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创立港科大，是国际高教界公认的奇迹。要了解这个奇迹为什么会诞生，就要先了解：创办一个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到底有多难？如何说服几百位国际知名学者放弃他们在海外二三十年的功业根基，毅然回头？新的大学往往面临生源困难，那时香港大学已经创立八十年，香港中文大学也创立三十年， 港科大首届招生七百人， 如何吸引一万余人报名？当时港大、港中大研究生在学生中占比约不到5%，香港学生没有念研究所的风气，港科大如何一开始就招到预计的30%硕博生？三十年来，亚洲各国纷纷创立上百家新的大学，如雨后春笋，为什么港科大能够越战越勇、历久不衰？

近日，三联书店出版了物理学家、教育家钱致榕的新书《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在书中，钱致榕回顾了他三十年前受邀从美国返港、作为学术副校长主导参与建成香港科技大学的亲身经历。作者以第一视角对以上办学“秘密”，做出独家披露，同时充满温度地描摹出一代学人、教育家极富个性的瞬间和家国情怀。

怎么留住人才？唯有将心比心

港科大建校三十载始终位列名校的秘密，源于三年建成的奇迹故事。当香港将用1988年至1991年三年时间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消息传出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天方夜谭。中外专家们都认为，即便是在实力雄厚的美国，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也至少要花15年时间。然而，1991年秋天，香港科技大学准时开学了。十年后，港科大名列亚洲名校前列，如今在400所世界有名的年轻大学里面，它的排名为第三名。在香港，港科大毕业生的就业率独占鳌头。

“创办一个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到底有多难？我们看硅谷的创业公司，三年内75%都要倒闭。”钱致榕回忆说，港科大完全由“海归”华人知识精英创办，“大家在‘三年建成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感召下，在‘与其把学生训练成三等的英国绅士，不如培养成一流的中国人’的理想下，逆向奔赴，也就不足为奇。”

“我于1988年9月1日第一个到港科大全职报到，那时吴家玮已经被认定为校长两年，不过还没去香港，就立即卷入创校的工作，与同人们共织一个读书人的梦想，经过一千两百多个日夜的共同努力后，科大如期开学。又花了一个学期，订定教员聘任提职等典章制度，协助成立了港科大全校教职工协同治校的权力机构——科大教务委员会。”

钱致榕在《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一书中自始至终都在强调，一所大学要为未来社会培养人才，而培养一流人才的大学必须拥有一流的教授。“当年第一批来科大的教授最后都是在科大退休的。”钱致榕介绍说，“作为副校长，我怎么留住人才？唯有将心比心。我不是总设计师，而是后勤总司令，要设身处地为来到这里工作的教授们着想。所有他能想到的问题我都帮着解决，他没想到的我也事先就要做到。在我看来，这是搞行政工作的人的责任，而不是权力。”

40年预算增加一万倍，但教育质量呢？

20 世纪9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暨港、澳高校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数量增加。钱致榕举例，譬如，香港从1991年港科大创校后的3所大学（港大、港中大、港科大）增加三倍到10所大学，台湾从80多所高校增加一倍到162所大学。增加最快的当然是内地，从1991年的1075所高校，增加到2021年的2756所大学。“这些巨量的增加，都是港科大建校以后的事情。由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政府对高校的投资也大量增加。譬如，80年代，内地高校经费非常拮据，即使几个最有名的大学，年预算也很少超过一百万元。政府开始以各种方式增加高校投资，期望提高中国高校在世界学术界的学术地位，先后有重点投资大学（十所）、211计划、985计划， 和后来的双一流计划等。至今已经有25所大学年预算总额超过100亿（其中5所年预算在100亿到400亿元之间），和四十年前比，增加一万倍！但是我们的大学教研质量，和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了多少呢？”

钱致榕指出，目前由于盲目追求论文篇数， 很多名校已经变成世界论文工厂， 各专业变成一条条的论文生产线。“论文篇数是上去了，但是教学和育人的工作，就相对地受到忽略。”

理想大学要培养前瞻性人才

“所以我想办一个理想的大学，就是仔细想一想，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社会需要什么？50年之后，它需要未来在哪里？必须是一个潜在性的东西，然后一头栽进去。”钱致榕指出，大学既然成了现代社会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 社会就期望大学培养适当的文理兼备的人才， 解决未来的问题。诸如从未来社会需要思考院系的设置、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数目及比例，注重本科生的教育，避免过时及过窄的专业，培养前瞻性的人才，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而不是信息知识的填鸭，等等。“三十年前，我们创建港科大时，已经遇见这些问题，科大创校团队，广泛借鉴了一百多所世界名校的实际经验，仔细思考了香港和内地社会的需要，定下了自己的方向，避免了很多错误。”

“父母最大的痛苦， 就是眼看着孩子摔自己摔过的跟头！注意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学者，都惊讶发达国家中大部分的错误，都会在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里重演。办大学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够仔细研究几所办得出色的大学的经验，了解他们如何预见社会的问题，如何编织自己的办学理念，如何避免可以避免的错误，就可能在几千所大学中脱颖而出，完成大学对社会的责任。”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薇
编辑/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