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右）：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两见王平将军，其情其境，天壤之别
王平将军高毛泽东半个头，红三军团中以“大高个”外号闻名上下。毛泽东、彭德怀亦呼之“王大个子”。
新中国成立后，王平先后曾任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任政委，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政委，及炮兵、武汉军区、总后勤部等五个大军区级领导，与之先后搭档者有杨勇、张达志、杨得志、张震等，是解放军中任大区级政委时间最长且跨大单位任职最多的开国上将。
武汉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孟军回忆称，王平将军担任政治主官近20年，其威权不输军事主官。在党委会上，他常常可以不怒而威，一锤定音，有“说了算”的威仪和气魄。
笔者曾两见王平将军，其情其境，天壤之别。
1969年夏，王平被隔离审查于南京军区第三招待所11号楼。这里关押了江苏省被打倒的一批重要“走资派”。王平居一室，室内仅一床、一桌、一凳。将军衣圆领汗衫，粗布裤衩，日日写检讨不止。吃饭要排队，上厕须报告。大澡堂洗澡，由带队统一口令动作：“脱衣服”“下去”“出来”。其时，笔者刚当兵就到11号楼值班。
印象最深的是，每至星期日，王平的囚室就会热闹起来，因为他家子女多，都会来看他。笔者看到，也就是此时，“走资派”王平才露出难得的笑意。
1986年初春，笔者再访王平于北京东钓鱼台。将军宅为一栋青楼，整洁堂皇，花木掩映，真今非昔比。将军银发后掠，红光满面，见笔者端茶倒水，热情和蔼。谈及往事，感慨万端，兴之所至，濡墨挥毫惠赠：“天翻地覆慨而慷”，条幅立就。
左起许世友、王平、聂凤智、张藩
“大个子”是个“飞毛腿”
王平身长腿长，年轻时伶仃细瘦，见之者称有奇异之形，人称“飞毛腿”。将军行走迅如疾风，一般人皆追之不及。黄克诚曾赞之，王平走路快，行动快，反应也快。
1933年11月，时任红三军团第六师十六团政治处主任的王平率部随师主力在浒湾八角亭地区攻击国民党进剿军主力第四师，激战两天因伤亡过大而撤出战斗。王平回忆，在这次战斗中，十六团伤亡大，第十一团伤亡更大，政委吴宗太牺牲，政治处主任甘渭汉负伤。战后，王平调任第十一团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团长邓国清。
王平回忆，红十一团为红三军团的机动部队、拳头部队，在长征中，忽而前锋，忽而后卫，忽而佯攻，忽而迂回，以其机动应变的快速反应能力参加了攻打宜章、强渡湘江、智取遵义、三渡赤水、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强占北盘江、围攻会理等重要战斗。将军之十一团曾多次由前锋变后卫，或掉队，或失联，而后又奇迹般赶上来。十一团被誉为长征路上的“飞毛腿”。
1935年4月14日清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命令，十一团为先遣团，立即占领北盘江的白层渡口，掩护主力红军渡江。为此，王平急率第二营（欠一个连）和团侦察排赶到15公里外的铁索桥，乘夜攻占守军两个阵地，与对岸关岭一个师国民党军对峙了一天两夜。
王平晚年依然记得抢夺北盘江渡口的细节：江边水不深可徒涉，侦察排和第三营勇士们脱得光光的，头顶子弹、衣物，手举着枪，向对岸徒涉过去。刚登上岸，就遭遇敌人进攻。他们未及穿衣，便投入战斗，打退敌人后，有的战士还赤膊追出20多里地。王平说：“老百姓看到这种情景都很惊奇。”
4月19日晨，在完成掩护主力红军渡江后，十一团由先遣团变成了后卫团。当时，彭德怀要求他们必须在中午12点前赶到兴仁镇，否则有被先到国军拦截的危险。王平回忆：“那时我们立即紧急集合，我和张爱萍跑在最前面，率领前卫营，就像赛跑一样……”是时，十一团6个小时跑了60公里，绕过了先于他们到达兴仁城外的国民党军，终于追上了三军团大部队。彭德怀军团长特别高兴，指着领头的“王大个子”说：“看啊，我们的‘飞毛腿’赶上来了！”
1947年秋，晋察冀野战军发起强大秋季攻势，务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9月，国军罗历戎出石家庄，野战军司令杨得志决定围歼孤军深入清风店的罗历戎部队。战斗打响前，聂荣臻命令时任冀晋区党委书记兼冀晋军区政委的王平赶往前线统一指挥地方武装，迟滞罗历戎北上，为杨得志主力部队南下争取时间。
杨得志回忆，没想到王平接任务后，挥鞭跃马，急速飞驰，竟把一匹膘肥体壮的高头大马活活累死在半路上。接着又换了一匹马，继续飞奔而来。王平赶到前线后，亲率一个团和上千民兵上阵阻敌。杨得志说：“我们是清风店战役的主力，主力投入战斗前，王平指挥的地方武装已经开始战斗了，‘飞毛腿’名不虚传呀！”
1996年，吴东峰（右）采访王平将军
晚年总结各时代战斗中呼口号的作用
王平将军嗓门大，政治工作能说理，会动员，极具感染力。每战至关键时刻，王平必挥拳呼口号，既鼓舞了士气，又震撼了敌人。
1934年4月27日，王平率十一团参加了保卫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的激烈战斗。是役，作为预备队的十一团隐蔽在三军团指挥所附近，当国民党军突破前沿阵地时，王平和团长邓国清指挥两个营跃出阵地反击。
战斗中，国民党军八架飞机突然轮番俯冲扫射，一些士兵从未见此阵势，卧倒不前，反击受阻。此时，王平则高声疾呼：“不能停，向前进，冲过去就是胜利。”见王平带头向前冲，红军士气大振，一口气冲过飞机俯冲区域，及时赶到前沿阵地，而后，一个“霹雳”反击，打退了国军的进攻。
1935年春，红军发起娄山关战斗，红十三团为前卫，红十一团担任后卫。初始，十一团官兵有点情绪，王平则不以为然。战斗发起后，红十三团一鼓作气占领了制高点点金山（点灯山）后，经过激烈战斗，迫使国军仓惶向遵义逃窜。
此时，原为后卫的十一团变成了前卫，王平率部沿着泥泞的公路由板桥到遵义，穷追猛打40公里。一路跑还一路传出口号：“坚决消灭敌人，再占遵义城！”“不怕跑，不怕累，坚决兜住敌人！”行军路上口号声此起彼伏，士气复高昂。
2月28日晨，红军再占遵义。
王平将军晚年认为，在冷兵器战斗中，高呼口号，一可壮己胆，二可鼓士气，三可憾敌人。但在现代化战斗现场，还用呼口号的做法，就是空话大话的形式主义了。
王平于战争年代作战勇敢，曾两次负伤，遇险不计其数。某战斗，王平将军蹲工事用电话指挥打反击，忽觉有人推己身，力甚大，不可阻，头脑亦“嗡嗡”响。盖一发迫击弹落近前，耳震聋。
王平将军不但作战勇敢，而且机智过人。1934年11月，红军长征途中，王平之十一团奉命往宁远方向前进，以牵制国民党军。由于与三军团联络出了问题，完成任务返回途中，误入一条山谷，两面山头均有国民党军活动，十一团正处于两山国军夹击之间，危险万分。其时正值清晨，白雾茫茫，不辨人形。山上国军打了两枪试探，王平急中生智，大声呼喊：“你们都瞎了眼了，连自己的人都不认识了！”王平个高声大，山上国军闻之立即停止射击。乘此机会，王平命令部队火速撤离了险境。
“王大个子”的名声在长征途中叫开了
王平与笔者言：长征过草地，途经班佑河。过河后彭德怀命其回返，收容掉队红军。将军领兵一营，急行军七十里，始至河畔，举目远眺，果然人影憧憧；近视之，或坐，或躺，或卧，或跪，或搂，或抱，或背靠背，或肩挨肩，皆呼之不应，摇之不动；唯有一小红军尚有气息，王平抱小红军回，中途断气。
“漆黑黑的一大片，都是死的，没有一个活人，八百多人哪！这事现在只有我知道。”
20年前，王平在北京钓鱼台住宅，向笔者谈了这段刻骨铭心的长征记忆，笔者仍记得，将军言此老泪纵横，哽咽不已，闻者无不长叹息也。
王平与毛泽东相识于长征途中。
长征三渡赤水后某日（3月2日），王平率十一团翻越一座大山，突然与军委中央纵队直属队的队伍相遇。十一团由山顶下山，直属队由山底上山，相遇于半山腰。这时，王平见到一位高个子从队伍里走出，手里拄一根棍子，边走边喊：“大个子，先停住，不要走。”王平急近前，见是毛泽东，不敢怠慢，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赶上前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说：“你们来得正好，我给你一个任务。”
原来据军委侦查员报告，敌军一个师正赶来袭击中央纵队。过去中央纵队都与红一军团一起行动，而此时红一军团主力已先行往四川的古蔺、叙永方向，一时无兵可用。毛泽东命令王平：“你们立即过去堵截，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通过，红五军团上来以后接替你们。”
王平得令，立即率十一团赶到指定地点。将军晚年回忆言：“那一次，好险呐！爬上山顶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敌人就上来了。事关党中央安全的天大责任，我们全团指战员拼命抗击，一直打到红五军团上来。移交阵地后，才去追赶红三军团大部队。”由于这一仗打得好，“王大个子”的名声也由此叫开了。
王平将军逝世后，贺晋年曾著悼文《宽厚兄长良师挚友》亦提到此事。王平告笔者：“毛主席的亲笔命令，我一直保存着，后来在冀东过唐河时，突然遇河水陡涨，连同皮包被水泡坏了。”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王平、贺晋年率红二十七军开往正宁，担负从陕西富县到甘肃正宁的警戒任务。当时，红二十七军全军仅有100多块钱，困难之极。王平硬着头皮给毛泽东打电话，要求支持1000元钱。毛泽东说：“没有，我一块钱也没有。”王平问：“没有怎么办呀？”毛泽东幽默地说：“那就想办法嘛，一个人想不到就两个人想，两个人还想不到，就三个人想，还是想不到就睡觉，睡起来再想。”
王平无奈之下想出了一个就地筹款的办法。
第一个盯住的是驻地利用土围子囤积粮食的联保主任。经过交涉，由国民党县长担保，该联保主任交出5000大洋和500石粮食。
王平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这一喜讯，没想到毛泽东说：“钱你们不能全部拿走，按照你原来的要求留1000元，剩下4000元送来延安。粮食你们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好不好？”
王平闻言急甚，竟与毛泽东讨价还价：“那可不行，我们只留1000元，解决不了当前的困难呀！”
最后，经王平反复说明困难，毛泽东才勉强同意王平留2000元。
王平回忆，那时，中共中央还在和国民党政府谈判拨款问题。王平送去的3000元解了中央机关的燃眉之急。
四两拨千斤，事情竟被轻轻地放下了
抗日战争时期，王平任晋察冀三分区政委，黄永胜任司令员。某日，上级命令三分区派人至敌占区运粮。黄永胜推托有病，王平欣然代之前往。大捷归，黄永胜忌之，状告王平包办一切，欲取司令员而代之。王平哭笑不得。
“文革”之初，王平被隔离审查，专案人员询黄永胜，黄永胜说：“此人早该打倒。”将军故此身陷囹圄五年。王平出狱之际，恰黄永胜锒铛入狱之时。专案人员询之，王平将军不发一言。单独审讯黄永胜，有关部门特邀王平将军参加，拒之。公安部集体审讯黄永胜，王平将军应邀而至，于走廊处循窗口一瞥，旋还。
王平将军办事极有主见，从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
武汉军区二十军防化连，江青“批林批孔”之试点单位。“文革”中，红极一时，人人趋之若鹜。
某日，时任武汉军区政委的王平驱车至二十军视察。经防化连，军领导特别提醒将军，此乃防化连。将军闭目佯装未闻，车过之。
次日出车，又经防化连，陪同者又提醒，是否到防化连看看？将军淡淡一笑，无动于衷。
又一日，将军车三过防化连，秘书小声附将军耳言，这是江青抓的点，不下车看看恐怕不妥。将军依然不发一言，车又过之。
事后，有人状告王平，三过防化连而不入，与江青唱对台戏。王平耸耸肩回答：“小题大做，不予理睬。”
不久，江青一封亲笔信送防化连，官兵敲锣打鼓，学习讨论，并将信连夜送武汉军区。王平接信后，沉默无语，搁置数日。有常委建议：“政委，我们是否给江青同志回个信？”
将军问：“回信说什么？”
答：“以军区党委名义，感谢江青同志对部队的亲切关怀。”
将军不悦，说：“江青同志并未在军队担任职务，她给一个连队写信，也值得军区党委兴师动众？”该常委无言以对。
1976年2月下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江青出席大会，作即席发言，主旨批邓。会后，王平与杨得志、张辛初等议论如何传达会议精神问题。传达，怕引起不良反应；不转达，怕江青不高兴。不知如何是好。
杨得志回忆，还是王平鬼点子多。他提议：我们三人联合给江青写一封信，大意为：江青同志讲话很重要，但我们没有记全，怕回去传达不准确，能否发一个记录稿给我们，好回去传达贯彻。此信王平起草，杨得志、张辛初共同签名上送。
江青阅信，心中虽不悦，也只得于信上批曰：“概不传达。”会后，杨得志伸拇指赞王平：“还是你的鬼点子多。”王平淡淡一笑，说：“这叫以守为攻，引君入瓮。”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全国各省、各军区都发唁电，按习惯应对江青表示慰问。报纸发表后，各大军区唯有武汉军区未提江青名。
其时，军区领导层议论纷纭，有人建议再给江青补发一电报。王平则耸耸肩说：“不提江青好。不提，江青还高兴呢。说明她是党中央领导人，把她放在家属位置或者还不高兴呢。”
原武汉军区党办秘书孟军回忆，王平四两拨千斤，此事竟被轻轻地放下了。
原名王明，为何改名王平？
王平将军，原名王惟允，曾用名王明。湖北阳新县三溪口镇永福里横溪沅乡人。父亲王幼钦、母亲鲍美玉，忠厚老实，务农为生，家境贫困。子三女三，王平老三。将军未满周岁，其母因病故去，由十岁的大姐带大。将军忆其幼时生活言：“是大姐抱着我东讨西乞，吃‘百家饭’长大的。”
王平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曾考上阳新县高等小学，因交不起学费而转到四团寺经馆（私塾）读书，先生为前清秀才尹韬修。将军记忆，尹韬修思想开明，古文新学兼教，课堂里有《大公报》等进步期刊供学生阅读，自己由此而接受了世界新思想新潮流，积极参加了进步的革命运动。
1926年10月，在北伐战争推动下，王平积极参加农民运动，被推选为横溪沅乡农民协会组织委员和大湖地村农协负责人，时年19岁。1929年2月，王平秘密入党，在家乡从事地下工作。5月，由区苏维埃政府介绍，参加红五军第五纵队，于第一大队任宣传员。后，王平主动要求下部队打仗，被调到一纵队新成立的机枪连任文书。
王平回忆，机枪连连长是广东人，每天集合点名时，都呼王惟允为“王翁翁”，每至此全连便哄堂大笑。为此，连长与他商量，为其改名“王明”。
1935年12月，王平将军于红军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北红二十七军任政委。某日，毛泽东召二十七军新任领导谈话，军长贺晋年和王平一同前往受领任务。
交代完任务后，毛泽东问：“有什么困难吗？”此时，王平起立言：“报告主席，我想改名字。”毛泽东似不解，问：“王明，这个名字很好嘛，国际代表啊！”国际代表者，即由苏联归国之王明也，当时王明正当红。王平回答：“正因此，别人老叫我国际代表，所以我要改名。”“那好吧！”毛泽东顺手取毛笔，龙飞凤舞而书：“命令，贺晋年任二十七军军长，王平任二十七军政委”，落款“毛泽东”。从此，王明正式改名为王平。
文并供图/吴东峰（作者吴东峰，曾任新华社驻南京军区、广州军区记者，战士报社副社长，广州出版社副社长，著有《东野名将》《开国将军写真》等）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