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孙德鹏在《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一书中，以史学为点，从 “乡下人”的视角回顾沈从文的前半生，在沈从文作品中重建近代中国的记忆，从湘西叙事找寻理解近代中国的另一种方法。书评人郑从彦认为孙德鹏在此书的书写中发现：沈从文用自己的笔杆子为每一个有故事的乡下人记录，湘西是他生命轮回的起点，也是荒诞历史的终点。

作者： 孙德鹏；出版社： 大学问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沈从文常说，自己为乡下人身份而感动。

沈从文向来自称乡下人。“‘乡下人’，湘西虽属湖南，因为地方比较偏僻，人口苗族占比例较大，过去一般接近省会的长沙、湘潭，以至于沅水下游的常德人，常叫我们作‘乡巴佬’。”正是这种地域性的身份，让沈从文以区别于“城里人”的视角观看人世。世俗和自然是他与之俱来的天然属性，这独有的野性的坦率也助沈从文激发了野性的快乐。因此，穷乡僻壤不但没让沈从文感到自卑，相反，沈从文收获了无与伦比的自信。

青年学者孙德鹏立足沈从文自称“乡下人”的人生经验，并以“乡下人”的视角回顾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7），通过再读沈从文作品，从湘西叙事找寻理解近代中国，期求重建近代中国的记忆，进而完成新著《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

孙德鹏自认为这是一部区别于以往的沈从文评传。他首先梳理了“乡下人”这个概念与沈从文作品的关系。作者认为，这本书中的“乡下人”是一个感通人物与人性的媒介性概念，没有任何蔑视意味。与此同时，作者也坦陈写作时遇到的最大挑战不是寻找进入文本世界的角度问题，而是事关真实性的历史效力，即经验透过文本扑面而来的“共时性”效应。在分析沈从文《在公寓中》《绝食以后》《山鬼》《贵生》等作品时，作者发现沈从文用自己的笔杆子为每一个有故事的乡下人记录。湘西是生命轮回的起点，也是荒诞历史的终点。虽然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是隐忍的存在，但是乡下人沈从文一如既往地用自己的怜悯之心拥抱最可爱可亲的乡下同胞。

沈从文

沈从文凭借着什么越过间隔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深深沟壑？孙德鹏给出的答案是乡下人的孤独。乡下人的世界就是沈从文的彼岸，沈从文对这个彼岸写得越详尽、丰富、彻底，那么沈从文自己就会越觉得悲哀、失落、不幸，当然，这是为“现代社会”（城市）感到深深的不幸。

“我感觉异常孤独。乡下人实在太少了。倘若多有两个乡下人，我们这个‘文坛’会热闹一点吧。目前中国虽也有血管里流着农民的血的作者，为了一时宣传上的‘成功’，却多数在体会你们的兴味，阿谀你们的情趣，博取你们的注意。自愿做乡下人的实在太少了。”少数的少数，令沈从文成为孙德鹏心中的一个特例。

在书中，孙德鹏不断探究水与火这两种介质。孙德鹏认为，沈从文是水，是可以在不同思想状态间腾挪穿梭的液体，这葆有心灵温度的水是乡下人的生命之源，滋润涵养着每一位乡下人；沈从文是火，是一团燃尽自己伴随灰烬、恐惧、死亡的光，这星星之火是乡下人永不熄灭的生命之光，让世人看到中国是有前途的。水与火也是时间里孤独的存在，“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相较于常人常有挽留时间的欲望，乡下人对水多了一份少有的霸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相较于常人常有对火的害怕恐惧，乡下人对火多了一份难得的勇气。湘西，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道橘红伤疤，但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下人让它开出了花来，让苦难的近代中国多了一抹绚丽的橘光。

晚年沈从文夫妇在湘西

近代中国，是苦难的中国。人人都渴望祖国富强，渴望成为人上人。沈从文在他的“乡下人”身份中思索“自我”，也思索“中国”。他吸收生命的能量，他激发朴素的激情，他寻求改革的良方。当许多全新的思想观念输入近代中国，沈从文开始思索：我们很多价值观是不是存在问题，达尔文进化之道会不会引起很多法律或道德的危机。沈从文的自省触动了孙德鹏，他开始横向对比鲁迅、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作家笔下的小人物，然后再去深度挖掘沈从文所代表的“乡下人”与近代中国的关系：乡下人经历的，就是中国经历的；乡下人失去的，也就是中国人失去的。

沈从文，是用故事持守人境，孙德鹏，是借回望静观世变。沈从文常说，自己为乡下人身份而感动。今时今日，我们可以跟随着孙德鹏饱含哲思的文字，与沈公“一起面对那些印刻着疤痕的直心公案、楚地江湖”，进而感动他的感动。

文/郑从彦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