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职场发小”成为社交平台热议话题，相关词条如“有没有人懂初代同事的含金量”“同事之间没有友谊，但初代同事除外”等接连登上微博热搜。其实，古人也有“职场发小”，通常是指“同年”，即同一年进入仕途。这一关系早在汉代便已存在，当时被称为“同岁”。至隋唐时期，进入科举时代后，出于古风的继承和同年登第的机缘，“同年”关系变得尤为特殊紧密。在历经宦海沉浮后，“同年”之谊早已超越同僚，升华为一生休戚与共的“职场发小”。

《王文公集》其一 (北宋·王安石)

《刘禹锡集句》（明·王铎）

《甲申十同年会图》(局部 明·佚名)

刘禹锡 柳宗元

“职场发小”天花板

若论史上最强“职场发小”，那非刘禹锡与柳宗元这对CP莫属。唐贞元九年（793年），刘禹锡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那年刘禹锡21岁，柳宗元20岁，跟现代人大学毕业时的年龄差不多。从史料文献上来看，这一时期的刘禹锡与柳宗元应已订交，但并无诗歌唱和。

到了贞元十三年至十五年间（797-799年），刘禹锡回洛阳守父丧，柳宗元有点想他的这位同事，于是给他寄了叠石砚。刘禹锡收到快递后，感动得要命，作《谢柳子厚寄叠石砚》以答谢，诗中感慨“常时同砚席，寄砚感离群”。“同砚席”正是二人亲密友情的写照，元代书法家郑子经亦在《历代书法论文选》中记载：“皇甫阅传柳宗元、刘禹锡、杨归厚。”可见这两个人下班以后，不仅坐在一起讨论诗文，还一起去皇甫阅那儿上书法培训班。

分开四五年后，这对职场发小又见面了。贞元十七年（801年）柳宗元调蓝田尉，贞元十八年（802年）刘禹锡由淮南节度使掌书记调补京兆府渭南县主簿，蓝田县与渭南县同属京兆府畿县。这一时期，刘禹锡与柳宗元虽分属不同畿县，但上班的地理距离已比之前近了许多。他们俩一合计，又去施士丐那儿学《诗经》。

志趣相投，政见相同，刘禹锡与柳宗元共同参与了永贞革新。后永贞革新失败，有“锅”自然得一起背，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被贬期间，刘柳二人干脆当文友，写诗唱和，探讨文学。十年后，他们俩又同时被召回长安。只可惜被召回的喜悦在一个月后就落空了，他们再遭远贬。刘禹锡被贬为播州刺史，而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

柳宗元一听：这不行啊！播州是极为偏远穷苦的地方，刘禹锡自幼体弱，还带着年过八旬的老母亲，怎么能经得起如此跋涉！于是他立马上疏：“陛下，臣愿以柳州换播州。虽得重罪，亦不恨。”裴度也觉得刘禹锡这种情况去播州有点过了，也向宪宗求情，最后以刘禹锡去连州而告终。

这对“难兄难弟”一起走到了衡阳，但终须一别。离别前，刘禹锡和柳宗元约定若是退休了，他们一定要当邻居，一起做个快乐的田家翁。至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终于要被召回长安，但他却在这一年的10月去世了。衡阳一别，竟再不复见，刘禹锡听闻噩耗后，“如得狂病”。他想起年轻时，他曾跟柳宗元开玩笑：“子厚，以后等我死了，你可要给我写墓志铭啊！”没想到，他却先收到了柳宗元给他的遗书：“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柳宗元还把孩子和自己的全部遗稿都托付给了他。

刘禹锡强忍悲痛，亲自护送柳宗元的灵柩回归故里，并三写《祭柳员外文》。他对柳宗元的儿子柳周六视如己出，悉心教导。最终，在唐咸通四年（863年），柳周六进士登第。而在柳宗元过世的二十多年间，刘禹锡一直为他整理遗稿，将柳宗元的诗文编撰成集，并为其撰写序文，讲述他的生平与成就。整理遗稿的工作量巨大，但刘禹锡却只字未提，我们现代人看到的《柳河东集》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刊刻的。

穷通与共，刘禹锡与柳宗元堪称“职场发小”天花板。

王安石 吕公著

同行一段 也很珍贵

北宋时期，文人士大夫对于职场发小关系更为重视，就连性格古怪执拗的王安石都难以免俗。说起来他的职场发小还真不少，不过吕公著应该算是他职场发小中的“白月光”。

吕公著是吕夷简之子，年长王安石三岁。皇祐五年（1053年）时，吕公著自单州还京充崇文院检讨，王安石于至和元年（1054年）舒州通判秩满，回京任群牧判官。二人同朝上班，又都住在京师，说起来还是同年登第入仕，关系自然更为亲近。

王安石与吕公著有着共同的志趣，并且都特别欣赏对方。据《宋宰辅编年录》载：“安石始期公著甚远，尝字公著曰：‘晦叔作相，吾辈可以言仕矣。’又曰：‘吕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王安石曾经公开说如果吕公著当了宰相，文人们就可以放心出仕了；若他当不了宰相，天下都难以太平。吕公著眼中的王安石就更优秀了，《长编》载：“徐又曰：‘王荆公，惇自来只知是王介甫，如今亦只见他是王介甫，却不曾唤他作真人、至人、圣人。’布曰：‘谁以王荆公为真人、至人、圣人？’惇曰：‘吕公著等皆尝有此语，后又非之。’”章惇说吕公著曾以“真人”“至人”“圣人”来评价王安石，虽听起来有点浮夸，但也能看出在吕公著心中，王安石是当世典范。

除了互相欣赏以外，王安石与吕公著在工作中有很多想法都一致。他们希望彼此在官场上共同扶持，一起改变北宋贫弱的现状。在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之前，王安石与吕公著关系极为密切，这在后来宋神宗与司马光的一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司马光有点“吃醋”：“臣善安石，岂如吕公著。”宋神宗表示赞同：“安石与公著如胶漆。”

这对“如胶漆”的职场发小在熙宁二年九月，青苗法开始实施后，产生了嫌隙。当时吕惠卿从秀州来京，大赞青苗法的好处，王安石特高兴，于是在九月十六日推荐吕惠卿、李常编修中书条例。后又推荐吕惠卿为崇政殿说书，以吕惠卿为施行新法的得力助手，吕惠卿还大力引荐支持新法的官员。然而此举被吕公著反对，他上奏宋神宗：“条例司近转疏脱，所举官皆是奴事吕惠卿得之，并非韩绛、王安石所识。”吕公著将矛头指向吕惠卿，实际上是在提醒王安石要辨明人才，不要任用投机分子。随着青苗法的实施，其弊端不断显露出来。熙宁三年（1070年），吕公著连续发难，多次上奏论罢青苗法及乞罢各路提举官，王安石对此“怒其深切”，这对职场发小情谊就此破裂。

吕公著离开京师后，与王安石不再往来。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王安石称：“公著实病，郡或不治，宜与依新法置通判。”宋神宗表示不相信，王安石又说：“公著但宽弛，非强愎也。”宋神宗应王安石所请，吕公著进京判太常寺，得一闲职。由此可见，王安石内心还是顾及他与吕公著之间职场发小的情谊，希望他可以在京师安心养病。

王安石罢相居江宁后，晚年的他认为当初与朋友们由亲至疏的根源在于“皆因国事相绝”，其中当然包括他与吕公著的情谊。既然现在已经退休了，那么大家都应该退回到兄弟朋友的关系。据赵善璙《自警编》载：“自熙宁后，间一通庆吊，皆书吏以公函答。至是以亲书，复称兄。然公未久即召赴，竟不果来见。”王安石给吕公著写过信，信中称其“兄”，想见他一面，但无奈直到王安石临终前也没能完成这一愿望。

人生很长，不是所有的职场发小都能陪我们同行到终点，但只要彼此真诚照亮过，那些共度的时光就很珍贵。

“职场发小”混得更好怎么办

官方表示“正常相处”

到了明代，科举鼎盛，读书人纷纷挤上了这座独木桥。登第入仕数年后，一个终极难题出现了：职场发小混得比我好怎么办？明代官方对此表示：正常相处。

这还真不是一句客套话。如《南京都察院志》载两堂交际，特意指出：“同年该晚、侍教者，加年字，侍生用年弟。”不止是南京都察院，排在六部之首的吏部也是如此。《铨曹仪注》记载厅司礼遇时，也补充道：“同年、同乡故旧，各随其便。”可见明代不同级别官员的相遇和公务往来，在礼仪上都有着极为繁琐的规制，但职场发小可以例外。

那什么是职场发小间的“正常相处”？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有十位高官在一起聚会，并且绘有十幅同样的《甲申十同年会图》，算是给后人做了个榜样。在这十位高官中，李东阳权位最高，却因为年纪最幼而坐最末，并且十幅图中的序文“皆太师长沙李文正公手书”，李东阳“所赋诗视诸公独伙，又多代人书”，足见李东阳虽身居高位，但与职场发小相处时，仍有敦让之风。

探讨工作也是职场发小的日常，这样才能共同进步。如《涌幢小品》载郭子章与夏良心二人同年进士，同为左方伯，郭得闽，夏得江西。郭问夏曰：“何以从政？”曰：“予有三速：速收、速给批、速放。”夏问于郭，曰：予有六字：“一、锭、收、原、封、放。”结果“二公兼用所长，皆有清声，皆开府”。又如冯应京出任湖广佥事，向职场发小曹于汴请教治理之方。曹于汴不仅为冯应京作了全局分析，提了多条建议，还送了他《兴革录》两册。

当见到职场发小工作犯浑，指出他的问题也很有必要。据《竹岩集》载，柯潜有个职场发小升任太守后，做事有点不知轻重，居然找了个江湖道士来看风水，执意要砍掉学宫的一棵树。柯潜直接开怼：“一树之去留固于府治无所损益，而足下惑术家之说，决意去之，是岂知为政之大体哉？”不仅如此，他还批评职场发小不该“饭僧供佛，以求福田利益”，认为“此固吾儒所羞道者。”敢言他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者，那都是“僣恃同年之爱”。

就算前辈与同僚们有这么多好榜样，但也架不住谨慎过头的。据《去伪斋文集》载，吕坤曾被职场发小胡格诚试探过。那是万历七年（1579年），吕坤为“铨曹郎”，而他的职场发小胡格诚为“候补铨曹”。胡格诚去吕坤家拜访，“因门者以通执履历状，长跪报谒”。吕坤见到这个场景，十分诧异：“老兄啊，你这是干什么？”胡格诚一边大笑一边起身：“外吏见铨曹，自有故事，十年暌隔，吾试女有世味否？乃犹然识故人，不俗！不俗！”胡格诚这个行为还真不是他作怪，而是当时世风日下，已出现不少当初的职场发小以官威凌人的现象。见吕坤对他友爱如初，胡格诚也放下了心中的戒备，“因造膝谈事，抵掌如他日”。十年未见，仍能促膝长谈，击掌说笑，毫无隔阂，这是多么珍贵的情谊。

古人职场发小之间的相互砥砺与无私扶助，为现代人的职场关系提供了积极镜鉴。健康的职场关系应该建立在自尊自爱，彼此有共同的理想追求、恪守的规则底线以及真诚的相互成就之上。

文并供图/金陵小岱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