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北京留存至今的碑石遗迹十分丰富。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国际性大都市，数百年来，外来文化在刊石纪事的传统中也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在北京现存的各类古代碑刻中，早期传教士墓碑、教堂纪事碑等类型的碑刻遗存占据了不小的比例。

明清时期，北京有两处较大的天主教墓地，一处为位于阜成门外滕公栅栏的耶稣会传教士墓地，其中葬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及郎世宁等数十位明清时期外国来华传教士。另一处为位于西郊正福寺的传教士墓地。这两处墓地中的传教士墓碑及墓园附属石刻大多保存了下来，前者原址竖立在今北京行政学院院内，后者则整体迁移到了位于五塔寺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中。

此外，仍有不少历代的外来文化碑刻散处于北京城内外的各个角落，碑上或繁或简的文字与图饰，往往记载了一段尚未湮没的历史。

位于北京市中轴北延线上的朝阳贞石园中，就有这样两方与清代基督教徒有关的石碑。

清末残碑碑阳 李兴 摄

朝阳贞石园位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西南部区域，国家速滑馆正南。普通游人如果沿着公园中轴线游览，大概很难发现这一处幽静的所在。过去，这里属朝阳区洼里乡。再往前追溯，是清宗室及王公大臣的家族墓葬区。

从森林公园南园国奥村门进入，迎面不远的广场上就矗立着两通高大的螭首龟趺石碑，它们是清康熙孝恭仁皇后之父、雍正帝外祖父卫武家族的墓碑。此外，如图海家族墓碑、海望家族墓碑等正黄旗贵族的家族墓碑也零散分布于周围。

近年来，朝阳区收集区内零散石刻，修复后集中竖立在公园内保护，形成了这一片名为贞石园的碑林。

相较于碑林中王公贵胄高大威严的神道碑、诰封碑、谕祭碑以及石翁仲等遗存，前面提到的这两方石碑，朴素无华，实在是不太起眼。但是，如果能够驻足片刻，读一下碑上的文字，则会发现，这两通碑上的内容却是大有来头。

两方碑的形制相同，碑身各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所刻文字也部分残泐（lè），但综合起来，仍然能够拼合出比较完整的信息。两碑的碑阳文字完全一样：“光绪辛丑年端阳左安门外，十八里店、龙树、周庄……（共计十八个村名）恭立”。

大概正是因为这段文字，在碑侧的介绍铭牌上这两方碑被定名为“左安门外合村共立纪事碑”。不过，仅从碑阳的文字无法得知所纪何事，但“光绪辛丑年”这几个字足以吸引笔者转到碑阴继续一探究竟。

两方碑碑阴的文字也不算多，但传达的信息足够丰富。原来，这是两方基督教伦敦会为纪念遇难的男女教民而分别竖立的纪念碑（下称男碑、女碑）。

其中一方碑阴的题名处文字为：“耶稣圣教伦敦公会中能于大难时捐躯致命为主作见证者（男碑为姜连魁、李云亭等十七位教民姓名，女碑为李郑氏、李黄氏等十八位教民姓名，合计三十五人）之位”。

也就是说这两方碑是为三十五位基督教教民而立。从碑阴的名字看，这些教民应该都是当时信仰基督教的中国百姓，其中部分姓名显示他们有可能是一家人。

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两方碑绝口不提这三十五位教民于何时何地，因何事遇难。但细读之下，“辛丑年”“大难”这些关键词已经足以知道大致的历史背景。

仔细看两碑碑阴的左下角，会发现各有一段不起眼的英文题铭，大意就是为纪念在辛丑年被杀的基督教徒而立。

从碑阳的文字“辛丑年端阳”，可以知道石碑所立的时间：1901年6月20日。此时，距庚子事变将近一年，《辛丑条约》尚未签订，善后工作虽然在进行中，但在当时的舆论中，这仍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

通过查阅史料，笔者得知了立这两方碑的大致经过。

鸦片战争后，大量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播包括天主教与新教在内的基督教，伦敦会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据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记载，第一个进入北京的伦敦会传教士是雒魏林，他于1861年到京，曾在英使馆开设诊所。1863年离开使馆后，在东单开设诊所。1865年，后续到京的传教士艾约瑟、杜德珍在米市大街双旗杆开设诊所。1900年5月，在长老会、公理会的合作支持下，将诊所扩大为医院，即今北京协和医院。

1898年，伦敦会在十八里店买新土房二间，旧土房三间，其中将一所院落作为礼拜堂。“庚子事变”中，房屋被毁，一些教民被杀。后来，伦敦会借机将邻居王瑞的一亩多菜地占归己有，并将村中一处公用地划归伦敦会作为义地。这两方石碑正是复建的礼拜堂的一部分。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碑上，十八里店村在众多村庄中占据了最中心的位置。

一百多年过去了，随着城市的发展，石碑上的十八个村庄大多已经在地图上消失无存，这两方石碑也从北京城的东南角迁移到了现在的位置。

(李兴)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