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雅民
编者按：本文作者徐雅民教授为北大博士生导师，曾任北大马列所所长、北大台湾研究中心及北大港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乡镇经济交流促进会副会长、香港轩辕教育基金会副主席等职，享受政府津贴，现已退休。日前，徐教授撰文回忆自己的不幸童年，他生于战乱，颠沛流离，受尽磨难，但对于这漫长的难以下咽的苦涩，他说——
在战乱中出生
1937年12月6日，我来到这个世界，面临的是全民族的大灾大难。我出生后的第7天，即当年的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了南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我的家乡皖北沦陷后，离我们村不远的临涣镇日军设立了据点，经常进村抓人、抢劫、放火，无恶不作，整个乡间鸡犬不宁，民不聊生。一向具有反抗精神的皖北人民，1925年在临涣镇就建立了中共地方组织。日军入侵后，在党的号召下，我的父亲徐清旭和大伯徐清泉，领头组建了抗日游击队，配合新四军六大队，与日军开展游击战争。由此，我们的家便被日伪军残酷蹂躏得苦不堪言。
父亲在抗日游击队里打日军，当时我们这个小家庭里只有母亲和刚出生的我。母亲抱着我，不敢待在自己家里，有时躲在邻居家，有时在野地里过夜，有时藏在村西的芦苇荡里，吃不上饭，睡不了觉。
一天，听说日军又要进村扫荡，母亲抱着我随乡亲往西北方向的曹楼村逃跑，半道遇上从对面跑来的逃难人群，他们说，那边日军已经进村了，有的人被绑在树上毒打，有的人被刺刀捅死……结果，从不同方向跑过来的避难人群，只好共同待在相遇的那片田野里。
过了两天一夜，没吃没喝。无奈之下，母亲只好抱着我回到村里。这时我们的家已被祸害得不成样子，粮食和一些财物被抢走，锅碗瓢盆也被砸碎，如此一来，母亲的奶水断了，我这个刚出生的婴儿，面黄肌瘦，啼哭不止。母亲只能蒸点鸡蛋羹用手指头抹在我的小嘴里，或者把馍馍嚼碎后再喂进我的小嘴里。有时候，母亲乞求正在哺乳的妈妈们让我饱餐一顿。
父亲作为抗日游击队的领导，一心只顾打仗，顾了大家，只能放弃小家。母亲只好抱着我回娘家求助，我的姥爷托人请来一位奶妈。不久，奶妈的丈夫被日本兵抓走了，她便回了自己的家，我又沦为无奶喂养、骨瘦如柴的可怜婴儿。
姥姥家的那个村子，离日军据点不足三华里，日本兵经常进村骚扰，母亲只好抱着我回到了我们自己的家。随即，母亲又陷入了无尽的挣扎之中，我则处在生与死的边缘。为了保住我的小命，母亲该付出的都超负荷地付出了，她只有一个信念：让自己的儿子活下来。
我长大后，母亲常说我的命苦，生下来就泡在苦水里。母亲有时又说我的命大，在大灾大难中竟然活了下来。
八岁丧父，成了挥之不去的永恒记忆
父亲所在的抗日游击队，后来编入新四军的正规部队，转战于苏皖北部。日本投降后，他被分配到边区政府临涣货管局任副局长。临涣是一个颇具规模的集镇，常住人口近十万，是附近方圆近百华里的重要农贸市场，也是一个政治中心，是中共基层组织建立最早的地区之一。
货管局负责前方军需品的供应及民用稀缺物资的管理。这个由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机构，早已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心腹之患。他们于1946年1月的一天，组织了几十人的短枪便衣队，趁年前庙会之机潜入镇内，夜里对货管局进行突袭，抢走了大量物资和银元，造成了我方人员的重大伤亡。
当时我年仅八岁。那天早上我刚走进边区政府办的小学，就见匆匆赶来的堂姐神情慌张地拽着我的胳膊，要我立即随她回家。走到离家不远的地方，我看到家门外的木柱上拴着一匹高大的战马，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悲惨哭号从院内穿透过来。原来，父亲的战友送来了噩耗：父亲在昨夜的战斗中牺牲了。
在父亲战友的陪同下，一辆农用车拉着母亲和我向父亲的驻地赶去。一路上，母亲哭个不停。当我们走到货管局大院的时候，惨不忍睹的一幕展现在眼前。院门内外散落着一摊摊未干的血迹，满身血淋淋的父亲躺在厅堂内的床上，他原来的模样一点儿也认不出来了。父亲旁边还躺着同样血迹满满的几个战友，他们的血流淌在一起，地面成了一片血泊，我脚上穿的棉鞋被血浸透了。母亲呼唤着父亲的名字，哭得死去活来。我扯着母亲的衣襟，浑身发抖……
父亲的遗体被送回老家，我陪母亲为父亲守灵。父亲是头部中弹牺牲的，他满身都是血，母亲颤抖的手里拿着一块布，为父亲擦洗身上的血迹，用力地掰着父亲攥得紧紧的两只拳头，试图把里面的血迹擦干净。魂归西天的父亲总也不肯松手，最后母亲从父亲的手指缝里抠出一些撕碎的纸片，血红的纸片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父亲的战友见状号啕大哭，并说，由于敌人深夜突袭，猝不及防，父亲拳头里攥的是撕碎了的机密文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父亲想的和做的是什么，铭刻在我幼小的心灵之上。
血袭货管局的惨烈事件，使镇上被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着，胆小的人们即使大白天从这里路过，目光都不敢往货管局大院里瞟上一眼。还有迷信传言：有人深夜里听到货管局大院里传出凄惨的鬼嚎声。对我这个事发几小时后就来到现场的幼童，在精神上造成的惊吓是难以言表的。
每当夜幕降临，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血淋淋的父亲和他满身血迹的战友就出现在眼前。进入梦乡，光怪陆离的情节一个又一个地出现——我或被持枪的敌人追赶，或被子弹穿透头颅，或被刺刀捅进胸膛，或大火把家中的房屋化为灰烬，或自己端着机枪向敌人扫射，或被震耳的枪声惊醒，醒来后方知是在做梦。
父亲牺牲的时候，年仅28岁，他短暂的人生，是光彩夺目的。当时年仅八岁的我，已经懂得为母亲分担忧愁了。我担心母亲经不起精神上的打击和折磨，去投井或者上吊，每天放学一进家门，我就大声喊娘，看到娘的身影，才放下心来。有时候，我在梦中听到母亲的啼哭声，醒来自己竟然也泪流满面。
我不上学的时候，就陪母亲下田干活。一天，我陪母亲在田里摘豆角，父亲的坟墓就在这里，母亲在父亲的坟前凝视良久后，扑腾跪在地上号啕大哭。乡亲们前来劝说，母亲哽咽着说：清旭没有了，我也不想活了，可我死了这几个可怜的孩子谁来管呀！我听了后，扯着母亲的衣襟，也大哭起来。
父亲没有了，母亲每天起早贪黑下田干活，又要照料我们三个孩子。有一天，不到一岁的妹妹没人管，就趴在地上捡鸡屎往嘴里填。到了青黄不接的春季，挨饿是经常的，有时太阳没有落地，母亲就催我和弟弟上床睡觉，说睡着后就不饿了。其实，饿的时候却睡不着啊！
这一切，已沉淀在我的脑海底层，成了挥之不去的永恒记忆……
逃难之路 苦不堪言
父亲牺牲后的第二年，国民党的新五军打了过来，解放区成了国共两方你打过来我打过去的拉锯地区，同时存在着国民党的南政府和共产党的北政府。
南政府对曾经做过新四军的家庭百般迫害，更何况我家宅院曾是中共地下工作的秘密联络站点，自然首当其冲，他们不但多次抄袭，还扬言要斩草除根。邻居徐清雅一向亲共，为防止南政府对我们下毒手，母亲常带我们三个孩子到他家里躲藏，有时就在他们那里过夜。他的女儿嫁到吴姓人家做媳妇，按辈分我叫她老吴姐，老吴姐的儿子吴京在徐州铁路上做事，她主动提出带我们到那里暂避风险。徐州虽是国民党的地盘，但那里没人知道我们是共产党的家属，母亲采纳了老吴姐的意见。
在春夏之交的一天，母亲和老吴姐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先到临涣，然后乘马车到宿县，再换乘火车到达了徐州。吴京的家在徐州火车站的仓库里，仓库中间有几个通道，通道两侧用芦苇席隔成多个小房间，每个房间住一户家人。晚上睡在芦苇席上，每天只喝两顿稀粥。这时虽然不再担心南政府对我们下毒手，但日子实在难以为继。吴京当时调到济南机务段，我和老吴姐便利用铁路职工的免费火车票去了济南。
在济南，我们住在铁路职工宿舍大院里，院内有很多栋小楼，不过，我们没有资格住在里面。我们住的是利用围墙拐弯处的两面墙体搭建的工具棚，没有门，也没有床，晚上睡在地铺上。四周除了围墙就是树林和野草。好在当时气候不冷不热，我们也可在此栖身。
不久，解放军围攻济南的战役打响了，济南到徐州的铁路切断了，我们被困在济南城内。后来吴京失业，我们便断了经济来源，每天只能煮点面糊糊下肚，在院内的草丛里挖一些野菜充饥。我饿得腰直不起来，走路迈不开步，甚至感觉生命的火花要熄灭了。
随着解放军对济南包围圈的收紧，枪炮声越来越清晰、紧密，济南城内被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着，人们不是担心被枪炮打死，就是害怕被饿死，惶惶不可终日。一天，我在工棚外听到吴京和老吴姐小声嘀咕，说有个老板家里有钱但无儿子，他们准备把我送给那家当儿子，也算给我找一条生路。我听了后就在外面偷偷啼哭。
当时济南市民纷纷外逃，吴京与几个人合伙雇了一辆从济南到徐州的马车，一天深夜我和老吴姐坐上了这辆马车。车上有几个成年男女，小孩只有我一个。大家都胆战心惊，彼此很少搭腔。出城和进入解放军的防线，都要接受严格的盘问和检查。听到枪炮声，马车就停下，好多个夜晚都是在马车上度过的。
一天，马车正在飞快地奔跑，突然天上出现了一架飞机，在我们头顶上低空盘旋，车上的人都吓得立即往马路两边的庄稼地里钻。我和老吴姐趴在高粱地里，吓得浑身哆嗦。很幸运，飞机既没有扔炸弹，也没有用机枪扫射就飞走了。
大家回到马车上，继续赶路。前方的路上出现了一个二三十米宽的深沟，马车和人都过不去了。大家各自带着行李下车，跟随在马车后面，从路边的庄稼地里绕过深沟。突然一个人尖叫起来，大家朝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看到一个土堆上露出一条人腿，而且有一种特殊的臭味散发出来，周围的地上还散落着一片片血迹。大家都明白了，这是不久前两军厮杀的战场。
十岁的我 自己走七八十华里路回家
人们盼望着尽快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马车从路边的庄稼地里绕过了深沟，大家上了马车飞快地向前奔跑。车上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但脑海里并不平静。
马车一共跑了几天已记不清了，最后停在徐州火车站附近，我和老吴姐回到了原来的大仓库。历经艰险，总算活着回来了，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母亲大概是觉得大仓库实在难以继续栖身，而且传言我们的家乡又成了解放区，于是她带着弟弟和妹妹回了老家。
在大仓库里，我和老吴姐他们每天只喝两顿稀粥，勉强维持着生命。几天后他们便打发我离开，他们给了我一张从徐州到符离集的火车票，要我下了火车步行回家。他们是否担心我这个刚十岁的幼童能不能活着到家，我不清楚，也没有去想它，我所盼望的就是早日回到自己家里。
我下了火车，打听到走路全程约七八十华里，路该怎么走也问清楚了，便大步流星地往前赶路，饿了就啃几口老吴姐给我的烙饼，渴了就在水井旁边等打水的人过来时，趴在人家的水桶边，嘴伸到水桶里喝饱肚子。一路上没敢停步，走着走着脚上的鞋底也掉了，只好赤着脚赶路。不知不觉脚底下磨出了血泡，扎进了刺。由于回家心切，我忍着疼痛赶路。
到了韩庄，已经能看到我们的村子了，我高兴得热泪盈眶。突然，我看到我们村以前的保长路过，便赶紧趴在路边的沟里躲藏。我想起当初斩草除根的传言，决定暂不回家，先去二姨家。虽然天快黑了，但路我很熟悉，即便是深夜，也能找到，我加快步伐，忍着疼痛赶路。夜幕降临了，突然听到一声鸟叫，我以为遇见了妖怪，吓得浑身哆嗦。
到二姨家已是夜深，二姨已经睡觉了，我光着脚，头发长长的，脸又瘦又黑，把二姨吓了一跳，我连连喊了几声二姨，她才认出我来，然后哇哇地哭了一阵。二姨给我做了饭，又帮我洗了冒着血汁的脚。我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姨兄到我家把母亲叫了过来。一段时间里，解放军攻打济南的消息早在家乡传开，说那里打死的、饿死的人成千上万，而我一直没有音信，母亲已经绝望了。见了姨兄，母亲当即来到二姨家。娘儿俩重逢，母亲哭个不停。母亲用针给我挑去脚上的刺，又和二姨一起给我做了一双新鞋。傍晚母亲回去了，因为我脚上有伤，走路困难，暂时留在二姨家。一个多月后我回了久别的家园。这时，我们家乡重新成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
在临涣中学，从“丐帮”到小黑屋
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区政府在临涣的宿西中学搬走了，没有随迁校离开的一部分教师利用原宿西中学的校址文昌宫，新办了一所临涣中学（后称临中），在临涣大街上贴出了招生广告。我当时在本村读初小四年级，听到这个消息，便和几个同学前去打听情况。到了文昌宫，接待我们的老师出了几道数学题考我们，并当场宣布我们全被录取。
临中创办初期，没有学生宿舍和食堂，学校附近废旧的天主教堂里空无一人，我随一些在临涣无亲友投靠的同学便乘虚而入，每人在教堂内选择一块空间，把麦秸秆铺在地上当睡觉的地铺，各自单独起火，就是把锅用砖头支起来，倒上水烧开后，把从家里带的干粮放在锅里一煮，饭就做好了。所有的人都不吃新鲜蔬菜，不饿肚子便是最大的满足了。
教堂内环境很恶劣，夜晚有的同学就在室内撒尿，弄得里面又臊又臭，青蛙、蚯蚓、蜈蚣等满地皆是。有个同学睡觉的地铺下面还发现了一个老鼠洞。至于苍蝇、蚊子、跳蚤，更是到处都有。
教堂内没有照明的灯光，同学们除了吃饭、睡觉以外，就是打打闹闹。教堂的门一直敞着，谁都可以随便出进，偶尔也有无家可归的乞丐混进来过夜。住在里面的同学，个个家境贫寒，衣着破旧，看上去与叫花子没有多大区别，有人称我们是“丐帮”，这个美称还真有点名副其实，曾有几个同学，没到周末从家里带的干粮吃完了，就拿着碗到街上的饭馆里讨饭吃。
我在教堂住了一段时间后，同班同学周蔚宗，与我家是亲戚，他父亲在临中附近的菜园内找了一个闲置的工具房，他一个人住在那里害怕，约我与他同住做伴。工具房的墙体是土坯垒的，屋内约十平方米左右，没有门窗，靠西边的墙壁开了个只能供一人进出的口子，屋内白天也是黑乎乎的。
周蔚宗的父亲用麦秸做了一个可供我们两人睡觉的地铺，用土坯给他支起一个灶台，我做饭则用一个小铜锅。做饭还是极简单，锅里的水烧开后，把从家里带来的烙饼放进去煮一下即可下肚。最犯难的是烧火，要跪在地上用嘴吹气，柴火才能燃烧起来，由于小黑屋空间狭小，不通风，浓烟滚滚，睁眼、喘气十分费劲。我们从家里带的烙饼等干粮，有时候还没有吃完就发霉了，只好放在太阳光下晾晒后再吃。有个小名叫骆驼的同学，就是吃了发霉的烙饼中毒身亡了。因此我们从家里带的食物，既要够一周吃的，又不能过多，所以，无论是严冬酷夏或者暴雨大雪，我们每周末都必须回家一趟。
小黑屋的地面上夏天跳蚤层出不穷，它体积小，纵身一跳，不见踪影，又常常顺着人的小腿往上爬，直到裤裆，叮到肉上，又疼又痒。冬天的虱子，衣服上、被子里、头发上都有，但它爬得慢，我和周蔚宗常利用午饭后、上学前的时间，蹲在小黑屋前的太阳光下，脱光衣服，比赛谁抓的虱子更多。由于跳蚤和虱子的叮咬，我们身上都长满了疥疮。至于到处飞的苍蝇、蚊子，则不在我们的防范之内。
初二开学后临中有了学生宿舍和食堂，还给了我全额助学金，食宿问题解决了，我离开了小黑屋。从此，我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靠助学金，读完初中、高中、大学本科和研究生。踏着时光的滚滚洪流，我感悟到，苦涩馈赠给我的礼物是磨炼，挺了过去，便是不一样的回甘。人民政府为人民更是我的切身感受。
供图/徐雅民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