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在贵州小镇出生的饶晓志,因缘际会进入电影行业之前,本是一名戏剧导演,执导过《你好,打劫!》《你好,疯子!》《东北往事》《蠢蛋》等既有口碑又有票房的话剧,并因《你好,打劫!》摘得第9届中国话剧金狮奖最佳导演奖。
2016年至今,他凭借导演的《你好,疯子!》《无名之辈》《人潮汹涌》《万里归途》,以及参与监制、制片或出品的《第十一回》《平原上的夏洛克》《宇宙探索编辑部》等电影,在电影界赢得较为重要的席位,也收获了第18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导演等荣誉。
难得的是,饶晓志没有将戏剧视为踏进电影行业的跳板。成为电影名导之后,他不忘戏剧,于2021年创建旨在挖掘更多青年戏剧创作力量的晓年青剧团,并希望能将剧团做成“百年老店”。
短短两年时间,饶晓志的“老字号”长出茁壮的幼苗。剧团年轻人创作的《生日快乐》《她见过天堂最美丽的样子》等话剧纷纷亮相之外,饶晓志今年也为剧团创排了《杏仁豆腐心》《你好,疯子!(十周年纪念版)》两部话剧——其中《杏仁豆腐心》不久前在第7届华语戏剧盛典颁奖礼上获得最佳小剧场剧目殊荣,十周年版《你好,疯子!》10月在全国多个城市展开巡演。
以“起”为主题的第十届乌镇戏剧节,晓年青剧团联合制作,胡璇艺、何齐联合编剧、导演的《我和我私人的新华字典》作为特邀剧目之一与观众见面,饶晓志则带领剧团的年轻人在趣味十足的戏剧空间完成《哈姆雷特的七七八八》的剧本朗读。
饶晓志的电影步伐亦在继续。他监制的电影《漫漫长日》让该片编剧、导演王子川拿下今年第17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导演;他编剧、导演的电影《无名之辈2》处在筹拍阶段,预估明年公映……
近期,北青艺评围绕电影与戏剧、艺术与商业、小镇与都市等话题,专访了饶晓志,得到诸多与“平衡”有关的答案。
戏剧没那么不争气,不需要电影来养
北青艺评:2016年执导的话剧《蠢蛋》在爱丁堡艺术节上演之后,你的事业重心由戏剧转至电影,将近7年时间没有排过话剧。今年回归戏剧舞台,接连推出《杏仁豆腐心》与新版《你好,疯子!》两部话剧。前者临近结尾时,一座精美的樱花园从天而降,该幕景无关剧情的发展,但与剧中人物的心绪契合;后者对10年前版本的舞台做了颠覆性改造,充满科技质感。两部话剧仅看舞美便造价不菲。你是因为有较强的戏剧情结,想用拍电影挣的钱来养戏剧吗?
饶晓志:可以这么说,但也不准确。戏剧没有那么不争气,并不需要靠电影活命。
我2015年正式成为一名戏剧导演,2018年与李亚鹏成立了春天戏剧工作室。作为一家民营戏剧团体,我们需要自负盈亏。好在,我们创作的《将爱情进行到底》《你好,打劫!》《咸蛋》《你好,疯子!》《蠢蛋》《左耳》等话剧,经受住了市场的检验,能够通过巡演等方式养活一帮人。
开始做电影之后,我的时间与精力,一度不允许我像以前一样做戏剧,但我对戏剧的感情始终没变。随着电影工作上了轨道,我想到可以参照做电影公司的方法,把以前的戏剧工作室重新做起来。因为希望跟更多的创作者一块儿做事,2021年我对工作室升级时,没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用了“晓年青剧团”,并跟同事说我们要加油做成“百年老店”。
北青艺评:这个目标远大。怎么具体实现?
饶晓志:这句话当然带有玩笑成分,但我们在往做成“老字号”的梦想迈进。我们在北京有了专属的“晓剧场”。未来几年,国内其他一线城市的几个剧场,也会提供给我们用于演出与经营。剧团已经推出了张亢联合惠晓立导演的《欲望街角》、邵斯凡导演的《生日快乐》、白尚武导演的《她见过天堂最美丽的样子》、陈飞历导演的《蠢蛋秀》等作品,王子川、周冠宇等分别执导的《童年快乐》《极乐迪斯科》等的创排工作,也已提上日程。
《杏仁豆腐心》是疫情期间筹划的项目,原本打算交给陈飞历来排,但他当时困在澳门,阴差阳错我成了导演、他改作监制。你刚才说的樱花园,制作成本确实不低,似乎也与剧情走向无关,但属于我的设计,承载着我做这部剧的意义——这种意义不是光花钱就能实现的。我基本没有调整日本剧作家郑义信的剧本,但创排期间尤其排到结尾时,加入了关于这部2000年在日本首演的剧作,应该如何与当下的中国观众建立关系的思考。
《你好,疯子!》演了10年,很多观众看过该剧以及同名电影,再排它如果不做一些改变,仅是原样复制,会让我倦怠,觉得意义不大,观众也会很不舒服。所以十周年纪念版,我加入了新的想法、新的认知。我们集结了演过电影版的万茜、从没演过舞台剧的韩庚等演员,在故事里植入了AI元素,并对舞美空间、整体呈现进行了升级。
很难说更爱哪种艺术载体,High的是讲故事
北青艺评:这两部话剧的场景都有电影质感,你的电影则借鉴了许多戏剧手段,譬如密闭空间叙事、舞台化的表演风格,像既是电影导演又是戏剧导演的萨姆·门德斯等艺术家的作品一样,实现了电影与戏剧的交融。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喜欢电影还是戏剧?
饶晓志:我自己希望可以有两种创作方法,电影的归电影,戏剧的归戏剧。但是不得不承认,有时会受到一些思维模式尤其思维惯性的影响。比如,我拍电影《你好,疯子!》时,经验尚不足,缺乏电影工作者对于画面的想法,把控镜头的能力也说不上强,影片的呈现就会带给观众偏舞台化的感觉。
但在当时的我,乃至现在的我看来,都不能说是毛病。因为人就是这样,某个时期的想法与看法,很难走出某个特定的阶段。创作者对于形式的想法、呈现的看法也是如此。当时我很想用电影的创作力和方法去拍《你好,疯子!》,但我的认知跟不上,还在被戏剧束缚。
我做了很长时间的戏剧,做电影的时间虽说比较短,但也有了四部导演作品和多部监制作品,现在的创作思维更加开阔。我的作品里尽管有你说的,存在电影与戏剧互相影响的印迹,但两者对我而言,还是不太相同的两个领域。重新回到排练厅排《杏仁豆腐心》,用的还是排话剧的思路,只是会不自觉地用到一些电影的手段。因为现在在做电影,电影像戏剧一样,已经融入我的身体,成为我的艺术记忆。
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我就是喜欢讲故事。我用的方法、平台和载体不一样而已。就像画家创作不同风格的画作时,用到的画布、画笔不会相同。我很难说更喜欢电影还是戏剧,High的是讲故事本身,在意的是能否讲好一个故事。说得更理想化一点,创作者把故事讲好了,能够达成与观众的有效沟通,让走进影院看电影、走进剧场看话剧的观众产生共鸣。我不可能与每个人都有直接的沟通,但可以把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放进故事里,借助电影或戏剧的艺术场域,寻找到能够进行观点交流、思想碰撞的一帮人。
所以我无法具体说出电影与戏剧之间的关系,但认为创作者如果能把时间规划好、计划做充足,做电影与戏剧时,可以实现数量、品质、手法等方面的平衡。就像萨姆·门德斯的电影与戏剧,绝大多数都很出彩。他做电影与戏剧时,用的肯定是两种创作方法,但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的话剧《雷曼兄弟三部曲》,场景切换借鉴了电影蒙太奇手段;电影《美国丽人》《1917》等,长镜头蕴含的表演追求,无疑与戏剧不能中断的表演形式有关。
创作需要平衡,生活更加需要平衡
北青艺评:说到平衡,你的大多数作品题材都是现实主义,内容关注小人物的生存与生活,具备人文特质与文艺基调,但又会采用多种喜剧手段探讨较为严肃的社会议题,黑色幽默的味道浓烈。比如,你在贵州都匀拍摄的电影《无名之辈》,用喜剧讲了一帮身份不同的小人物的无路可走。同时,你的作品得到市场的充分肯定。艺术家的个人表达与可观的商业回报达成平衡,似乎很难做到。你有什么窍门吗?
饶晓志:大部分创作者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平衡。这指的不是非常艺术、高端、晦涩的文艺作品,而是要获得大批观众的认可。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文艺佳作、艺术精品,几乎不可能俘虏大众,所谓“曲高和寡”。我说的是创作者的个人表达与大众需求之间的平衡。
体量做得越大的作品,在越大的市场里面,越需要做好这个平衡。想要做到既能卖钱、口碑又好,肯定是极其不容易的事情。平衡不到位的情况经常出现,电影界与戏剧界,都有许多票房很高但是大众口碑很差,或者小众口碑不俗但是票房奇差的作品。当然,口碑与票房双赢的例子也有不少。我在去年的乌镇戏剧节上看到的话剧九人的《双枰记》,以及她们的《春逝》等作品,对于艺术与商业平衡的把控,都做得非常好。
平衡不见得只在作品里,生活中每个人的人生,似乎都需要平衡。我们的祖辈讲的“中庸之道”很有道理。加班还是不加班;奉献还是不奉献;用热情支撑自己的生活欲望,还是用努力来支撑,或者干脆用“躺平”来支撑——我们一直在做平衡。
我老说戏剧关照生活、戏剧照耀生活,你在创作时脑海中闪现的念头、写下的故事、拍电影或排话剧使用的方法,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有迹可循,并会落到你的自信和不自信上面。
北青艺评:你的成长经历对你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你曾说过贵州既生动又生猛,通过你的作品来看,这种混合的地域气质,在你身上也有体现。
饶晓志:我爱说我的出身就是小镇青年,没有特别长远的规划,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运气好,当然可能也有一些能力。这不是谦虚,也不是说事业到了某个阶段,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之后,要说点励志的话。从天资的角度来说,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奇才,但我有足够的热爱和坚定的方向。
我在贵州时就是想离开家乡,这一点非常肯定。离开是因为贵州承载不了我的抱负,我在遵义桐梓的一个镇上出生,后来随父母搬到桐梓县城生活、读书,又考入了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表演系,走进大城市贵阳。但小镇、县城与省会,都承载不了我的影视梦想,我想做一名影视演员,也喜欢做导演,所以又来到北京,踏进中央戏剧学院的大门。
从中戏导表班毕业之后,二十几岁的我在北京做过一段时间的演员,发现自己的形象不够出众,在演员这条道路上有点走不太出来。那时的我,一度对自己非常失望。但再沮丧也要自救。我在上学时会写小品、话剧的本子,有一些笔头功力。幸运的是,我写的剧本帮助我叩开戏剧行业的大门,并让我在导演这条道上逐渐找到方向。
我喜欢讲小人物的故事,是因为这些年在北京求学、工作、生活的过程中,能体会到就是小人物的种种心酸,就是那些由敏感带来的观察。我说自己天资一般,但并不否认对于生活的敏感。可能正是因为比较普通,小镇青年的身份不断提醒我成不了天选之子,使得我在成长的路上,对这个世界、对很多人事始终保持一定程度的敏感。这种敏感会对生活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但有利于艺术创作。
心中的大神,是荒诞派戏剧之父贝克特
北青艺评:明白了你能准确捕捉小人物的状态与心态的根源。
饶晓志:有些事我不一定要亲身经历,但通过媒介看到之后,可以马上共情到一些其他的事件上,展开一番畅想。结构人物时,我能迅速想到该人物遇到一些事情时,最为可能的反应。这是我创作时依赖的法宝,称不上天赋异禀,但可以算作一种特长。因为我有足够的热爱,又具备足够的敏感,所以我观察这个世界时,会有足够的体会。
北青艺评:你的法宝还有什么?你经常用荒诞手法揭示生活的真相,这与荒诞派剧作的风靡有一定关系吗?
饶晓志:有关系。对我影响最大的剧作家,我心中的大神,是荒诞派戏剧之父、爱尔兰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我对他的研究称不上有多深,我们通常读作品时不会做理论研究,也没法说清他把我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天地,只会说他给我了一种对这个世界看法上的感同身受,或者说对人生充满了荒诞的不确定性,有一些宿命感的困惑。
读贝克特的作品,类似《等待戈多》中的“希望迟迟不来”等台词,对我产生触动之外,也帮我打开了一些小窗户,都不能说是门。借助这些窗户,我看待世界的方式、思考的人生与想做的故事,出现了别样的角度,有了新的逻辑。我从贝克特身上汲取到极为丰富的营养。
当然还有契诃夫等人。我作为电影《第十一回》的监制之一,与导演陈建斌一起调整剧本时,经常盲翻契诃夫的剧作——陈建斌更偏爱契诃夫。我们看到什么就读上一段,读完就感慨契诃夫一百多年前就写透了人类的苦难与困惑,他的思考借由文字穿透历史的迷雾来到我们面前,一点也不过时。我们现在写不出那样的人生苦难与生命困惑。
老乡章宇是故事高手,欣赏老乡毕赣的诗意
北青艺评:贝克特影响了你创作《无名之辈》等作品,《无名之辈》也改变了任素汐、章宇等演员的命运,让他们从受众相对较小的戏剧圈,走到了市场非常宽阔的电影圈。
饶晓志:他们走红离不开自身过硬的专业素养,只是借助我这个外力爆发了出来。《无名之辈》公映之前,任素汐演过李国修的《三人行不行》,周申、刘露的《驴得水》,我的《东北往事》等等众多的话剧,在戏剧行业已经颇有名气,只是还不为大众熟知。章宇是我的贵州老乡,也是位讲故事的高手,我们两个有不少共同话题。他征服电影观众不全因为《无名之辈》,他在早于《无名之辈》公映的《我不是药神》中的表演,已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北青艺评:从贵州走出来的电影名导不算多,目前最有知名度的是你和毕赣,但你们的创作风格迥然不同。想听你评价下毕赣。
饶晓志:毕赣是一位很聪明、很有艺术才华与造诣的导演,艺术创作能力特别强。他观察、理解世界的角度比较特别。我拍的贵州是大部分人都知道的、正常的贵州,可是毕赣会提炼出凯里不为公众熟悉的面相,将贵州的神秘气息在观众眼前释放。
我的一些敏感与才情,会在一个好看的故事里体现出来,但不见得能像毕赣一样,提取出宛若蓝调音乐般的迷幻情调,使其在影像间升腾。凯里“布鲁斯”是他独有的诗意,可能与他写诗有关。在文学造诣、艺术才华层面,我认为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老乡。
编辑/陈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