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震老师已经离开了半个多月，有几个晚上很有敲敲键盘的冲动，终于难以成文。尤其在月明星稀的夜晚，会强烈地错觉到好似过去十多年相处的时间，并没有终结，而倪老师也依旧在他北京或杭州居所的客厅里，奋笔书写着他的江南梦。

当然我也频繁地想起2009年5月8日，改变我一生的那一天。

那日有两件事值得永远记取。第一件事，凌晨三点，手机突然响了，一声即断，是一个陌生来电。被惊醒后，我发现忘了打开早晨起床的闹钟，而那天早上，正是研究生面试。

第二件事，那日我生平第一次踏进上海戏剧学院，初生牛犊一般坐在五位面试导师面前，却一时答不出某一种理论的深层问题。此时，五位陌生人中一位瘦高个儿、白发细声、儒雅温润的长者，轻描淡写地为我解围。面试前做功课，曾在候选导师名单中看到过“倪震”的名字，也大致知道是一位新时期中国电影的重要人物，因此很快就和真人对上了号。这是我第一次与倪震老师见面，也是第一次在脑海中深印下他的亲和印象。

当年，我是个丝毫没有见过世面的出版学本科毕业生，对上戏电影学所有导师的背景几乎一无所知。之所以没有选择倪老师作为自己的研究生导师，是很单纯地以为挂在他名字前面的“北京电影学院”几个字也许会导致自己频繁在京沪间奔波。考上厉震林教授的研究生后，负责记录的同学透露，当日面试，倪震老师对我印象不错，颇加赞誉。如今回想起来，兴许是因为应答时我说读过钟惦棐和郭小橹，在当时的考生里可能显得比较特殊。当然我也并不知道，纯粹因为手头有书而恰好读过的这两位作者和倪震老师的渊源。

入学以后逐渐和倪老师熟悉起来，一半自然是因为他的课非常吸引人，当年他已经年过古稀，开学时候染了黑发，变成了中年人形象。他的《视听语言》开场就用张爱玲引入，及后更放映当时好莱坞最新出品的《暮光之城》，让我们回去写论文。每周一下午头脑风暴，引动了我对倪老师的北电时代风采的遐想。其时他在上戏以客座教授身份任教并带研究生，我同他的学生逐渐熟稔。及后也同倪老师开始熟悉，这就是另一半的原因：确如那位同学所言，课堂下的倪震老师，非常愿意接近年轻人，倾听学生的问题，甚至成为能够交心的朋友。

这样的体验，对当年一个曲线救国、跨界初入电影研究领域的年轻人而言，无疑是有致命吸引力的。

相处日久，逐渐了解倪震老师的一些习惯。当年他在校园里风风火火，过马路甚至不看红绿灯——一起过路口时，面对即将变红的交通灯，他的反应居然不是止步，而是扯住我立刻往前飞奔；半生在北京，但精神上，倪老师属于他出生成长的南方，因此正如石川教授的纪念文章里说的，世纪之交开始，退休后在上海的这十多年“沪漂”生涯，也许是他最开心的人生阶段。青年时代无法如愿进入中央美院，中年时代重振旗鼓、在电影领域开疆辟土，最终在电影理论教学、编剧创作等领域几乎做到极致境地——这些光环在他的晚年，又化成了气定神闲坐在咖啡馆里，和学生谈理论创作，甚至帮助后辈积极规划未来的持续输出。

倪老师是美食家，可以精准地判断出一家餐馆具体某一个菜的业务水准在哪一个级别；吃到触及他味觉记忆的食物，即刻露出孩童一般的笑容，手舞足蹈起来。倪老师也是将贯穿一生的恒心耐力持续了很久的勇士：有一段时间，他租住在松江和九亭，几乎每天坐九号线到市区上课、谈事、开会或与合作伙伴、学生见面。风雨无阻之中，极少流露出疲惫。后来去了杭州定居，也是常常来往杭州、上海、北京，推进教学与编剧项目，一直到近年因为身体原因逐渐不良于行。

十三年来，贯穿着我读研、读博、自由职业及至进高校任职的全过程，几乎每次同倪震老师见面，他都会问我一个听上去老生常谈的问题：“你将来到底想要搞理论，还是要做创作？”这个问题当时觉得稀松平常，在毕业后将近五年纯粹写作的实际拼杀中，慢慢成为困扰住我的终极疑问。直到他去世，我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虽然当时并不在意。一生太短，若无法专心专意，碰上十有八九的不如意，恐怕会落得满盘皆输。理论与创作都没有什么建树的我，如今回望倪震老师一生的轨迹，深感前路弥珍。他生于上世纪30年代末的江南。在许多年后的视频访谈影片中，他深情回忆到少年时代在苏州外公家那样细致的人和事时，流露出不可再追的遗憾表情，是比课堂上既儒雅又激昂的老教授要可爱、可敬得多的。

这也是为何在完成了世人眼中最辉煌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鸦片战争》等剧本以及对包括第五代导演在内的北京电影学院脉络电影教育成就之后，倪震老师生命中的后二十多年虽不那么家传户晓，但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在上海、杭州教学，还是写作江南小镇题材剧本或为深受江南文化浸润的电影人立传，倪震老师似乎回到血脉源通之地。去为几成往事或亟待重新开掘的“上海电影”及“江南文化”用心用力，成为了他后半生最重要的一次转向。

疫情前夕的2019年，倪震老师委托我在上戏浦江校区附近租房。有大约半年时间，我比较频繁地陪同他去昌林路上课、坐地铁到市区见人。其时他走路已经需要拐杖，且仍需我紧抓住他的另一侧臂膀，才能完成正常行走。有不少次夜归的路上，感受到他身体的分量深深浅浅地借到我身上，嘴里还不断念叨要开公司、写剧本、去做很多也许无法完成的事情。那时候，我知道他那旧上海款的气定神闲正在慢慢从灵魂里消失——他好像从来是慢的，而今变得急切。

总想复写倪震老师一生的成就，下笔都落实成了一件件小事。当年我无论如何想不到，一生里会遇到一位这样的好老师；当然也想不到，自己会见证倪震老师生命最后的一些灰暗时刻。新冠疫情开始，他逐渐失去了最珍视的自由，但仍然为想做的事情奋斗到了最后一刻。倪震老师常常对不同的人说抱歉，这成为他的口头禅，任何事情都尽量不麻烦对方。最终轮到我对他说抱歉，因为无法助他完成最后的几桩愿望。

谢谢这段知遇之恩，以及骨子里倔强的倪震老师带我见过的丰厚人间。

文|独孤岛主

编辑/陈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