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1954年生于北京。北京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从事过军人、工人、编辑、作家、编剧、电视剧总导演等多种职业。从1987年将个人第一部长篇小说《黑的雪》改编成电影《本命年》算起，入行成为编剧已33年。其作品偏重写实，充满人道主义色彩，对人物心理的刻画极为出色。文学方面，他的《狗日的粮食》获得第八届中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电视剧方面，《少年天子》《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深受观众喜爱；电影方面，《秋菊打官司》《菊豆》《张思德》《集结号》等佳作被广泛认可。此外，他还创作了话剧《窝头会馆》、歌剧《山村女教师》等。

我的写作始于对文学的热爱，以及对生死这个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

据我看来，写作的成功有时很意外。有的人特别容易。有的人整天在那儿写，却连基本的语言感觉都没有。

语感究竟怎么获得，谁也不知道。可能阅读时专心一些，悟性比别人好，就能迅速找到提炼文字的窍门，这个不好说。但有一个规律是必然的，就是认真精心的阅读肯定是第一步，是你接受信息的第一步。

我忘了哪个作家说过，“阅读是写作之路”。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知识是大脑里的生物“雷达”吸收到信息，经过筛选之后把重要的东西截留下来，供自己使用。

我们都有这样一个“雷达”可以接受信息，但为什么有的人接受得好，有的人接受不好？有的人分辨效率特别高，有的人特别低？这里面的影响因素很多，但首要的问题肯定是你不要故步自封。你不要觉得我看了这个东西就完了，重要的东西是在表面之下的，你得高度专注地盯着这个东西看。注意力始终要高度集中，不能被分散。

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还没有今天这么多的职业选择。大家出人头地的渠道非常少，靠写作来争名逐利。一篇作品发表了，恨不得吃一辈子，而且那个时候稿费也很可观，吸引了大量有志青年进入创作的队伍。但是很多人为什么会从创作的列车上下去了？有的从政，有的经商，有的干脆打麻将去了。现在更别提，自从有了网络，诱惑力更大，所以淘汰的进程会把你们的竞争者甩在车后头，坚持在车上的人非常少，在车上真正的成功者更少。

很多人终其一生或者半生获得的很有限，这是根据我的观察得出的一个悲观主义的结论。但是没办法，现实就这样，大家处在基本上算是公平竞争的环境里。当然机遇可以发挥作用，还有其他资源的一种巧妙的利用，还有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但真正起作用的是你的奋斗精神，是你超越常人忍受孤独，以及你高度自我反省的精神。及时判断自己的不足，而且及时弥补自己的不足。只有对自己时时加码的人、不停自我鞭策的人，才可以跟随这趟创作的列车走到终点，获得应有的奖赏。

焦虑是正常的，不焦虑反而不正常。失败也是正常的，被退稿，被贬低，被批评，被抛弃，都是正常的，要忍耐。

写作时，那种孤军奋战的兴奋感

我写东西的时候要求没有干扰。写小说的时候，我是借用我小舅子的一个房子，在6楼，没有电梯。房间里没空调，热得一塌糊涂，在那屋里写，脱光了还浑身是汗。当时为了能做饭，我把自己一台双开门的大冰箱背上了6楼，买了一些速冻类的食品放在那，吃完就写，写得特别高兴，但也很辛苦。

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剧本的时候，我用3个月时间找了一个更远的房子写，写累了就平躺着睡觉，因为脊椎出了问题。在这种比较孤独的状态下写作，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兴奋感，特别强烈！在年轻的时候经常有那种情况，越是春节的时候越抓紧时间工作，别人在放鞭炮吃喝玩乐，我还在艰苦奋斗，真棒！遇到挫折被别人贬低的时候，心情非常失落，一咬牙往写字台前一坐，仍觉得自己很好。

1978年，我业余写作长篇小说时，正赶上高考。那时候我在工厂当工人，高考数学不到10分都可以上大学，想着要不别写长篇小说，准备高考得了。但我长篇小说只写了一半，我还是想坚持。那时候我一个朋友准备高考，我写小说，我俩在屋里用电炉子烤烧饼，外面下着大雪。他困了就睡觉，我自己写困了到雪地上走，有一种兴奋感，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希望大家遇到挫折的时候，感觉在孤身奋战的时候，要对自己有一个肯定，咬牙坚持下去，管他三七二十一，身体还在，本钱还在，好好拼一下。我觉得所有的困难，一个是要坚定信心靠自己的力量去克服，再一个试着调整好心态，一次没成又不会怎样。

鼓励青年导演写剧本，青年编剧做导演

我认为文学、电影、电视剧是同一类事物。严格说来，都是一种叙述、一种表达，都是在借助语言、借助概念、借助逻辑做一个信息的交流，但是它们所使用的工具有一些差别。

因为早年热爱文学，诗歌、小说、剧本、歌词，各种各样的表达形式我都尝试了。这几种表达方式都可以勾起我心里的某种欲望，都可以用来追求那种表达的快感。

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感觉小说的表达同影视剧本的表达，在技术上差别是相当大的。文学的表达通常是文字的想象，文字占据了绝对统治之位。你脑子里想到什么画面，一切要落实到文字上，文字要有美感，要流畅，要简洁，文字表达前后秩序有讲究，你所有的想象都要归结于文字。电影则正好相反，你所有的文字都是影像的仆人，你的文字得为视觉最终落实在银幕上服务。

我写剧本的时候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像写小说那样追求文字美感，同时充分满足影像的需要。

这个不是必须的，但我这样做是为了保持对语言的感觉，我怕长期给影像当奴隶，会丧失基本的语感，这对写作的人来说很悲哀。我的剧本通常比较长，大量的文字没有必要，最终还原成影像都是废话，但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是我维持语言感觉的基础。我宁可费点事，也要写得仔细一些。

我自己也做过总导演。我鼓励当下的青年导演自己来完成剧本。你用自己的文字去描述故事时，更能够感受它深沉的质感，还有背后想达到的目的。你写作的时候可以频频触摸它，比你从别人那里拿过这个东西有更切身的感受。据我的观察，很多优秀的导演，对剧本有非常深刻认识的导演，只不过早年没有经过好的文字训练，所以他不能完成剧本，但凡有基本的文字训练，让他们写剧本绝对错不了。

对于打算长期从事编剧工作的年轻人，我希望他们把导演这个职业也纳入事业版图中。坦率地讲，随着技术的发展，导演在技术上的门槛越来越低，合作越来越精细，有好多工作是你的合作者可以完成的。如果你掌握了导演的技巧，你又有编剧的功底，你可能成为非常称职的影视表达者。但有一个问题，你性格很内向，不善于跟别人打交道，还是不要考虑导演这个职业。做导演需要协调各种关系，是非常大的心灵折磨和负担，有的人真的承担不了这个工作。

今年以来，好像电影界和电视剧界对剧本的需求处于严重饥渴状态，大家发现剧本如果没有的话，整个影视大厦的基石就动摇了。乐观一点是正确的，不应该过多埋怨，真正能够拓展自己地位的还真不是乞求别人的重视。“你重视我吧，多给我一些报酬”，这类似于示弱的声音，我们应该发出正常的声音。

关于编剧的权利和利益问题，有一点请大家明确，每个人的利益是彼此分开的，你想让对方完全考虑你的利益，那几乎不可能。如果我是制片人，我会想如何付出最小的代价把最好的东西拿到手。

我们经常遇到谈合作时称兄道弟，一旦落实到利益就斤斤计较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有相应的策略。我经常看到初出茅庐的小编剧，写了第一部作品，受了点委屈，嫌钱少了，或者只付了一半，马上打官司维权。这样当然是对的，维护权益没有错。但还是要保持理性，就事论事。你的职业生涯这么长，如果在面对委屈时丧失了理性和得体，整个行业潜在的合作者会用什么眼光看你？这孩子太脆弱，万一我和他合作时哪一点照顾不周，他回来咬我一口怎么受得了，干脆，我把跟你合作的门关上了。也就是说，你轻而易举就把自己的职业道路缩小了。

我今年66岁，经常跟同龄人说，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应该放下很多东西，这么大年纪了，走路腿脚都不利索，还背着个大包，名、利，鱼与熊掌都想放在包里往前走，你走得动吗？

“该扔掉的扔掉，让自己轻松点”，这是我对同龄人说的话。同时我也要跟行业内年轻的后辈们说，你的篮子里不要装太多的东西，装得太多会影响你前进的速度，会影响你达到目的的努力。

凡是对影视行业有追求的人，我希望大家有一颗谦卑的心，不管我们把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看得多么高尚、伟大，我们个人都是极其渺小的，任何时候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从这点出发，一定要善待合作者。这个行业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是，大家集体贡献智慧去完成一部作品，但最后的收获，不光是物质利益，包括精神上的利益、名誉上的利益，分配都可能不公平。有的人获得的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有的人被聚光灯照射，有的人谁都不知道，这非常正常。

当你自己陷入了阴影，请不要憎恨站在聚光灯下的人，那是市场的选择。

当你站在聚光灯下面，一定要想想站在阴影里面的人，不要忘记他们，用自己的温暖感恩他们。请记住，你所有的成功都包含其他人的心血，这个仁慈之心必须得有。

（根据刘恒2019年11月13日在浙江国际青年电影周期间的讲座漫谈整理）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