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人报名，300人入选，这个数字是去年的4倍，录取比例13:1。在入选的人中，本科学历以上占比达68%……两个多月前，2024年“浙江千名乡村CEO培养计划”举行开学典礼。
坐在台下的乡村CEO们没有想到，当初村里聘请他们时，对他们的期待仅仅是“把村里的米卖出去”。四年后，不仅有的强村公司营业额超过2000万元，乡村CEO们更是从卖米到卖体验、卖教育、卖经验……还有人成为传说中的“乡村CEO第一人”。
2019年，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下姜村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招聘乡村CEO，而后被多地乡村效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底，由各地政府主导，中国农业大学、腾讯等社会力量助力的乡村CEO聘培，已推广到浙江、广东、广西、云南、重庆等省区市的125个县市区。
“又土又潮”的乡村CEO赛道上，探路者众。然而，除了永安村这样备受瞩目的成功案例外，有些尴尬的后续也引发关注：曾放话“三年带领下姜村主板上市”的首任乡村CEO赵祥彬，由于在年度考核村民公投中没有达到续聘的票数而被解雇；余杭区首批招聘的3位乡村CEO，有2位辞职；昆明引进乡村CEO的6个试点村，如今只剩下1个村子还在坚持……
乡村CEO究竟是不是一个可复制的创新实践？答案尚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乡村CEO的实践意义远远超过经营乡村产业本身。
时髦的乡村CEO
永安村的水稻，还没种下去就已完成销售。
在村里的核心区，稻田以10亩为单位分隔，由70余家不同的企业以每年8万元认养，收成则由村里托底。这些企业不仅可以通过线上监测系统随时查看稻谷的生长情况、组织员工来村里团建，还能把精美包装的大米作为员工福利和商务礼品发放。
在村文化礼堂的大屏幕上，数字农业具体可感地呈现，水稻生长、天气情况、土壤肥力等实时监测数据一目了然；永安大米、米浆饮料、米酒、月饼等稻米衍生品陈列在游客中心的货架上，供人选购……
这里位于浙江省北部。一条南苕溪从天目山间流出，自西向东经临安至余杭，在南湖附近突然90°北折，环抱河流北岸的8个村子、3万亩良田。永安村是这片区域的核心。
以前，由于永安村地处非常用蓄洪区和基本农田保护区，97%的土地属于永久基本农田，只能靠农业发展。这让它在富裕的浙北长期被视为没资金、没用地、没风景的“落后村”。
让它蜕变的转折点，是四年前的一次招聘。
2020年，杭州市余杭区8个村子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乡村职业经理人，年薪18万元，并根据各村股份制经济合作社的经营情况，另有绩效奖励。通过选拔，安徽人刘松成了永安村农村职业经理人，出任永安村强村公司总经理。这个公司隶属于永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服务于村集体经济，董事长是村党委书记张水宝，刘松则有一个更时髦的称呼——乡村CEO。
此前，乡村经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村里的“能人”、大户或返乡创业者等来承包村里的闲置资产，但不是所有村庄都有这样的“能人”，即便有，村集体和村民也只能获得租金，收益有限；另一种是和外来的公司合作、开发运营，但这样又容易出现“公司拿大头，集体拿小头，村民拿零头”的情况。
想要把乡村经营的收益留在乡村，就要补上乡村面向市场的短板。在绝大部分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负责人就是村书记，他们所承担的基层治理的行政任务本就繁重，很多人在经营能力上也有所欠缺。所以像企业一样公开招聘，由职业经理人来专业化、市场化地运作村集体经济，带动整个村子发展，就成了越来越多乡村的选择。
“不能简单地把乡村CEO理解为在乡村聘用一个懂乡村经营的人。它的本质是为农民、为村集体，雇佣一个懂市场、懂经营的职业经理人，以弥补乡村治理资源的断层。”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李小云说。
变成“生意人”
一个传统的“粮食生产型乡村”来了CEO，这本是件新鲜事。可乡村CEO是干什么的？怎么干？不仅永安村的村民心存疑惑，就连刘松自己也没答案。
因为就是这年年初，在开全国风气之先的杭州市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招聘的首任职业经理人赵祥彬，由于年度考核村民公投没有达到续聘的票数而被解雇，村里的集体企业收归村委会管理。
这在乡村CEO的圈子里，甚至整个长三角，都是一个爆炸性新闻。大家依稀记得，2019年3月，在赵祥彬的聘任仪式上，周边8个村的村民都赶来围观，他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大声说：“3年后，我将带领下姜村主板上市！”没想到仅过了一年，大家没等来下姜村上市，等来的却是赵祥彬被迫离开的消息。此外，2019年余杭区首批招聘的3位乡村CEO，也有2位辞职。
这些事让永安村人对乡村CEO心里打鼓，初来乍到的刘松自然也不敢贸然行事。
他带领团队先以农文旅活动为突破口吸引人气，又发展稻田、菜园认养模式，开发大米衍生产品，探索闲置物业“民建村用”，还联合包括永安村在内的8个村子成立“千村公司”，与社会资本合作……
在刘松团队的运营下，永安村强村公司去年的年营业额达到2000多万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由2019年的73万元提升至2023年的55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由4.2万元提升至6.3万元。永安村成为杭州，乃至整个浙江乡村运营最成功的案例。2023年，小小的永安村迎来1200多批考察团。今年从农历新年到6月，村里已经接待了四五百批人。刘松也成为“传说中的乡村CEO教头”。
唐文铭比刘松更早成为乡村CEO。2019年7月，杭州市余杭区首次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农村职业经理人。经营着一家乡村运营公司的唐文铭，应聘成为小古城村的乡村CEO。
唐文铭做的第一件事，是将村里原本繁重的接待任务市场化。他梳理讲解词，招聘专职讲解员，把接待工作做成一门生意，对前来考察的团队收取讲解费，不仅减轻了村委会担子，还为强村公司赚得“第一桶金”。而后他又在村里建起露营地和网红景点，推出沉浸式乡村体验项目等，带动人气，盘活小古城村的资源。
“我们在做一个尝试，就是把村集体经济变成一个市场化主体。”唐文铭说，“通俗来讲，你（指村集体经济）得先把自己变成一个‘生意人’，才能到市场上去跟人家谈生意。”不过，身份转化有时也会遇到现实难题。“我们出去不断说我们是企业，可大家都以为我们是政府。另外，村集体经济本身还有决策时间长、程序多、团队效率低等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解决。”刘松说。
可是政府“背书”也会带来强大的导流和资源统筹能力。比如，永安村的稻田认养项目刚推出时，没有企业愿意认养，正是区里帮忙牵线搭桥，对接了11家央企、国企率先认养，形成示范效应，才逐步发展到了现在的72家。
CEO与董事长
几乎所有乡村CEO都有一个共识：一个乡村CEO能否在村里充分施展能力，和他能否得到村书记支持、与村“两委”形成良性互动密切相关，这是乡村CEO能否成功的关键。
刘松到永安村的第一天，村党委书记张水宝就在全体村干部大会上表态：“刘松来了之后，我们要举全力协助他的工作，不能拖半点后腿。如果谁在这个事情上没做好，我就要找谁的责任！”
张水宝当过兵、在外干过企业，思想开通，人也随和。刘松打心眼里尊重他，每周都会主动找张水宝汇报工作、沟通问题。永安村做出成绩后，张水宝当选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刘松成了“乡村CEO第一人”。有人说，他们是村书记和乡村CEO相互成就的典范。
然而，在绝大部分乡村，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村经济合作组织负责人常常一人“三肩挑”，乡村CEO在村经济合作组织中的角色定位变数很大，也没有严格的条款来规定村“两委”与乡村CEO的权责关系，这常常让乡村CEO陷入尴尬。
采访中，一位乡村CEO就曾对赵祥彬的遭遇感到不忿。他听说赵祥彬之所以犯了众怒，是因为他用村里公共的养猪大棚盖了餐馆，疫情一来，千岛湖游客锐减，当地村民把怨气撒在了赵祥彬的身上，认为村里的农家乐抢了村民生意。
“你说他冤不冤呢？他只是拿村集体的资产去做了他职责范围内应该做的事，赚的钱也没进他自己口袋。为什么在和村民出现矛盾的时候没人去调解，就让他一个人去背锅呢？就连离职都要被‘消费’。”他说，赵祥彬的经历让他寒心。
另一位乡村CEO则认为，这是双方缺乏沟通的结果，“他才去了一年，其实很难做出什么成绩，但是他闷头做，有了问题也不沟通。如果经常沟通，人都是讲情面的，不至于最后投票的时候把他投出去”。
村集体下设的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和城里的公司一样，由村书记担任董事长，乡村CEO直接向董事长（村书记）负责。因此一些传统意义上的职场规则，在这里也通行。除了真才实学，“情商在线”也很重要。
一个熟人社会
2019年余杭区首批招聘的三位乡村CEO，如今只剩下唐文铭一人。
唐文铭的老家就在他工作的小古城村隔壁的求是村，十里八乡都是熟人，他熟悉这里的人、事和运行规则，五年的经历让他对乡村的行事风格有了自己的心得。“乡村就是一个人情社会，老百姓支不支持这项工作，很多时候是看对做事的人信不信任。其实村民是很朴素的，你把他当朋友，他也把你当朋友，你要做事的时候才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唐文铭说。
本地人的身份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压力，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压力也是唐文铭一直坚持的原因。“别人能走，我不能走，因为我是当地人。如果我也走了，那不光丢我自己的脸，还丢我爸妈的脸。”他说。
和城市运行的逻辑不同，中国的乡村始终是一个熟人社会，而目前大部分的乡村CEO都是外聘的，不是本地人，甚至不是本省人。作为“外人”，他们想要在一个不大的村子里干事创业，需要付出相当大的“融入成本”，表面上看，他们是职业经理人，工作内容是乡村新业态的经营管理，但实际上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熟人社会。
29岁的柏令是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大苗寨村的乡村CEO。这里曾是乌蒙山区的一个深度贫困村，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当地政府投入资金建设“云中苗寨”，还开发了各种休闲旅游业态。硬件建好了，可缺少市场化的思维和运营模式，“最简单的例子，我刚来的时候，这里连发票都开不出来。”柏令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苗寨开始了市场化运营探索。
柏令带来了现代化的管理和经营理念，加上当地政府的支持，“云中苗寨”从最开始的举步维艰到年营收达到200多万元，成效显著。柏令也成了当地乡村CEO的典型。
然而光环背后，柏令好几次动过辞职念头。据村里人讲，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外地人”身份。村民并不接受他，时常还会有喝醉酒的村民去找他闹事。
在柏令来之前，当地也想过在本地人中培养乡村CEO，朱云慧就是人选之一。然而，她在参加“中国农大——腾讯为村乡村CEO培养计划”前，几乎没有离开过本村，加上文化水平不高，乡村CEO的培训让她觉得“煎熬”。“我们去学习的杭州、深圳那些乡村，有的发展得比我们县城还好，怎么能比呢？”朱云慧说，培训中一些关于农业政策和乡村运营的课程，她更是听得云里雾里。跟不上学习进度的焦虑一度让她失眠。
好在后来招来了柏令，朱云慧转而担任“云中苗寨”餐饮部的负责人，虽然还是团队主力，但不用“一肩挑”，压力才慢慢卸下。当记者问朱云慧愿不愿做乡村CEO时，她直言：“就算一个月给我1万元工资我也不干。”她说，乡村CEO是一个得罪人的工作，“外地人还好，本村人干不下去，我不可能拉下脸说村民，以后我家里有什么事还要靠大家帮忙，你说是吧？”
和唐文铭一样，昆明人王慧（化名）还在家乡的乡村CEO岗位上坚持。2020年，大学毕业的她报考了昆明某村的乡村CEO一职，一直干到了现在，而同批试点的6个村中，其他村的乡村CEO都已离职。
王慧是大学生，有见识又能干，还有本地人的优势。村里治理资源和能力不足，她一进村就承担了大量村委会的事务，这让她不能集中精力完成经营村庄的本职工作；村里的事多由村“两委”拍板决定，留给乡村CEO真正独立自由的裁量权不多；她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团队，很多事要亲力亲为……
几千公里之外，永安村新一季的秧苗长势正劲，刘松走在田间，想起小时候老家的稻田，乡土情结让他始终怀念。他说，到2035年左右，他父母这辈“中国最后一代传统农民”将会从田间地头离开。他期待着，乡村CEO这场社会实践能在那时交出一份更加完满的答卷。
文/雷册渊 杨奕君 陈语萱
编辑/倪家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