品。画面诡异，几个人物在下棋，背后放了一个屏风，屏风里又画了几个人，那几个人后又画了一个屏风……这种画中画的形式，无穷无尽，就像镜子反射。它可以无穷无尽这么画下去，让你猜它是屏风还是真实的空间，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2015年，在《清明上河图》那个展览上，故宫展出了这幅《重屏会棋图》。也没有什么人认真去看，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清明上河图》上。看原作的话，画上那个棋盘和棋子更小，但是通过电子版你可以放大看得很清楚，棋盘上其实只有黑子，没有白子。这在干吗？我们就要去破解它这个背后的秘密。

我为什么写《故宫的古物之美》？那些文物别人已写过很多次了，我的导师刘梦溪先生给我一句话，我至今受用，是我写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说别人说过的话”。你不能网上扒点资料，修改一下就变成自己的了，你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认识、独特的发现。

张英：说到器物，大家一是会想到沈从文先生服饰等方面的研究，再一个是你从今人普及的角度解读故宫。你怎么看沈先生研究的价值？

祝勇：首先，我跟沈先生断不敢相提并论。沈从文先生跟故宫博物院的关系，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因为我从故宫里查了一些收藏的沈从文先生的档案。

写那篇文章的由头是读到张新颖先生的《沈从文的后半生》。一次开会，我碰上张新颖先生，我说：“沈从文后半生很重要的一段经历，是在故宫里。我可以帮你找资料。”《沈从文的后半生》资料基本来自《沈从文全集》，都是公开出版的资料。书写得特别好，我也非常喜欢，只是觉得这一段历史还可以去挖一下。

陈徒手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写过一篇《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说到午门，很多人自然就想到是故宫博物院。后来我查《不列颠百科全书》，在沈从文这个词条里，讲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分别在国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工作。

沈先生有没有到故宫工作过？老院长郑欣淼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沈从文和故宫博物院》，他找到了原始文件，就是故宫博物院给沈从文的调令，调令边写了三个字——“没有来”。沈先生没到故宫博物院工作，还是在国家历史博物馆。那么，为什么大家都以为沈先生在故宫工作过？

我咨询了故宫博物院的一些老先生，比如古琴专家郑敏中先生，前几年过世了。他90多岁时还在上班，就在我们小院里。他说，沈从文手把手地教过他文物鉴定。

我又查了一些资料，把沈从文和故宫的关系基本梳理清楚了，写了一篇《沈从文与故宫博物院》，发表在今年第二期《新文学史料》上。结论就是沈从文一直是兼职，故宫博物院常请他来参加工作，他也有办公室。上世纪50年代，沈先生为故宫博物院做了一些工作，比如鉴定、收藏文物，教育部相关教材编写，包括带文物修复和研究人才队伍，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这篇文章发出来以后，沈先生的公子沈虎雏先生托人找我，想要这些档案资料照片，说以后可以补到《沈从文全集》里面去。我在故宫里面查到的这些档案，能够理清他人生后来的一些线索，对研究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料。

故宫六百年承载中华文明五千年

张英：到目前为止，你已为故宫写了九本书。你有一个完整的写作规划吗？

祝勇：没有太完整的写作规划，基本上是跟着感觉走，兴趣在什么地方，就写什么地方。但这几年看，无形中形成了一个脉络和线索，一是写器物。面对故宫珍藏的186万件文物，我挑一些比较感兴趣的，进行解析。出版了《故宫的古物之美》系列三本。

后来写《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把他与故宫博物院里的文物，找一个具体的点写一个面，深入去探讨一个历史人物的命运浮沉。《故宫的隐秘角落》，则是写围绕故宫建筑，一些历史的传奇故事。

《故宫六百年》，是一本综合性的书，讲述故宫前世今生几百年的传奇。我觉得前面写的那些书，为《故宫六百年》起到了一个铺垫作用，是水到渠成。如果一开始就写《故宫六百年》，还真写不了。

张英：《故宫六百年》是你写故宫10年的集大成之作，你是怎么来找到这样一个坐标的，就是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同时又是一种打破了以前以地方象限为主体的叙事视角的？

祝勇：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故宫六百年》历史庞杂，建筑空间也庞杂，怎么开始，这个也很难。但我非常明确的就是，不想把它写成一部政治史，也不想按24个皇帝的顺序排下来，写帝王历史。那是“明清24帝”，不是《故宫六百年》。

想了很长时间，后来我还是采取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游客的视角展开叙述——从午门进，走中轴线，然后东西路走一走，最后从神武门出来。在走的过程当中，看到的不只是空间，这个大殿那个大殿，而是像过电影一样，用走的方式来看故宫600年。在每一章，都附有一张地图。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空间带时间”的方式去写。

张英：故宫已经有600年的历史了，它对我们这个时代，意味着什么呢？

祝勇：意味着时代的主语发生了变化。朱棣1420年建紫禁城，到今天是600周年。这600周年里面，帝制占了505年，就是从1420年到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这505年，是有皇帝的故宫，故宫的主语是皇帝，故宫的一切都为皇帝服务。紫禁城是北京的中心，北京是天下的中心，就是这么一个同心圆结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中心。

1925年之后到今天，95年，成了没有皇帝的故宫。有皇帝的宫殿变成过去式了。今天是故宫博物院，核心词是博物院，故宫是个修饰词，里面的186万件文物，属于全体中国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故宫的建筑之美，还有里面的文物之美，承载的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结果。

采写/张英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