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世时,每逢过年我就会得到一盏灯。
那不是寻常的灯。从门外的雪地上捡回一个罐头瓶,然后将一瓢开水倒进瓶里,啪的一声,瓶底均匀地落下来,灯罩便诞生了,再用废棉花将它擦得亮亮的。灯的底座是木制的,有花纹,从底座中心钉透一颗钉子,把半截红烛固定在上面,待到夜幕降临时,点燃蜡烛,再小心翼翼地落下灯罩。我提着这盏灯,觉得自己风光无限。
父亲给我做这盏灯总要花上很多工夫。就说做灯罩,总要捡回五六个瓶子才能做成一个。尽管如此,除夕夜父亲总能让我提上一盏称心如意的灯。没有月亮的除夕夜,这盏灯就是月亮了。我提着灯,怀揣一盒火柴东家走西家串,每到一家都将灯吹灭,听人家夸几句这灯有多好,然后再心满意足地点燃蜡烛去另一家。每每转回到家里时,蜡烛烧得只剩下一汪油了。那时父亲会笑吟吟地问:“把那些光全折腾没了吧?”
“全给丢在路上了。”我说,“剩下最亮的光赶紧提回家来了。”“还真顾家啊。”父亲笑着说,便去看那汪蜡烛油上斜着的一束蓬勃芬芳的光。
父亲说过年要里里外外都是光明的,所以不仅我手中有灯,院子里也是有灯的。高高挂起的是红灯,灯笼穗长长的,风一吹,刷刷响。低处的是冰灯,放在大门口的木墩上。无论是高出屋脊的红灯,还是安闲地坐在低处的冰灯,都让人觉得温暖。但不管它们多么动人,也不如父亲送给我的灯美丽。因为有了年,就觉得日子是有盼头的;因为有了父亲,年也就显得有声有色;而如果又有了父亲送我的灯,年则妖娆迷人了。
我一年年地长大了,父亲不再送灯给我,我已经不是那个提着灯串来串去的小孩子了。我开始在灯下想心事。但每逢除夕,院子里照例要在高处挂起红灯,在低处摆上冰灯。
然而,父亲没能走到老年就去世了。父亲去世的当年我们没有点灯,别人家的院子里灯火辉煌,我们家却黑漆漆的。我坐在暗处想:点灯的时候父亲还不回来,看来他是迷路了。我多想提着父亲送我的灯到路上接他回来啊。爸爸,回家的路这么难找吗?从此之后,虽然照例要过年,但是我再也没有提着灯的福气了。
一进腊月,家里就忙年了。姐姐会来信说年忙到什么地步了,比如说被子拆洗完了,年馍蒸完了,各种吃食也准备得差不多了,然后催我早点儿回家过年。所以,不管我身在哈尔滨、西安,还是北京,总是千里迢迢地冒着严寒往家奔,当然今年也不例外。腊月廿六我赶回家中,母亲知道这个日子我会回去的,因为腊月廿七那天,我们姐弟要“请”父亲回家过年。
我们去看父亲了。给他献过烟和酒,又烧了些纸钱,已经成家立业的弟弟叩头对父亲说:“爸爸,我有自己的家了,今年过年去儿子家吧,我家住在……”弟弟把他家的住址门牌号重复了几遍,怕父亲记不住。我又补充说:“离综合商场很近。”父亲生前喜欢到综合商场买皮蛋来下酒,那地方想必他是不会忘的。
父亲的房子上落着雪,有时从树林深处传来几声鸟鸣。我们一边召唤着父亲回家过年,一边离开墓地。因为母亲住在姐姐家,所以我们都到这儿来了。姐姐的孩子小虎刚过周岁,已经会走路了。一进门母亲就抱着小虎从里屋出来了,我点着小虎的脑门说:“把你姥爷领回来过年了。”小虎乐了,他一乐大家也乐了。
可是,当晚小虎哭个不休。该到睡觉的时辰了,他就是不睡。母亲关了灯,千般万般地哄,他却仍然嘹亮地哭着。直到天亮时,他才稍稍老实起来。姐夫说:“可能咱爸跟到这儿来了,夜里稀罕小虎了。”说得跟真事似的,我们都信了。父亲没有看过他的外孙,而他生前又是极喜欢孩子的。我们从墓地回来,纷纷到了姐姐家,他怎么会路过女儿的家门而不入呢?而他一进门就看见了小虎,当然更舍不得离开了。
母亲决定把父亲“送”到弟弟家去。早饭后,母亲穿戴好,推着自行车,对父亲说:“孩子也稀罕过了,跟我到儿子家去过年吧。”母亲哄孩子似的说:“慢慢跟着走,街上热闹,可别东看西看的,把你丢了,我可就不管了。”母亲把父亲“送”走的当夜,小虎果然睡得很安稳。第二天早晨起来,他把屋子挨个走了一遍,一双黑莹莹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东看西看,仿佛在找什么,小虎是不是在想:姥爷到哪儿去了?
初三过后,父亲要被“送”回去了。我多希望永远也不送他回去。天那么冷,他又有风湿病,一个人往回走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正月十五到了,多年前的这一天,在一个落雪的黄昏,我降临人世。那时天将要黑了,窗外还没有挂灯,父亲便送我一个乳名:迎灯。没想到我迎来了千盏万盏灯,却再也迎不来父亲送给我的那盏灯了。
走在冷寂的大街上,忽然发现一个苍老的卖灯人。那灯是六角形的,用玻璃做成的,玻璃上还贴着“福”字。我立刻想到了父亲,正月十五这一天,父亲的院子该有一盏灯的。我买下了一盏灯。天将黑时,将它送到了父亲的墓地。“嚓”地划根火柴,周围的夜色就颤动了一下,父亲的房子在夜色中显得华丽醒目,凄切动人。
这是我送给父亲的第一盏灯,那灯守着他,虽灭犹燃。
本文来源:《小品文选刊》2023年第5期。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