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计十五次连载报道的“超长访谈”

1936年10月至11月间，北平《世界日报》以连载十五次的超长篇幅，推出了对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的访谈报道。

当时，刚刚过了不惑之年的顾颉刚，是风头正劲的“古史辨”学派开创者与领导者之一，正值学术事业已然确立的壮年时期。这一年5月，顾氏发起组织“禹贡学会”，为“古史辨”另辟新场域，学术阵营也随之进一步向纵深拓延；10月又发起学界联署关于时局的宣言，公请政府全力抗战卫国，在北平乃至国内学界内外，俱引起极大关注。

这两大事件，都曾在《世界日报》的“教育界”版面的显著位置上有过及时报道，北平文教界对顾氏其人及其动向之瞩目，也可以想见。此时，顾氏复又欣然接受该报记者的“超长访谈”，报社也予以了“超长连载”的特别待遇。这是当年《世界日报》集中对北平学者专访中最为令人瞩目的一次，其连载十五次的超长篇幅纪录，不但超过了沈兼士访谈连载十一次的报道，也超过了前一年周作人访谈连载十三次的报道，在当年《世界日报》所刊发的北平文科学者访谈报道中，仅就篇幅而言，可谓“冠绝群伦”。

据《顾颉刚日记》可知，此次访谈时间为1936年10月6日，由《世界日报》知名记者贺逸文登门采访，更有后来任北平艺专教员，成为艺术史学家的谭旦冏为之现场画像。

在这样详实的访谈报道中，顾氏自述其早年求学生涯的内容，就颇为细致。譬如“民国二年便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之后有“两年的戏迷生活”“直到民国十年以后”“为了辨论古史，方才明白所收获的是什么”。也即是说，从1913年入北大，至1915年间，顾氏一直在北京城里戏园子逛着，直到1921年之后，开始从事古史研究之时，忽然间就进入了“觉醒年代”，一下子就明白了那些年看戏废学的价值所在了。

那么，看戏究竟看出了些什么价值呢？顾氏在访谈中也有明确交待，由记者转述如下：“这就是他在戏剧方面，发现了许多学术上的问题，如薛仁贵和薛平贵的事迹，这样相像，何以会成两个人，杨家将小说中只有八妹，而无八郎，何以《雁门关》戏剧中却有八郎的事情等等。”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看戏真能看出做学问的门道来吗？

仅就目前已知的文献考察，自1913年10月1日起，刚刚年满二十岁的顾颉刚，开始写日记，至12月16日止，这两个多月记录下来的内容，几乎全部是看戏心得之类。

遗憾的是，1914—1918年的《顾颉刚日记》并没有存留下来，无法再从日记中去窥探看戏是如何与做学问相结合的，更无从知晓这样一位青年“戏迷”转而投身于学术世界的全过程了。

顾颉刚《九十年前的北京戏剧（一）》，原载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7月26日

没做成《明清戏曲史》 但写成了《九十年前的北京戏剧》

时至1926年7月26日，顾颉刚在上海《民国日报》上，撰发了《九十年前的北京戏剧》一文，约略道出了一点点因看戏而来的学术因缘。此文开篇首段有这样一番表述：

七八年前，我读王静安先生的《宋元戏曲史》时，便想继续他的工作，做成一部《明清戏曲史》。但明清两代的戏剧材料太多了，不容易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加以我的学问嗜好已改变了方向，更不能分心搜集戏剧的材料：因此，我这个希望至今还只是一个空想。

据此推算，大约在1918年前后，因为受到王国维所著《宋元戏曲史》的启发，这位青年“戏迷”曾一度有“想继续他的工作，做成一部《明清戏曲史》”的宏愿。不过，来自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影响之下，这样一部力图承续王国维学术路径的戏曲史著述，最终并未做成。即便如此，顾氏还是写成了这么一篇《九十年前的北京戏剧》，权作这一未竟宏愿之下的“副产品”。

除了这么一件“副产品”，曾藉当年上海的“主流媒体”公诸于众之外，仅仅早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北京的景山书社里，由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第一集悄然面世，这本集子里弁于篇首的顾氏亲撰《古史辨自序》之中，也有关于从看戏如何看出做学问的门道的表述种种，大致约有这么几条：

薛仁贵和薛平贵的姓名和事迹都极相像，可见平贵的故事从仁贵的故事分化出来的。

“黄鹤楼”不见于《三国演义》，“打渔杀家”不见于《水游传》，或者戏剧与小说同是直接取材于民间的传说，而各不相同。

“小上坟”女主角在曲本里是贞洁的，但串演时却变为淫荡。

地方戏的故事相同，但情节常不一致。

杨八郎由杨四郎分化出来。

编剧者描写人物的个性，往往比保存故事原状为重。

戏中人的面目，随其性格与地位而变化，如司马懿在“逍遥津”中是老生，在“空城计”中是净角。

上述这七个条目，乃是顾氏正式擎起“古史辨”学派这面大旗之际，为《古史辨》论文集首次印行所撰自序中的学术自白之语。当年沉迷于戏曲与小说之中的顾氏，这边厢忙不迭看戏，那边厢紧跟着看小说，那戏曲曲本改编自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复又受戏曲曲本之影响的基本规律，早已了然于胸。二者之间如何影响，怎么互动，以及戏剧在场上的实际搬演又将发生怎样的纵（时间）横（空间）两轴之变化等等，这一系列思考与探究，就是在做学问了。

这七个关于看戏如何与做学问相联系的条目，在某种程度上，已然为读到过《古史辨自序》的一般读者所“公认”，否则，不会还堂而皇之的冠以《顾颉刚之旧戏考证》的标题，刊发在了1949年1月5日的南京《江南晚报》上。须知，此时距《古史辨》第一集初版之时，已然是近二十三年过去了。

一度师从章太炎后来推崇王国维

接下来，访谈报道中，顾氏本人还谈到何时开始用功读书，以及怎么用功的问题。从1914年至1921年这八年间，顾氏的看戏生涯基本结束，转而投身于学术研究之中。这一时期，他初投章太炎门下，从章门弟子马裕藻、沈兼士修习，可逐渐的对章氏学术也产生质疑与批评，更兼中途因病休学，这段治学经历遂告中止。

另一方面，顾氏当时乃是北大文科哲学门的学生，也曾对哲学研究颇为倾心，一度希望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显然，此时的顾氏，还并未择定古史研究这一持贯终生的治学方向。

当时在北大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学者陈汉章与胡适，都曾令顾氏感受到对哲学史研究的兴趣。尤其是胡适的授课，乃是“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了唐虞夏商，迳从周宣王讲起”，这对顾氏后来形成“史源学”观念体系，洞开“疑古”一隙，开辟“古史辨”学派，奠定了思想启蒙式的理论基础。不过，时至1918年，因夫人病逝，一度忧心卧病，不得不再度休学的顾氏，刚刚从哲学史上重拾起来的治学兴趣，不得不又随之搁置起来。

还好，几经蹉跎终于完成学业的顾颉刚，毕业之后，留在了北大任职，“最初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事”。这样一来，算是有了可以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生存环境。诚如顾氏在访谈中提到的，随后的五年时间里，因在国学门兼任助教，复又辞职专事研究的经历，都是极其难得的学术积累的一段经历。

在此期间，顾氏称“那时他最喜欢的书籍，是罗振玉同王国维的著述”。事实上，他一度十分关注王国维其人其思其学术，只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面晤请益。

失眠多梦寂寥夜，王国维竟成梦里人

早在1923年3月6日晚，顾颉刚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就有王国维。那一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梦王静安先生与我相好甚，携手而行，……谈及我祖母临终时情形，不禁大哭而醒。呜呼，祖母邈矣，去年此日固犹在也，我如何自致力于学问，使王静安果能与我携手耶！?

在顾氏梦中，有两个主要人物，一是已逝的祖母，一是健在的王国维。梦到与王国维谈论祖母的死亡，这是何等亲切的私淑之神往？此时，王国维的著述应当就在其枕边案上。此刻，王国维已然成了顾颉刚的梦里人。

稍稍翻检一下顾颉刚早期学术生涯里的一些言论，即可知其人对王国维的推崇与爱戴，是显而易见的。在其学术代表作之一《古史辨自序》里就有这样的公开表白：“在当代的学者中，我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数十年来，大家都只知道我和胡适的来往甚密，受胡适的影响很大，而不知我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治学上所受的影响尤为深刻”“总以为他是最博学而又最富于创造性的”。

这样的公开表白，并非只是一时的学术潮流之追随，或者仅仅只是“神交”已久的某种赞佩之情，顾、王二人是有过面对面的学术交流，有过一对一的通信研讨的交往的。顾甚至还几度向王表达过，希望追随师从之意。

早在1922年4月18日，顾、王二人在上海就有过一次初晤。当日日记中有载：“王静安极朴诚，蔼然可亲，其寓所甚不考究。”一周之后，即4月25日，顾致信王，开篇即有这样的表白：“服膺十载，前日得承教言，快慰无既。惟以拙于言辞，不能自达其爱慕之情。私衷拳拳，欲有所问业，如蒙不弃，许附于弟子之列，刚之幸也。”

可见，二人初晤之后，仅仅过了一周的时间，顾便郑重其事的致信表白，希望能做王之弟子了。一个月之后，即5月25日，月初收到王氏寄赠其著《顾命礼徵》的顾，这几日研读已毕之后，又致信王，在向其请教一些相关学术问题之前，有这么一句表示极表赞佩的话语：“刚近读《顾命》，稽之大著《礼徵》……启发童蒙，忻幸无极。”

三天之后，即5月28日，顾收到王的复信，即刻于当天复信。信中又有这样更为谦逊的求教之语：“童蒙之求，承为析示，不胜感荷！……自恨读书不多，不能求一适当之解答，幸接大师，敢复请益，一再之渎，惟谅恕之。”

两年之后，时为1924年4月22日，顾再度致信王，再次表达了希望做其弟子的心愿，信中有这样的表白：“拟俟生活稍循秩序，得为一业之专攻，从此追随杖履，为始终受学之一人，未识先生许之否也？”

学术旨趣大异其趣，顾、王二人终成路人

可以说，继章太炎之后，顾颉刚曾一度衷心服膺者，惟王国维一人而已。遗憾的是，王对顾的热烈推崇，并没有予以同样热烈的回应。

虽然，二人于1922年4月间，曾有过一面之缘，可因为顾所表露出的某种“（学术）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似乎又令王颇有些不以为然。或许，这就可以视作王、顾二人之所以终未能成为师徒的根本原因所在，即王根本不能同意顾的史学观念与方法。后来，顾又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王也是不赞同的。

1926年夏，顾在即将赴厦门大学任教之前，还特意到清华大学去拜谒过王一次。当时，顾主编的《古史辨》第一集中的论点观点，在国内传统学术阵营里的诸多名家宿儒看来，无异于离经叛道，简直无法入眼。王虽亦持不赞同之立场，却在其中一些学术考证的细节上，可能一度表示过认可。这一年的7月30日，顾从友人处得悉王的这一态度之后，郑重其事的将之写入日记：

凤举先生见告，谓日人某君持我之《古史辨》往质于诸耆宿，皆谓看不得，惟王静安先生谓其中固有过分处，亦有中肯处。

次年（1927）已身在厦大的顾氏，深感办学不易，更兼深陷校内风潮之中，治学环境极为糟糕，心态心情大为不佳之际，还曾致信王，宛若久别师友一般吐露苦闷心声。末了，还向其推荐一位有志于古文字学的友人，希望能得到王的教导。信中这样写道：

去夏到清华匆匆一谒，未尽所怀，不久即就厦门大学职务。厦门虽为豪家所聚，不无文化根基。栖息于此，无殊荒岛。……刚虽被留，然势难久居。兹将质问书一纸奉览。友人……专力研究古文字，苦乏良师，知刚与先生相稔，嘱为介绍，幸赐教诲。

显然，顾虽未能获允为王氏弟子，可自认也算是“与先生相稔”，于是自告奋勇，又介绍友人来恳求教导了。至于这通写于1927年的“自白信”+“介绍信”,王作何回复，有无回复，暂无从确考。可这是顾、王之间的最后一次通信，确是无疑的了。

可以看到，在王氏逝世近十年后的这次专访中，那位当年“勇于疑古”的学术后进，已经成长为开宗立派的史学大家。可以说，这近十年历程，也正是顾颉刚以其苦学勤思，从另一个层面去推进王国维“信古求真”理念的历程。顾、王二人虽然在学术旨趣上大异其趣，甚或还有学术立场之冲突，但殊途同归，终究是合力揭开了中国“新史学”的大幕。

文并供图/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