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普及为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但是，“困在短视频里的留守儿童”也引起社会上下的广泛关注。2022年中国留守儿童数据统计分析显示，我国不满16周岁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902万人。与此同时，视频直播类App在农村的安装率超过98%，观看短视频（69%）已经超过玩游戏（33.1%），成为留守儿童最主要的娱乐方式。

短视频的确帮助留守乡村的儿童打开了看见外部世界的窗口，但留守儿童处于个体完成自身社会化的重要时期，由于媒介素养的缺失以及家长监护的缺位，在使用短视频平台的过程中更容易受到负面影响，面对一系列我们必须足够重视的困境。

基于个体困境关注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

短视频让留守儿童看到没有手机就看不到的世界。在精准推送的算法营造的“乌托邦”与不尽如人意的现实生活的强烈反差与对比下，留守儿童往往更加向往短视频中的世界，轻易被算法宰制，困在密不透风的信息茧房之中，渐渐模糊了虚拟世界和现实生活的边界，由此在情感体验上会产生一种很强的割裂感。短视频呈现的虚拟世界越是丰富多彩，现实生活就越会显得贫瘠荒芜。

短视频重构了儿童本身的社会化方式，孩子们被迫减少了对身边人和身边事的关注，在虚与实的边界线上不断摇摆，从而导致留守儿童价值观的混乱。在看似个性化实则往往高度同质化的短视频内容影响下，一些长期浸淫在短视频中的留守儿童，梦想就是当网红、当游戏主播，他们把短视频平台的流行语如“恐龙抗狼”“我没K”等时时挂在嘴边，这种泛娱乐化的价值观对于处在社会化关键时期的留守儿童危害极大。作为最需要社会关怀的少年儿童群体，留守儿童的价值取向更能从细枝末节处反映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我们要关注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俯下身子去关心他们使用短视频的动机，为他们做好正确的价值引领。

家庭困境：束手无策的祖辈与无奈缺席的父母

学者库利将父母视作人类完成社会化过程的“初级群体”，认为父母是人类社会化的摇篮，是人类本性的培养所。父母的缺席恰恰是烙印在留守儿童身上的一大特征，他们往往很容易产生自卑、自闭等一系列心理问题。海量的、投其所好的短视频内容，为他们排解心中的郁结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留守儿童大多并没有成熟的心智和节制使用短视频的能力，父母的无奈缺席不仅给留守儿童带来一定的情感创伤，更使得留守儿童在使用短视频的过程中容易走向沉迷的另一个极端。

在留守儿童面临的家庭困境中，隔代抚养的弊端也充分显现出来。他们的爷爷奶奶成为“在场的缺席者”，面对长时间连续抱着手机刷短视频的孩子往往束手无策，甚至会将自己的手机交给孩子作为“电子保姆”，以防止他们假期在外“疯玩惹祸”。由此，很多缺少父母监督和引导的留守儿童，在爷爷奶奶的无力管束之下滑向了沉迷游戏和短视频。

父母的无奈缺席和祖辈的束手无策，对于留守儿童来说都是必须面对的生存现状，这是导致他们“困在短视频里”的最重要也是最特殊的原因，我们无意于指责留守儿童的父母与祖辈。在家庭教育无奈缺席的情况下，学校和社会应给予留守儿童家庭相应的帮扶，帮助他们从短视频中脱身，看见手机屏幕之外更加精彩的童年。

社会困境：难以消除的成见与手机沉迷的指控

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有着“网瘾少年”“钻进手机里的孩子”等各种担忧。这种担忧也未尝不是一种刻板印象甚至以偏概全的污名化，并不能帮助留守儿童从短视频中脱身，更未能触及问题的根本。有研究指出，青少年沉迷短视频的形象并不一定成立，这有可能是一种表演或者误传，使用到沉迷之间并不是一线之隔，而是一道鸿沟。这一观点或许可以为我们正视留守儿童的短视频使用困境提供新的思路。在留守儿童看来，短视频扮演的不仅仅是电子玩具的角色，这是他们看到外面世界的成本最低的方式。他们难以在父母的陪伴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缺少机会就近去图书馆翻阅五彩斑斓的绘本，他们往往只有一部甚至都不属于自己的老旧手机。承受着物质生活匮乏和家庭陪伴相对缺席的留守儿童，不应该再额外承担“网瘾少年”的指控。

给留守儿童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之一，是我们长期以来秉持的儿童观。一直以来，学校、家庭和社会是思考和界说儿童的主体力量，但任何他者对儿童形象的建构背后都存在着值得追问的欲望和利益。留守儿童们为何会长时间连续观看短视频甚至去拍摄短视频？他们真的有那么沉迷于短视频吗？在以留守儿童为主体的论断中，却很少听到他们自身的声音，这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留守儿童群体在很多情境下被污名化。新童年社会学主张将话语权还给儿童，将儿童视为能动的主体力量，寻回儿童生命的内在价值，肯定儿童通过能动地使用媒介积极地对社会文化加以选择和重构，并产制属于自己的文化的能力和意义。只有转变审视和界说儿童的工具主义儿童观，才能从根上为“困在短视频里”的留守儿童纾困。

文/何秋红

编辑/谭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