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是古已有之的文类，近世尤盛。大抵乐见韵事，喜闻隽语，人情之常。不过，考察掌故勃兴的年代，似乎还都是所谓“王纲解纽”的转型时期。按照布洛赫的说法，人对历史的兴趣，出自回溯过往的本能。是否在动荡不宁的大时代中，大家更热衷于抚今追昔，又听厌了正史的喧嚣，反倒在稗官野史、故老流传中，能寻得别有盎然兴味的一片天地？

掌故有什么用？答案是没什么用。掌故讲的都是些“冷知识”，对于现代人而言，没有皮肤感觉的知识，只能沦为小众的秘藏。不过，冷饭翻炒，转成佳肴，这样的做法也未必行不通吧？我曾有篇小文，为自己“炒冷饭”辩护：

现在有了电脑，有了网络，还有了搜索引擎，冷知识还能让我们快乐吗？我写过一些掌故文字，引起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很好。也有人说：这跟现实有什么关系？我听了前一种评论，就很得意；听了后一种说法，感到惭愧。这说明我也是一个冷知识崇拜者，而且对社会毫无贡献。

关于冷知识的用处，我是这样想的：冷知识不应该是为了解而了解的，它应该参与一种精神活动，把自己变得不再是冷知识。昨夜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讨论中国电影到底是不是1905年诞生的。这个论题单摆浮搁着，就是一条冷知识。我看中国电影，只问它好不好看，谁管它多少岁了？呦，整一百呀，来，多给个红包。像话吗？拍电影的人也不会想：中国电影还没到一百年呢，咱们省点劲儿。

如果你像我一样，对1905年前后的北京有所研究，你就会想象：一个穿竹布大褂、梳着油光大辫的北京人，走在前门大栅栏的街上。他掏出十文钱，走进大观楼，看见小叫天谭老板，在一块白布上演《定军山》，他的精神生活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有人会说：哼，洋鬼子玩意儿，等老团（义和团）回来，一准把你们抵制了！也有人会想：这个东西真不错，人的影儿会留在布上，还能动换！对于1905年的北京人，中国电影有没有出现，有着切肤的感觉。对于一百年后，像我这样喜欢想入非非的人，它也不是冷知识，而是一种温热的感触。

掌故的写法，一直变化不大。比较《今世说》与《世说新语》，形式相似，却有“天然”与“做作”之别。“五四”诸家攻讦古文，首重叙事，即在于以上古之言语，叙今世之人事，就失了朱文正公“活泼坡地”的真味。至于议论、辞赋，古文别有洞天，自成世界。当然不该一笔抹杀。

有网友说，《野史记》的最大好处，就是把枯燥的历史化成了东北二人转。俺不是东北那嘎达的，但是这些小文的叙事感，确实受益于张寿臣、侯宝林、刘宝瑞诸大师，还有表演工作坊、相声瓦舍对口语叙事传统的传承发扬。有时候，则是想将古事写出新闻特写的感觉来。总之，是想从史实中觅出“有趣”二字来。

《野史记》书名显然是语含双关。是“野史·记”，还是“野·史记”？

本书所写，大都是野史所载——野史与正史重合的地方，当然也有。野史的好处，不用我说，大家都晓得。可以道听途说，可以揭隐发微，可以专事小节，可以不顾大义，可以情有所系，可以笔无藏锋。总之，正史家不大敢做的事，野史家全都敢干。

有许多章节，信笔写来，只敢说是“稗官之言”，不敢妄称“盖棺之论”，否则岂不要惹出若干笔墨官司？好在所写事端，均言出有据，即或是谣诼无稽，在下也不负造谣之责，顶多是传谣。

至于说此书是“野”的《史记》，难免攀附之讥。想那《史记》，乃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世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你是何人，竟敢僭称其名，唐突前贤？

《史记》是一部很有意思的书。一方面，它是“前四史”之首，历代正史的滥觞；另一方面，它一问世就被人骂成“谤书”，而且又写了许多后世正史未尝经意、未必敢写的内容。有人声称中国人至爱、中国知识精英至恨的武侠小说，也当从《刺客列传》谈起。

事实上，太史公此书中许多史料，皆得自传闻，而如许绘声绘色的描写，倘非出自作者想象，有谁见来？因此，《史记》不仅为正史之首，同样也是野史之源。

后世的各类野史，也只不过是更“野”的《史记》。我这本小书，是“兔子的汤的汤的汤”，当然就更加野马分鬃，野渡无人，绿野仙踪，野得没边没沿了。

在我看来，野史本来就是形之于文的野老故事，莫说民间的传闻、后人的补记，即使是当时当世的报刊记载，也不敢说一言九鼎，泰山不移，多少总有传说的成分。而上述这些，正是本书的资料来源。

野史里有没有真实？周氏兄弟都说过，爱读野史，因多读野史，反可以得到许多正史中见不到的真相。传说倘可补正史之阙，发正史之隐，称为“野·史记”又有何妨？倘或是荒诞失实的传闻，那也不过是“野史·记”而已，何必认真？

更何况，“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传说或有真伪之别，反映出的言说者与受众的心态却是一种异样的真实。读者诸君，不妨试观本书，再掩卷思之，哪些篇章，我写得高兴，你读得爽快？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