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美光
编者按：今年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办学85周年，也是西南联大“刚毅坚卓”校训发布85周年。从校训发布之日起，这四个字就成为联大师生引以为豪的共同价值追求和共同遵循的办学树人目标。本文作者对此校训的肇启、内涵等详加考述，并首次考证揭秘了这一校训的书写者，以此向在国难危机时刻坚持为国育才的西南联大致敬。
家有家训，校有校训。
校训就是一所学校雕镂于匾上、悬挂在楼墙、印刷在校园手册里、铭刻在桃李心中的价值倡导，是这所学校思想理念、育人方向、办学目标、文化传承、价值取向最直接、最灵魂的体现。这是一所学校最耀眼的文化名片，也应当成为每所学校的标配。
我的大学时代是在云南师范大学度过的。后来，又工作在这里。学校老校区正门一侧、新校区正门的巨石上都镌刻着“刚毅坚卓”几个大字，这正是我们的校训。
这一校训，来自于抗战烽火中诞生的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校训之肇启
1937年11月1日，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组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湖南开课。为在战火中坚持办学，学校陆续建立了一系列必需的机构。然而，由于战争形势所迫，办学三个多月后，还未站稳脚跟的临大不得不再次迁滇，并于次年4月2日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迁昆后，学校聘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建筑设计顾问，开始筹建校舍，现代大学的完整机制，在这七彩云南下的茅草顶、铁皮顶校舍中很快得以部署。在紧锣密鼓的工作推进中，学校文化的建构成为联大的重要命题。其中，校训的确立就是遵照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赶早计划、抓紧进行的一项工作。
1938年6月，教育部发出部令，要求各大学制定校歌校训呈报。9月20日，再以通令催促。教育部表示：“我国公私立各级学校，例多根据其特有之环境与历史，制定其特有之校训校歌，以昭示生徒，藉为共同一致之道德信仰，迄今犹付阙如。且至抗战以来，办学者往往因局势之推荡，对此种精神训练，更渐呈松懈之象，以致青年漫无准绳，大足影响抗战之前途。”为此，特令各重要教育机关限期实行三事。其中前两件是：“（一）全国公私立各级学校，务各制定一特有之校训及校歌，用资感发；（二）各校一律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共同之国训，并制成匾额，悬挂于各该校礼堂。”并限令各校，“一个月内将办理情形及各校校训校歌呈报备核。”
得部令后，联大立即于10月6日下午3时在崇仁街办公处召开第89次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编制本校校歌校训委员会，聘请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诸先生为委员，并请冯为该委员会主席。
委员会经过广泛征集和研究讨论，将校训拟为“刚健笃实”呈报学校。经过联大常委会认真讨论，认为这还不能充分体现联大的精神价值导向。11月26日，在财盛巷办公处举行的第95次常委会上，学校决定以“刚毅坚卓”为校训。12月2日，正式面向全校发布第97号油印布告，正式公布了该校训。12月4日，又在《云南日报》头版以短讯形式公布并上报教育部。
从此，“刚毅坚卓”成为联大师生引以为豪的共同价值追求和共同遵循的办学树人目标。至于“共同之国训”及一年后蒋介石亲书的另一个“共同校训”的制匾悬挂，联大并未照办。
从三校校训到联大校训
为何要舍弃“刚健笃实”，而以“刚毅坚卓”为这所战时联合大学的校训？今天，已很难从档案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中找到蛛丝马迹。我们不妨从组成联大的三校校训说起。
有关北大校训，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这个，有人说是那个，从未有定说。其实，这是一所至今没有正式公布过校歌、校训、校旗的学校。不过，在历史文献里，却也曾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手写校训字幅，可视为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方针下应遵循的办学治校准则，这里姑且称其为“准校训”。此八字语出《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不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南宋朱熹曾注道：“此诚之之目也。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知，学而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也。”
清华校训源自古代经典《周易》。1914年，梁启超应邀到校，以《君子》为题演讲，勉励师生“崇德修学”，“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梁氏说：“君子之义，既鲜确诂，欲得其具体的条件，亦非易言。《鲁论》所述，多圣贤学养之渐，君子立品之方，连篇累牍势难胪举。周易六十四卦，言君子者凡五十三。乾坤二卦所云尤为提要钧元。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推本乎此，君子之条件庶几近之矣。”从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成清华校训。这一校训，已广泛植入其校徽等学校文化标识。
南开校训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又简称“公能”）。20世纪30年代初，教育家张伯苓根据自己多年来从事教育、社会事业的信念和追求，将《诗经·鲁颂》中的“允文允武”句式创新转化为“允公允能”，以此哲学思想作为南开系列学校校训。“公”是就团体、群体、社会、国家、民族而论的，凡事要出于公心，以有公、立公、为公态度服务好社会和民众；“能”则是从知识分子应发挥的作用来说的，要在强大自身的基础上，使个人能力与群体能量、社会能效都迸发到极致，共促国家社会进步。“日新月异”语出《礼记·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在原义基础上生发了新的内蕴。整个校训，意即我们大家都应克服中华民族固有之病根，以团结就有力量的合作理念创业干事，促成每个人、每个团体“既有公德，又有能力”，做到以“公”化散、化私，以“能”去愚、去贫、去弱，在各个时期与时俱进地达成“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促成全民族全方面的富强进步。换而言之，每个人和南开精神、民族精神一起，是须每年每月每日都创造发展的。
家国遭难的抗战时期，为了在南开办学体系中实现“公能”精神，张伯苓曾从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这五个方面予以特别训练，这对于师生切身理解校训精神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说明，校训不是一个高调的标语，也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一种教育精神的踏实践行，不是可有可无的。
应该说，从北大之准校训到清华、南开的校训，都传达着中华文化传统在现时代的延续、新创和发展，也传达着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特质。从兼容并包中的思辨笃行，到凛然天地之间的君子气度，再到既公又能的家国情怀，校训反映了这三所中国顶尖学府的最高价值追求。很显然，“刚健笃实”的校训草拟稿，部分地容纳了清华、北大两校的办学精神，但南开主张的“公能”二义并未能很好融入，这就偏离了联合大学的“联合”精神——因为融会了精神的联合才是真正的联合。
由校常委会最终确定的“刚毅坚卓”校训，是三校办学精神在联大校训中的集中凝练，又是联大战时联合办学的终极愿景和价值追求，充分反映了联大本身所特有的抗战底色和教育救国风貌，受到了师生的广泛认可和欢迎。
联大校训的丰富内涵
“刚毅坚卓”这一校训，自然而然地汲取和坚持了三校办学思想或校训内涵的精华，同时又在力求取得文化抗战、教育抗战硕果坚定信念的支撑下，有着自己独有的精神特质。我们且从字义来看。
刚——《说文解字》：“刚，强断也。”段玉裁注：“强者，弓有力也，有力而断之也。《周书》所谓‘刚克’。引申凡有力曰刚。”又说：“按，从亻口。亻口，古文信，信者必刚也。从二者，仁从二之意，仁者必有勇也。侃，刚直也，亦从亻口。”有刚直、刚狷、刚强、阳刚等意。
毅——《说文解字》：“毅，妄怒也。一曰：有决也。”《广韵》：“毅，果敢也。”《左传》：“志决而不可摇夺者谓之毅。”有勇毅、坚毅、毅力、毅然等内涵。
坚——《说文解字》：“坚，刚也。”《尔雅·释诂》：“坚，固也。劲强也。”有坚强、坚定、坚守、坚持、坚明、坚确、坚忍、坚贞诸义。
卓——《说文解字》：“卓，高也。”《论语》：“如有所立，卓尔。”皇侃疏：“卓尔，高远貌。”《论衡》：“鸿卓之义，发于颠沛之朝。”章学诚《文史通义》：“意卓而辞躓者，润丹青于妙笔。”亦有卓尔、卓见、卓绝、卓然、卓识、卓越、卓冠、卓立、卓荦、卓尔不群、卓有成效、艰苦卓绝等深意。
应该说，联大校训是从博大精深、光辉璀璨的中华文化走来，也是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优良的办学传统、办学精神走来。它非常鲜明地倡导着，在全面抗战如火如荼的紧要关头，广大师生要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顺应国家和全民族抗战之需要，始终抱定抗战必胜之信念，和四万万同胞一起，坚决地、果敢地、毅然地、坚定地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以一颗坚贞坚韧的家国之心，躬耕于教育阵地、战斗于文化岗位、树人于天地之间，以其卓然的成就开创一时之风气。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中华文化精神在抗战这一重要关头的大融合，大发展，大前进。这尤其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等学府的校风校训，在联合大学这一战时学府中的新生和重生。“刚毅坚卓”，恰恰又是对三所大学校风校训的精彩补给。它不仅仅是这个联合大学的文化符号，也是师生们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矢志为国教书求学的精神象征。
顾知微说：“进入西南联大，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刚毅坚卓’四个大字。这是西南联大的校训，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不仅指导着我在联大四年的学习和生活，也对我日后大半辈子的人生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朱光亚也说：“我们这些西南联大的学子更是深深地怀念着在‘爱国、民主、科学’精神和‘刚毅坚卓’校训熏陶下的岁月，深切感谢母校和老师们辛勤的培育之恩。”
吴大年则说：“毕业几十年来，母校‘刚毅坚卓’的校训和一些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始终在砥砺着我，不敢一日忘却。”
于是，李政道在为《我心中的西南联大》一书题词时，这样写道：“刚毅坚卓，维艰维难；兼容并包，新民摇篮。”表达了对这一校训的深深认同。
西南联大 校园一隅
联大校训书写者之谜
在不朽校训的背后，却也藏着一个几十年来未解的谜。
校训制定后，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由谁来书写它？以通用的工艺美术字在墙壁上刷上一行或一列，当然没什么不可以。但是，这就失去了校训的文化意蕴和教育功能，联大当然不会这样做。
那么应该请谁来题写校训呢？一般来说，应该请这几类人：一、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书法家（仅有写字功夫是远远不够的）；二、有一定书法底蕴且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三、有极好社会影响的其他社会名流。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都有如上名人资源。三校自己的校长和知名教授，书艺功底多数也较为深厚。不过，因为联大是联合三校而成，能为联大题写校训，这个人在教育界必然须有着无可比拟的绝对威望，而不止是在某一校有较高地位。
2006年的一天，在昆明潘家湾旧货市场22号铺面李福祥老先生开的“虹山人书屋”，我和李先生、老昆明陈立言先生就曾沙龙式地讨论过这一校训的书写者问题。我们认为，三位常委和联大校内的书法家罗庸、冯友兰，以及远在美国的胡适、在香港的蔡元培都有可能是校训书法的实际作者。其中北京大学原校长、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呼声最高，因为当时我们看到的三校校训（含北大准校训）的书法印刷件，其实都是同一人笔迹。那时冠盖云集，但在教育界、学术界享有崇高威望，又同时有资格为三校及联大书写校训者，已无出其右了。但是，那仅仅是大胆的假设而已，要成为定论尚需仔细的求证。近二十年来，我们几人中谁也未能定案。这一悬案，就这样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没有散去。
昆明潘家湾虹山人书屋前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当我接触了大量联大教授的墨迹后，三常委、罗庸、冯友兰等的字更进一步地被排除了。被排除的人中，和三校关系甚密者是胡适，但是校训书法和他的字完全是两个风格。况且校训确定时，一直未到昆明管理院务的胡适刚刚卸去联大文学院院长职不久。请校内的原任院长题写校训，一般也鲜有其例，也可以一并排除。
于是，我按原来的假设，找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蔡元培先生手迹》，逐页比对蔡先生墨迹。发现第1页“行不得则反求诸己，躳自厚而薄责于人”的条幅及其他大部分页码的题字作品中，其多个汉字横、捺、竖钩等笔画的写法，与校训中各字的同一处相较，用笔结体都非常一致。又如，第3页为北大同学录的两则题词中的“国”“立”“大”“学”四字，以及第60页中的“合”字与联大校训的写法也极为一致。
接着，我又查阅了一大批民国时期书刊报发表过的蔡先生遗墨。其中，1927年为武荣中学校训的题字中的“学校训”三字、1928年为荷属华侨学生会的题词“好学不忘爱国”中的“学”字、1930年为《新民》杂志题词“好学力行”中的“学”字、1933年为《无线电杂志》题词“应用科学、传播美术”中的“科学”二字、1936年为培成女学校题词中的“学校”二字、1936年为《爱国女学三十五周年纪念刊》题写的书名中的“国”“学”二字等等，和联大校训中几个字的写法也都同出一辙。
虽是戏言，从中却显着不一般的胸怀
蔡先生是精晓校训之道的。在2013年出版的《明德学校史》第122页，还刊印着蔡元培先生为该校训“坚苦真诚”所写的一段题词。题词说：“惟坚苦故对事忠，惟真诚故待人恕。忠恕违道不远，故藏诸己者醉然，而树于世者卓然。任重投艰，于是乎在。明德学校以‘坚苦真诚’为校训，诚哉其知所本矣。立校三十年，非坚苦无是久也；一堂讲诵，和蔼融怡，非真诚无是乐也。”经比对，题词手迹中的“校训”二字，与联大的“校训”二字的写法也几乎等同。
经细致比对，结论是：“刚毅坚卓”四字手书校训的写法与蔡先生的书写习惯、书法风格是一贯的、一致的，这直接证实了我们17年前在旧书店的假设和猜想是完全成立的。联大行书校训遗墨的书写者，应该就是蔡元培先生。不仅如此，同风格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训，以及采用同种笔法书写的隶书体联大校训的真正作者，也是他。
蔡先生执掌北大时，曾被钱玄同指摘虽中过翰林，但书法水准太差。先生学的是黄庭坚的书体，他谦虚地说，能中翰林，就是因为主考官喜欢黄体。虽是戏言，从中却显着他不一般的胸怀。静观先生所书“刚毅坚卓”四字，其实柔中藏刚，拙中藏雅，别具一格，耐读耐看，愈看愈爱。他在这幅墨宝的字里行间，寄寓着对这所抗战大学，以及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光辉未来深情的期许。也只有他的书法，才能彰显西南联大校训所蕴藏的丰沛能量。
由于组成联大的三校中有先生一心呵护的北京大学，蔡元培生前也十分关注联大。在香港期间，他频繁地与在联大的北大同人保持着联系和互动。在他支持下，中研院史语所在人力和学术资源等方面都给了联大和北大尽可能多的支持，帮助战火中的学府渡过了不少难关。在学校的盛邀之下，一口气为三校及联大书写校训，更是他情牵联大、爱护联大的具体体现。1939年，先生的女儿、联大教授林文铮夫人、国立艺专教授蔡威廉在昆明逝世，联大同人为了纪念她，筹办了盛大的画作展览会。1940年，蔡先生也在香港安然走完一生。3月10日，联大师生千余人在新校舍举行公祭，由蒋梦麟主祭并报告了其生平，并由梅贻琦致辞。24日，梅贻琦又参加了云南各界在昆明举办的盛大追悼会，在报告了蔡先生的生平后，赞誉其为“近代之师表”。
时光不败经典。联大在五色交辉的绝好氛围下产生的“刚毅坚卓”校训，也正因有了蔡先生的倾情书写，而愈显出其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这必将在我国文化教育史上写下一段不朽的佳话。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教师、“民国书刊上的西南联大记忆”丛书主编）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