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随着北京多区陆续公布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四普”）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一批矗立于铁道旁的老水塔进入公众视野。北京青年报记者梳理发现，在丰台区和房山区，有三座形制相似的水塔被认定为文物。与寻常水塔不同，这三座建筑的基座布有射击孔，其中两座水塔的管件存有“昭和”字样铭文。这些细节，勾勒出特定年代的建筑形制，更镌刻着一段无法绕过的民族记忆。
琉璃河火车站水塔
三座碉堡水塔获得文物身份
国务院于2023年11月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四普不仅要对已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还需同步开展新发现文物的调查、认定与登记工作。近期，北京市多个区相继公布四普新发现名单，其中丰台区和房山区分别将三座“碉堡水塔”列为四普新发现，引起北青报记者的关注。
早在2024年9月25日，北京青年报曾以《长辛店碉堡水塔成居民头顶隐患》为题，报道当地一座老水塔管护单位不明确，年久失修墙皮时有剥落，成为附近居民的悬顶之患。同时，有文保志愿者发现，该水塔的圆柱形基座布有射击孔、形似碉堡，疑为侵华日军修建。据调查，北京现存同形制水塔共五座，此前均无文物身份。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当时建议，可借四普之机将此类水塔纳入调查视野，这样既有助于明确其文物价值，也能为后续安全管理提供依据。
北京青年报2024年9月25日相关报道
时隔数月，北青报记者追踪发现，此前报道提及的五座碉堡水塔，已有三座获得文物身份。根据《丰台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名录》，“长辛店水塔”与“看丹水塔”双双入选。该名录还明确了水塔的管理使用单位：长辛店水塔由长辛店街道办事处负责管护；看丹水塔由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供电段负责管护。此外，“琉璃河火车站水塔”也被列入《房山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名单》。
民间学者发现“昭和”管件
这三座水塔能够获得文物身份，离不开民间学者的实地考证。时间回到2024年，铁路文化学者、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王嵬调查长辛店火车站时，车站西侧的一座水塔引起他的注意。他步入水塔所在的花园南里61号院，发现该水塔的圆柱形基座上，除大门外还分布有5个射击孔，孔内装有平推式铁窗和木制窗台。王嵬据此判断，射击孔内侧的窗台极有可能是用于架设机枪，以便在观察周围情况时实施警戒。
王嵬在水塔内寻找铭文
为进一步核实水塔的建造背景，王嵬借助水塔内部的笼梯登至塔顶，并在水塔的金属管件上逐一排查，最终在一铸铁管表面发现凸字铭文“昭和十三年”，即公元1938年。“昭和”是日本第124代天皇裕仁在位期间所用年号。王嵬认为，种种迹象表明，这座水塔极有可能是抗战时期由日本人建造，用途是为长辛店火车站及周边区域供水。
长辛店水塔内的铸铁管件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在水塔西侧有一条以“自来水”命名的胡同。据《北京市丰台区地名志》记载，该胡同因在1937年用上自来水，故名自来水胡同以示纪念。不过，这条胡同的命名是否与水塔存在直接关联，仍有待进一步查证。
北京五座碉堡水塔命运各异
王嵬在调查中进一步发现，北京地区除长辛店外，在丰台看丹、房山琉璃河、昌平南口、顺义以及延庆各建有一座碉堡水塔。其中，延庆康庄的碉堡水塔，于1945年至1949年间被毁，其余五座保存至今。此后，北青报记者跟随王嵬对这五座水塔逐一走访，发现其全部筑有碉堡式基座，形制相近疑似同源建造，但其命运却各有分殊。
在丰台区，除长辛店水塔获得文物身份外，位于正阳新开路18号院的看丹水塔，亦在四普中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由于该水塔处于封闭状态，记者未能进入内部查找铭文。不过，当地居民、65岁的范传君向北青报记者回忆称，早年在生产队时期，曾有一位年长的李姓工友向他提及，自己曾在日本人的监督下参与修建看丹水塔。这一口述为碉堡水塔的建造背景增添了重要线索。
看丹水塔
地处房山区的琉璃河火车站水塔，由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供电段琉璃河供水所负责管理，北青报记者在塔内的管件上发现有“昭和八年”（即1933年）字样，此水塔至2025年方才停用，是北京同形制碉堡水塔中服役期最长的一座。北青报记者将这一线索反映至房山区文保所后，该水塔被房山区公布为四普新发现。
“昭和八年”铭文
位于南口火车站附近的水塔同样为碉堡形制，已停用多年。王嵬在塔内金属管件上发现两处“昭和十三年”（即1938年）铭文。昌平区文物部门亦对此塔展开调查，但在该区公布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名单中，此水塔并未被收录。
南口火车站附近的碉堡水塔
顺义火车站附近亦存有一座碉堡水塔，目测为五座水塔中体量最矮者，现已停用。因该水塔大门上锁，记者未能进入查找管件上的铭文。2024年，北青报记者将相关线索反映至当地文物部门，但该水塔最终未能出现在近期公布的《顺义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文物公布名录》中。
顺义火车站附近的碉堡水塔
上百座碉堡水塔遍布多省
碉堡水塔并非北京独有。据王嵬统计，他已在全国范围内拍摄记录了100座此类水塔。这些建筑形制高度统一，基座周围有射击孔，多紧邻当地火车站，广泛分布于京汉、京奉、津浦、胶济、中东等二十余条铁路沿线，涉及北京、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然而，在王嵬记录的百座碉堡水塔中，已有七座被拆除。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以外地区的碉堡水塔，有的早已获得文物身份。哈尔滨市双城堡火车站给水所，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其所含碉堡水塔一并纳入保护范畴；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集宁火车站南站水塔，系1940年由侵华日军修建，停用后得以保留，并于1986年被公布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沧州铁路水塔，于2021年列为沧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文保牌明确记载其建于1938年，定性为侵华日军罪证。
集宁火车站南站水塔
相比之下，北京此前在碉堡水塔的文物认定方面长期处于空白，但随着近期三座碉堡水塔被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这一局面得到有效改善。
“平战结合”的多功能供水设施
就碉堡水塔的设计建造与文物价值，记者采访到北京建筑大学的王锐英教授。
北青报：碉堡水塔上的射击孔，反映出怎样的设计思路与军事意图？
王锐英：这些建筑物系兼具供水与防御功能的“炮楼式”水塔，其内部设有楼层和楼梯，需配备采光、通风及瞭望孔洞，这样既便于人员日常维护水柜，亦可在战时充当射击孔使用。此类水塔属于“平战结合”的多功能供水设施。
射击孔
北青报：为何这类水塔多选址于火车站附近？
王锐英：抗日战争时期，火车多为蒸汽机车，运行需大量补水，因此每个车站均需配备加水设施—— 水塔将水输送至水鹤，再为蒸汽机车补水。例如京张铁路沿线许多车站建有水塔。同时，火车站作为军事布防要地，驻军亦有用水需求。两者叠加，使火车站成为此类水塔的集中选址区域。
北青报：在长辛店、南口、琉璃河三座水塔的金属管件上，均发现“昭和”纪年铭文，这是否足以确定为水塔的确切修建时间？
王锐英：铭文是重要且较为准确的依据，但需注意，水管上的铭文仅能证明管件本身的制造年份与产地，其安装时间与水塔竣工时间未必完全同步。因此，可据此判定水塔建于该年份之后，但不宜直接认定为建成时间，故铭文年代的参考意义需结合具体地点和施工背景综合判断。
北青报：这些水塔形制相似，是否可能出自同一设计图纸？
王锐英：可能性很大。当时水塔的材料、结构与功能高度统一，且处于同一军事占领背景之下，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符合逻辑。设计施工方可能为日本陆军工兵部队，也可能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或东亚土木株式会社等工程机构。
北青报：从文物价值角度看，保护这类水塔在历史、建筑及社会记忆层面具有怎样的意义？
王锐英：此类水塔是日本侵华的实物铁证，反映了日军为掠夺中国资源而巩固铁路运输系统的史实，同时也是战时“平战结合”供水设施的典型代表，其“炮楼式水塔”的复合功能，深刻暴露了日本妄图长期、永久占领中国的侵略企图，在建筑史、抗战史及工业遗产研究领域均具有重要的实物价值。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崔毅飞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崔毅飞
编辑/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