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书商”，还是相信榜单？对于一家基层公共图书馆，100万购书费应该用于买什么书？这是一个“学问”。

2020年9月到2021年9月，陕西科技大学副教授杨素秋在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挂职一年。作为文旅局副局长，她负责文化科、文化馆、旅游科和主导建立碑林区图书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她开始研究并去解决这个“学问”。

三年后，她将自己挂职、建馆、选书的经历记录下来，变成纪实作品《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上市两个月，在豆瓣上收获了两千人好评，评分9.2分。

6个月的时间用有限的资金从无到有建图书馆

2020年9月，杨素秋从陕西科技大学来到西安市碑林区文旅局挂职副局长。上任的第二天，她就接到了为区里筹建公共图书馆的任务。作为爱书人，杨素秋觉得自己“来对了”，“能有一笔‘巨款’买书了，开心死了。”可当来到图书馆工地，她又瞬间意识到“这活儿并不轻松”。

碑林区是西安市的中心城区，因为宋代的金石宝库碑林而得名。碑林区有“两最”：一是西安市面积最小的区县，仅23平方公里；二是西安市单位面积GDP最高的区县，商业繁华，旺铺抢手。按照国家规定，区县级必须拥有一座面积不小于3000平方米的图书馆，2020年年底必须到位。

两年前，区政府策划了一个大型文化综合体，体育馆、文化馆、档案馆、图书馆各一层，其中图书馆占地一万多平方米。但是因为挖出了历史遗迹，这个项目就一直没能推进。“这种事发生在西安太常见了。”杨素秋说，“别的城市，市民周末活动是逛商场、去咖啡厅，西安个别市民是拿着铁铲去挖秦砖汉瓦，有时一天能挖出一两片。”

因此，图书馆只能“挪地”。 新址位于一所商场的地下室，楼上是奶茶店、咖啡店和面馆。图书馆工地，墙皮破损、电线裸露、地表坑坑洼洼，旁边甚至还有间商场餐馆的隔油池，能闻到池子里饭菜的馊味。杨素秋面临的任务是，要在6个月内，用有限的资金下最大限度地建设好这座临时图书馆。

终于明白为什么某些图书馆书架被三流书籍占满

杨素秋的建馆资金有280万元——180万装修费，100万购书费。拿100万为一个3000平米的图书馆买书是什么概念？杨素秋计算了一下，“当时我们图书馆有一个区县级图书馆评估的数量底线，这是按照这个区县的人口总数来算的，算下来当时我们那个图书馆需要有8万册书。所以，我要用100万现金买8万册书，平均一本书12.5元，那能买到什么书？”

纷至沓来的书商很快给出了答案，为了拿下这个100万，他们各显神通。有的商人承诺可以打二五折，“一百万经费保证能买到四百万码洋书籍，书越多，领导检查的时候你越有面子”，至于书的质量，“领导谁会一本本看书啊？主要是数量”；还有商人特别擅长推销，他说自己是现成的书目，“几分钟就能给我配齐数据，根本不需要挑……”

于是，杨素秋收到了以下这些书单：大量情感鸡汤书籍和长篇小说，在书评网站根本查不到；偶有经典作家，恰恰剔除成名作；偶有经典作品，恰恰绕开优质出版社；儿童书籍，完全杜绝获国际大奖作品和畅销绘本；还有《某某县政府廉洁反腐败的公众感知评估报告》《某某师范学院校报文化副刊选集》《创新驱动下的高校服务育人模式研究——某某学院学生事务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之类完全不知所云的所谓“专著”……

杨素秋终于发现了哪里不对，“我现在明白这些书单是什么名堂了，书店里卖不动的书、仓库里的滞销书以及那些明知没有读者的自费出版书籍，全都塞给了我。我恍然大悟，为什么某些图书馆书架被三流书籍占满。”

读者有自己的需求，选书不是件容易事

杨素秋决定自己选书，她和图书馆宁馆长决定用第一年的100万买书经费选出1万种图书，每本3本副本。剩余的书，等到第二年经费下来再补充。

不过，要想从近年出版的书中选出1万种受读者欢迎的书，也不容易。杨素秋翻查各种榜单，从北大、清华等高校图书馆的月度年度榜单，到购书网站实时销售清单，以及出版社和媒体的图书榜单……她将这些书目一一输入表格。

第二年，资金到位，杨素秋再次面临选书问题。调出开馆至今的图书借阅数据，她发现读者品位和自己预测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排在借阅次数前三百名的书籍，至少有二百五十种都是儿童书，尤其是漫画类，排在前列的其余几十种成人书籍也以小说为主。”

前台手写登记的《读者意见册》上，留下了读者的具体建议：1.医学、法律和自然科学书籍太少。2.武侠类和漫画类呼声甚高，需要补充。3.套装类图书缺漏不齐，比如《冰与火之歌》缺第1册。4.生活类书籍还需增加，这是老年读者刚需，如碑帖、摄影、食谱、养花、养生、乐器入门。5.少儿书借阅量超过全馆藏书一半，绘本最受欢迎，教育部推荐的阅读书目常常会被借空，建议增加副本。

这让杨素秋意识到，“编书目这件事绝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书单中传递着选书人对于交流的渴望

为了找到更好的书单，她通过不同的渠道找到了50个朋友帮忙推荐书单，这些人分布在差异极大的不同行业中，年龄段和受教育程度差别很大。老年读者列出了自己想看的养生书，教计算机系的老师专门开人工智能的书目，还有武侠作家开的武侠书目，摄影师开的摄影书单。

一位微博读者看到征集书单的邀请，也发来了自己的书单，分了14大类，这些书里面有科普入门，比如说《现实不似你所见》《果壳中的宇宙》等，也有哲学经典如《纯粹理性批判》等，更有社科名著如《天真的人类学家》，文学名著如《卡拉马佐夫兄弟》。

 “这么好的书单是怎么做出来的”，杨素秋发邮件问这位读者，才知道，这位读者在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候，每个月都会参加读书小组聚会，每个月都会去讨论最近出了那些好的中文书。

杨素秋收来的书单中还有盲人读者开出的盲文书单，碑林区图书馆专门设置了专供视障人群阅读的阅览室，开馆后收获了不少视障人士的反馈。但带着自己的朋友来过一次后，杨素秋意识到馆内盲文书脊上印刷的书名都是普通文字，并非凸起的盲文，仅凭视障人士自身根本无法挑选书籍。因此，几个月后图书馆引进了一份正确的“现行盲文”书单，那里面有《三体》和《人类简史》。

这些较真的读书人，让杨素秋意识到最打动人的不是“那些书本身有多么好”，比起被发现、被推广的书籍，同样鲜活的是“被阅读塑造的人和人生”。以及，当她回望每个选书人交给她的书单，通过那些熟悉的书名，她又一次清晰地感受到选书人通过书籍所传递的交流的渴望。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人们需要什么样的图书馆？

2021年4月，碑林区图书馆刚开馆时，她组织过一场对谈，主题是“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实际上这个问题她和图书馆馆长小宁被问过不止一次，“纳税人的钱花了这么多，用处大不大？”“周一到周五，有些图书馆人比较少，政府为什么要投入那么多资金和人力在上面？”

杨素秋在书中说：“关于这个问题，教科书中答案类似，有三大传统功能：一是保留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二是宣传教育，三是满足和提升群众阅读需求，最大程度实现公益性和平等性……”她说她还要探索教科书以外的答案。

比如，不同个体、家庭、圈层之间，存在文化资源的差异，这个“信息差”是需要图书馆这类公共设施弥补的。杨素秋为图书馆采购时发现，同样一本外国文学作品，中文译本之间差别很大。以《安徒生童话》为例，叶君健译《海的女儿》，开篇：“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而某潦草译本的开头是这样的：“海王有个美丽善良的女儿小人鱼”。对书籍版本、译本的甄选，需要专业的审美能力和职业水平，如何把这些知识层面的资讯有效地分享给公众，这是公共文化建设中重要的使命。

童书中的“立体书”也是一个例子，你打开一本太空主题的立体书，就会看到，通过特别设计的夹层，星辰大海很形象地展现在孩子面前。这类书精工细作，售价昂贵，且容易破损，书店开架展示通常不拆塑封。对于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而言，如果没有图书馆，他们很难看到这些书。

类似的还有大部头的百科全书和专著。杨素秋第一次看到《剑桥科学史》时，被价格吓了一跳，这套书的出版周期长，十几年里陆续出了四卷，每本定价480元，这种书也应该由图书馆来买。“图书馆也是为了平衡身份差异造成的文化资源落差而存在的。”

为了做到这些，图书馆选书必须兼顾大众不同层面的需求。由此，也引发了很多争议。比如，图书馆应该选“鸡汤”书吗？“我不看‘鸡汤’，但我运营的图书馆有‘鸡汤’。”杨素秋给出了两个理由，“第一，图书馆是纳税人的钱建的，如果纳税人想看这个书，你为什么不买？第二，如果‘鸡汤’确实能够给一部分人提供及时的抚慰呢？我也曾在18岁的时候被‘鸡汤’抚慰过。”所以，她特意为图书馆精挑细选了“鸡汤”里“熬得比较好”那些书。

把基层挂职经历中的感悟和思考带回到校园和课堂里

对于闲书，她的理解也与一些家长不同。“我小时候看特别多的‘闲书’，也没有觉得影响我的学习，这是我的个人经验。”

她曾经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国外的一家公共图书馆看书，“每次借阅的额度是五本，他想都借漫画。我就跟他商量，你能不能借三本漫画，另外再借两本其他的书？这时候图书馆员过来跟我说，你不要干涉孩子，一个外国小朋友到新的环境的时候，看漫画是他积累词汇量最好的方法，因为漫画很有趣。于是我说，好，我们就借漫画。后来我发现，我儿子非常丰富的词汇量全是从漫画里积累的。他在那个国家只待了一年，看了大量的漫画，回来以后他的英文阅读能力就飞升了。这个事情也给我很大的提醒，家长不要过度地去干涉孩子。”

在碑林图书馆，杨素秋看到很多类似的事情：有时候是家长们喝止孩子不许借漫画，然后塞给他们作文书；有时候，有家长循着校内的“课外阅读书单”寻书，除此之外俱是“不务正业的闲书”；以及很多学生把图书馆当作考研考公的自习室。这让她经常感到惋惜：“他们为什么不能抬头看一看呢？为什么他们眼里看不到在那么多的书里存在着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世界？”

一年挂职结束，杨素秋回到大学校园，重新做回老师。她给学生们开了一门课——“人文主义和当代生活”，可以说，她把基层挂职经历中的感悟和思考延续到课堂里。

她说，建图书馆带给她最大的改变就是，“在上课的同时，我更希望、更愿意走出校园，去做一些关于公益阅读的事情。做公共文化的过程，一次又一次地让我意识到，不管一个人多么想要消解自己的偏见、想要打开自己，还是常常处于职业认知（所带来的局限）当中。我觉得所有人都知道图书馆是免费的，但是我去调研的时候，才发现真的有很多人不知道图书馆是免费的。我绝对不是责怪群众无知，我责怪的是我作为一个西安市碑林区文旅局的副局长，为什么没有让群众知道这个是免费的？这是我的责任，所以我觉得公共文化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薇
编辑/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