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初,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开启了“社区移动药房”模式,设立“一站式取药柜”,满足辖区居民,尤其是老年慢性病患者经常性的用药需求,将优质药事服务送到百姓身边。家里要是有“慢病”老人,出门遛个弯就能把药拿回来了。自2019年起,朝阳区卫生健康委搭建了“社区移动药房”信息化服务平台,并结合百姓需求不断丰富应用场景,陆续推出了系列便民服务举措。(8月7日《北京青年报》)
在时下的分级诊疗的政策体系下,实行的是“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基本原则,承担首诊之责的社区医院等基层医院与公众的联系极其紧密。不过从实际情况看,作为面向全人群的基层医疗机构,却在实际的购药用药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与挑战,让公众面临着“用药难”“购药难”的困境,最突出的面表现为一些常用和急需的药品却买不到、不好买。究其原因,据业内人士介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荒”一直存在,加之用药面临诸多限制、能够配备的常用药种类不多,阻碍了诊疗服务有效开展,影响了公众就医和用药的体验舒适度。
一直以来,基层医院基本药物的种类相对较少,但需求量却非常大,往往出现药缺情况,不能完全满足群众需要。亿欧智库在《2020年中国基层医疗研究报告》中的调研指出:仅10%的用药支出发生在村卫生室,20-30%在乡镇卫生院、药店,50-60%的消费发生在县区医院、药店,主因还是缺药所致。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病症需要长期服用处方药控制病情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只能每月定期去人满为患的大医院开药,不仅耗时费力且增加了医疗成本。在此情况下,尤其需要通过机制的创新,来直面公众的需求与诉求,从根本上解决破解基层“买药难”痛点。
基层参保群众配药难的瓶颈问题得不到破解,“小病不出社区、大病不出县市、重病不出省”的分级诊疗秩序就无以得到有效的维护。为此,最大程度方便公众问诊购药,各地在这方面采取了多种创新之举,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比如上海市计划将社区配药逐步与二三级医院衔接,让常见病药品目录应覆盖更多病种;更多的地方则采取不断给基层医疗机构目录扩容,增加基本药物的品种和数量;还有的地方利用互联网技术,打通医疗机构与药企之间的信息壁垒,让药企成为医疗机构“移动的库房”。今年年初,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透露,基层要拓展基本药物目录,使基层用药和大医院用药基本相当。
北京实施基层用药和大医院用药目录对接政策,因而在“配药难”上相对要好一些,不过在现实中,同样存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药不便,药品种类欠缺,不能满足患者的日常需要”的问题。对此,朝阳区卫健委创新举措,通过“社区移动药房”便民服务模式,探索药品供应链改革,借助信息化方式,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药房送到百姓的周边、身边、床边,通过极简取药、送药上门、缺药即送等系列便民举措,畅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如此务实便民之举解决了百姓烦恼,值得称道与借鉴。
“移动药房”作为资源整合的平台,最主要的功能是实现了供需之间的无缝对接,把各种资源要素聚合在一起,实现了配备和使用效果的最优化。百姓的购药和用药需求被不断丰富的应用场景所覆盖,比如针对慢性病患者开药提供的“极简取药”服务,为高龄活动不便老人提供的“送药上门”服务,为解决社区药品不全提供的“缺药即送”服务等。“缺药即送”既让药品配送企业参与进来,又解决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药房由于面积受限的问题,可谓一举多得;“一站式取药柜”免去了用户的排队之苦,“社区移动药房”搭载的系列便民服务,为社区居民提供全过程、全周期、全社会、全人群的健康保障,效果极其显著,受到了各方一致好评。
更重要的是,“移动药房”背后的便民之举,实际上是转变作风之后的治理能效的提升。通过信息化平台的辅助,让公共服务更加精准和更为高效,为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供了范例。
文/堂吉伟德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王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