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作家协会原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袁鹰(本名田钟洛),于9月1日凌晨在北京逝世,终年99岁。他著有《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袁鹰散文六十篇》《袁鹰儿童诗选》等四十多部作品,散文《井冈翠竹》《小站》《渡口》《白杨》等先后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本版特邀《人民日报》文艺部老编辑袁晞、罗雪村,老作者、画家赵蘅撰文,以纪缅怀之情。
◎赵蘅
想想写过的一篇浅浅的文字《袁鹰复信》,也过了十年。这十年里我们的大地和我们自己都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和变化!十年之前的袁鹰先生还能到处走动,基本上需要他参加的活动都亲自到场。我曾在全国民间刊物年会上听过他发言,他的发言总会咏上几句古诗。一年一度的作协新年聚会上,他都被安排和作家前辈们围坐在“主桌”,我每次会带去妈妈的问候,他总是亮着眼睛听来自南京的健康音讯而欣喜。妈妈来京那几年,我陪妈妈去看他,还有姜德明先生,老朋友们畅聊,非常开心。在京城文化老人大聚会上,先生比我们都早到,他的精神头儿简直像一个中年人呢。2009年宪益舅舅去世,八十开外的先生冒着严寒亲自到八宝山跟着长长队伍送别……
自从先生不幸骨折延误手术变成卧床老人后,我们的见面改到了他的床边。尽管有小赵伺候左右,老人家的精神还好,我仍在心里默默祈祷上天眷顾老先生平平安安更多年。可一直最担忧的还是无法抗拒的来了!9月1日孩子们开学当天,雪村发来先生走了的噩耗。重读长年保存在抽屉里信封上印有“人民日报社缄”的那一摞纸张发黄的信笺,让我的心痛楚不已……
至今保存着先生给我删改的稿件
和先生交往的第一个画面是第一次见到先生,那天我穿着那件广交会买的泡泡袖绣花衬衣,站在三里河南沙沟家的楼外,先生看望住在南沙沟敏如姨妈家的爸妈后,我送他出门。我三十出头了,在先生眼里还只是一个小女孩,名副其实初踏文坛的新作者。面对一位慈祥亲和一点架子也没有的大作家,我的羞怯和紧张可以想象。就在那天他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我的小说《生日请柬》即日要在他所在任的大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势不可挡,大家憧憬着希望,我的心里充满阳光。
就这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荣幸地成为《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的一个作者,儿童题材的小说和诗作接连刊出。至今保存着先生对我那些幼稚文字大段删改的稿件,当年真是心疼呢,现在信服得很,佩服得很。先生收到《姥姥的书》后,特意写信指出这篇小说的毛病在哪儿,他说你重写一遍,相信一定能提高一块。我照办了,果然达到了发表水平。恰好不久泰国公主诗琳通访华,先生将公主赠给他的诗集转送给我,显然是对我进步的奖励。
第二个画面是1987年我的科普童话《小乌贼找亲戚》获奖前,评委会规定必须附上两位资深权威的推荐信,我打电话向严文井伯伯和袁鹰先生求助。记得那年夏天非常炎热,我一进门,先生二话没说,便在我递上的获奖作品表格上写下一段不短的推荐文字:“在水产的各种家族中,孩子们大约比较喜欢金鱼、热带鱼和海边的贝蛤。比较它们来,乌贼不会引起多少美感。可是《小乌贼找亲戚》却勾画出一个活泼可爱的海底小生命的形象。看它那自由自在地在海里嬉游的模样,小读者们一下子就爱上这个新结识的小伙伴……把科学知识、思想教育和美的欣赏融合在一起,是这篇童话的最大特色。”
再一次登门求助是为加入中国作协的事。那时的我看重社会的认知,现在想来真是不该打搅先生啊!正值非典时期,大家都回避往来,先生完全有理由拒绝我登门的,可他比以往待我还要热情,似乎早就等着迎接我正式归队似的。也和那次一样,他看完我填写的作品和获奖履历后马上写下推荐意见,并签名盖章。
第三个画面是2002年《拾回的欧洲画页》出版后,妈妈和姨妈姨夫都说写得好,还和我商量找谁写书评合适。那年妈妈住在北京,就打电话给先生请他为我写篇书评。两千余字的书评《画上烟云笔底晴》很快寄来,文中有这样的文字“凝郁在这个中国中年女画家心胸中的,是对欧洲的历史沧桑感,是对人类命运和尊严的诉求。今天去欧洲的青年学子和旅游者,大概是不会懂得、不会理解的,而像我这种进入老年的人,却自以为可以丝丝入扣地呼吸到作者的心声……”我在书里没升华的地方,先生都点到了,让我惊喜又感动。
两代人的恩情,念念不忘
先生待人之好,助人之热诚,绝非我一人受益。他写过和我爸的交往,写温州梅雨潭的诗魂,充满浪漫情愫。妈妈生前常提起一件往事,1959年她写的几篇儿童题材的小说在江苏遭受不公批判后,袁鹰特意到南京看望过她。为找到地址,先生还是去南大中文系打听。妈妈说那天袁鹰的出现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安慰。加上先生对她女儿的培养,这两代人的恩情,妈妈念念不忘。这些年她一而再要求我常打电话关心,多去看恩师。甚至有天,当我说了自己太忙缓几天再安排探望时,妈妈说了很难听的狠话,让我好生委屈。
和妈妈一样,先生一直把我看成还很年轻的孩子。四十余年过去,我和先生见过无数次面,他好像一直不相信我也这么老了。这些年每回去看他,他都要叮嘱一句:“你应该写一部大书,杨家的赵家的,一部中国现代史,只有你能完成”。而我总会表示为难,说这件事太不容易做了。我想先生八成是忘了我也到了力不从心的岁数了。
舅舅在世时,袁鹰先生请他吃过一次饭,在银锭桥头一家可汗餐馆,妈妈和我作陪。先生比舅舅小九岁,在舅舅面前非常谦恭,舅舅对这位在杨家老宅里出生的老乡也直言不讳。我在书里这样记录过:
“席间,舅舅对袁鹰说:‘你该写点长的。’袁说打算写点‘文革’,以前的时间都浪费了。老伴身体不好,女儿残疾,‘文革’时耽误的。先后去河南干校、北京郊区两三年。”
“听他们聊着,我悄声问妈该去付账了,却被袁鹰听见,非要抢去掏钱,花了一百九十元。妈说就是酒太贵。舅舅说可以买十瓶二锅头。离开餐馆,舅舅说你们完全可以一起走,我自己回去。我说我们还有东西没拿呢,再说怎能让舅舅一人回家?袁鹰告辞,只身往东,消失在烟袋斜街昏暗又热闹的街市里。”
舅舅病逝,先生非常难过,写下一篇《银锭桥空》寄给我,刊于2010年1月6日《新民晚报》。《我的舅舅杨宪益》出版前,我请先生校对一段写他和舅舅交往的文字,他寄回的是满纸纠错改动的原文。
2012年先生终于被说服搬到比较宽敞的新家。搬前,他给我寄来所珍藏的外国画册数册。我约了三联编辑罗少强一起去看他,八十八岁高龄的先生对我们说,只要身体还可以,他还要多写。后来才知道先生提到的写作计划,是后来出版的颇具影响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当然还有未出版的其他亲历风雨的回忆录。
2022年9月26日下午,我和雪村一起去看望他。一直候在外屋,等先生午觉睡醒,我们走进了来过多次的窗明几净的卧房。那天我们不会想到,这是两代文友的最后一次见面,也是我和先生的最后一个画面:台灯辉映下,鼻梁高耸的先生舒坦地靠在枕头上,面色红润,衬衣整洁。一见我和雪村,两眼放光,那色彩简直像印象派油画一样和谐而斑斓。此次探望我有一个任务,代表妈妈送书。捧上新近出版的《兄妹译诗》和自己的书,先生边认真翻阅,边听我介绍出版情况。忽然他放下书盯着我看,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他的目光满含父亲般的慈爱,一句古诗从他嘴里念出,我听不大清,本来古文底子就浅,只记得有“美人”什么的一句。我只顾沉浸其中,竟忘了马上拿笔记下,我的包里一向有随时写画的本子,自己记不下来,也该请先生写下。那一刻他兴致勃勃,如醉酒般陶醉,肯定会信笔由缰,让我能留下这首对于我近乎绝唱的佳句啊,可我偏偏给忘了,最终酿成与袁鹰恩师赠予我的唯一一首诗失之交臂。
先生在纪念杨宪益的文章结尾里写道:
“在桥上来往的若有心人,会长久地记住造桥人的功劳。他日重过银锭桥,我也必定会在怀念宪益先生的音容笑貌,却不能陪着他在什刹海岸柳荫下一面徜徉漫步,远眺西山落日,一面听他闲吟几首新作了。”
今天,我将这段话献给所有爱戴先生、受之恩惠痛惜先生的人。
后来在去年见先生的一段视频里,意外发现了先生赠诗的记录。原来出自清朝赵艳雪的《和查为仁悼亡诗》,末两句为“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
完稿于2023年9月4日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