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世界，是两个人们非常熟悉的概念，但是到底该怎样构建和表达二者从古至今的关系，则是个很复杂的命题。在“文明三部曲”之后，亚洲图书奖、文津奖得主张笑宇撰写了一部充满想象力的作品《世界之中》。以尧舜时代到清末民初为时限，张笑宇选取了十个极富讨论度、引人思考却又略显冷门的历史片段，以崭新的视角来重新看待、深刻思考从古至今的中外交融。本报对张笑宇进行了专访，请他谈一谈——

以“髀”计算日影与地理关系的原理

理性是万物的尺度

本书的第一章就通过梳理分析大量考古证据，讨论了“中国为什么叫中国”，对这个问题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自己的答案。张笑宇认为，在五千年前，陶寺文明的先民就通过天文学的测量方法缔造了“中”这个概念。2002年，考古学家在陶寺遗址发掘出一整套圭尺实物工具套——这是中国目前出土的最早的此类文物。经实测，以公元前2100—2000年左右的太阳位置进行复原观测，该工具套中漆杆圭尺上的刻度的确能准确标注各个重要节气。唯独有一个点，它本身对日影长度的标注并没有精确测量时令的作用，但它标注的长度，按照陶寺尺来衡量恰好是一尺六寸的长度。考古学家们推测，这个刻度并不是出于天文学观测意义标注的，而是出于政治意义标注的。陶寺文化的源头经考证在垣曲县庙底沟二期文化地区。根据《周髀算经》计算得出的“夏至影长一尺六寸”的观测点纬度，恰好落于这一地区。换句话说，“一尺六寸”这个数据在天文观测中的确有某种神圣性，这种神圣性来自最早进行这一观测的远古先进文明。而这个文明，就是陶寺文化的先祖。虽然一尺六寸这个刻度在陶寺晚期社会保留的圭尺中已不具备实质的天文和历法意义，但是作为一种神圣传统，它依然得到了保持。之所以称“中”，正是因为此地先民在丈量大地和天空时使用的测量仪器圭尺。在文化记忆中最早出现“中”这个概念的文明，正是最早开始测量地理位置与太阳高度的文明。因为文明的辐射以成功进行天文和地理测量为起点，所以在它周边的国度以它为圭臬，受它的分封。

也就是说，在人类文明史中，最早开始进行这种测量工作的政权，就会被尊为天文观测的始创者。这个政权垄断的知识也会被认为是智慧的源泉、秩序的起点、文明的肇始。

起初，人们会把“中”放到空间方位上来思考，因为它确实也是个方位。但是如果把中从四方之中、天下之中这个地域主义的概念迁移到理性主义上，让它来定义天地常序，实际上就成了万物尺度的一个表现。在张笑宇看来，“中”的得名是理性是万物尺度的一个表现。以“中”为起点去观天下，在反过来以天下为框架来看待“中”。这就构成了一种互动。然而，这个在当时极为发达的文明却又被来自北方的石峁人征服。这段远古部落的兴衰史提示了两个事实，第一陶寺的科技成就在当时的东方无出其右者，第二，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免于被征服。因此必须看到，无论什么样的文明，都必须面对周遭的世界。这是个理性的出发点，告诉读者历史上的这个名中之国并非人们以为的那样封闭，远远地和世界保持着距离。

今人复原的陶寺古观象台

石峁城址外城东门遗址

早已存在的全球化

贯穿本书的一个重要命题是中国不论作为一个概念还是实体，在历史上都一直与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塑造、互相成就。张笑宇认为，如果仔细观察人民在自然的日常经济生活、梳理史书中的数据资料，可以发现：第一，民众非常需要世界；第二，民众非常理解世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从来不封闭，不自大。只是普通人不会自己去主动从理论上意识到这个点，但过去的老百姓会在行动上下南洋、闯关东、进西域，用实际行动走出去。张笑宇结合自身的经历，以历史上下南洋的华人为切入点研究了他们如何开拓、如何自治、如何参与世界贸易、如何发展适应于自身社会的形态。脱离了传统《二十四史》的叙事，还原了华人历史上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他认为，今天的历史评价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发现就是这种自发地跟世界去接轨的力量构成了国人的本色。在张笑宇的观察中，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世界的，从一开始就是科技的，从一开始就是开放的，从一开始它自己就有生发现代文明的那些力量。

所谓全球化，其实早已经存在，文明与文明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一直有一种自发秩序。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与它的钱从哪里来、怎么花密不可分。因此，作者对国家的财政问题也进行了多维度的思考。如何看待一个古代国家的国力？张笑宇给出的标准是非农业税收所占比例的大小。财政国家的特点以非农业税收为主，利用金钱进行资源配置。张笑宇发现，宋代的繁华之所以为人瞩目，乃至在今天吸引了诸多宋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非农业税收占财政收入主体的时期。但是宋人的“世界”里，北方游牧民族一直虎视眈眈。最终宋为元所灭，成吉思汗的子孙主政中原。当历史的进度条加速走到明，初期的“洪武体制”在后期无论如何进行不下去了，才有了变法“开关”。张笑宇认为，这里面有个明显的脉络是：大明对东南沿海的开关，是因为“海禁”政策的无法维系。明初朱元璋因对海盗深恶痛绝而下达“片板不许入海”的禁令。但随着日本银矿的开采和东洋贸易的繁荣，出海蕴藏的巨大利益反而吸引许多沿海民众以身犯险。在这种情形下，一些务实的地方官员和沿海世家大族开始上书朝廷，请求废止“海禁”。道理很简单，在当时白银流入的大环境下，从事贸易的利润百倍千倍于捕鱼捞虾，“海禁”政策挡住了沿海百姓的生路，他们当然会视你为仇雠。隆庆帝即位后于福建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许与东洋及西洋的贸易，是为“隆庆开关”。时在内阁的张居正也是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之一。这是老百姓因为与世界发生了联系，他们先看到了世界，于是通过杂糅了暴力反抗与上书请愿的方式，倒逼朝廷也开眼看世界的案例。

更加走运的是，恰在此时，人们幸运地赶上了地理大发现，美洲大陆用它的白银、西班牙人用他们的商船不由分说同时也是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明朝人的世界。它解决了明朝人对白银的需求，那时候的全球化贸易欣欣向荣。海上往来的商船和中国大地上辛勤劳作的百姓以及精明的商人，共同让大明成了16世纪全球贸易的生产中心、全球白银资本的流入地。来自其他大陆的白银加速流入，对解放民众负担来说是一件好事。及至万历年间，赫赫有名的张居正独揽了大明帝国的最高权力，“一条鞭法”登上历史舞台。张笑宇在书中一再强调张居正能够进行“一条鞭法”改革，乃至于大明王朝后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其实都跟两件事有关：第一，大航海时代的展开，明朝社会加入世界贸易大循环；第二，得益于廉价劳动力而形成的制造业中心吸引了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但当世界作为一个连通器存在以后，只要一处水位降低则处处必会随之而降。繁荣怎么来的就会怎么褪去。比如那时候，在全球白银循环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西班牙人开始卷入各种地缘政治冲突；日本德川幕府开始执行“锁国政策”。这些战乱与纷扰在西班牙人和日本人完全未曾预料的地方，也就是南亚和东南亚，打击了贸易线路，因而也就影响了大明的财政收入。彼时的外贸，最先挣到银子的是海盗与外贸商，其次是与他们打交道的大明商人，然后是受益于白银输入的朝廷，最后才是被减轻了束缚的老百姓。然而，当明朝外贸的流水被从源头上关闭了，最先遭遇货币短缺的，反而是老百姓。明末思想家顾炎武记录了官府强征白银导致民众家破人亡的惨状。他感慨道，像我大明这样丰收年份老百姓也被迫卖掉妻子孩子的，真是唐宋以来所未曾有的。

世间已无张居正，大明王朝再也没法续命了。那时的百姓切身感受到的是“有谷而无银”，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当然，如今的人们能看到当时的繁荣，也能看到因白银循环的终结，最终大明走向崩溃。对此，张笑宇不无遗憾地说，大明的精英既不知道当初他们为什么成功，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败落。

今天，我们读《世界之中》这本书，就是要拨开障目的迷雾，认识到所有世界的东西都是人心本源的东西，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己生发出来。但这个过程可能是波折的，来回摇摆的。中国人自己走过这条路，这是人类的一种公认的治理结构，这是从人心里面生发出来的。看清这段历史，找到史料中那个被忽略的逻辑，就能发现世界主义原来就在每个人的精神内核里面。带着这种认识，看待当下世界暗流涌动的“逆全球化”，更是别有一种感触。

（张丽）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