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下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SKP RENDEZ-VOUS主办的“新时代乡村的传统与新变——付秀莹长篇小说《野望》新书分享会”在SKP RENDEZ-VOUS举办，并在十月文艺视频号、SKP RENDEZ-VOUS官方微博平台同步直播。著名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著名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长篇小说选刊》副主编宋嵩，以及本书作者付秀莹，深入探讨了长篇小说《野望》里新时代乡村的变化和小说的艺术魅力。
付秀莹，当代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陌上》《他乡》，小说集《爱情到处流传》《朱颜记》《花好月圆》《锦绣》《无衣令》《夜妆》《有时候岁月徒有虚名》《六月半》《旧院》等。曾获多种文学奖项。其中《陌上》获施耐庵文学奖，入选《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2016）、《收获》文学排行榜（2016）；《他乡》获十月文学奖，荣登2019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入选《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2019）。作品被收入多种选刊、选本及排行榜。部分作品译介到海外。现为《中国作家》杂志社副主编。
近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重点推出付秀莹最新长篇小说《野望》，这是一户农家的岁时纪事，也是一个村庄的千丝万缕。一年四季的风景悄然变化，时令之间有着细微转折，人与自然始终和谐共生。日常生活的种种波折和起伏，风吹草动，山高水低，更与时代生活的风起云涌彼此呼应，互为镜像。全书二十四章由二十四节气命名，完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轮回，在一年的叙述时间中，当代新农村的格局和气象，在作家笔下徐徐铺展，栩栩如生。
“《野望》打开了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当代乡村的一个窗口”
贺绍俊读过《野望》之后，感叹这是只有付秀莹才能写得出来的小说，“书中写到的芳村是付秀莹的文学原乡，她的《陌上》就是以芳村为背景的，《野望》可以看成是《陌上》的姊妹篇。我相信在这个地方会不断地生产出文学的大树来，《野望》可以说是她种下的第二棵大树。她不是在讲传奇故事，不是用非常空洞的情节来吸引我们的眼球，而是给我们讲述日常生活，让我们沉浸在日常生活的情趣之中。这是付秀莹在写法上的特别之处”。
在张莉看来，《野望》和《陌上》一脉相承的同时，又有着一些不同，“这个不同首先在于《野望》书写了一个新时代的乡村，既能看到中国农村一以贯之的日常生活，又写到了乡村里非常新鲜的、陌生化的一面，打开了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当代乡村的一个窗口。”张莉也强调了付秀莹的写法，给人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这本小说，任你随便翻到哪一页，都能够迅速进入作品。它并不以戏剧性或急剧的冲突来吸引人，而是着重于细水长流的日常生活。所以这是一个既传统又现代，既新也旧、既旧也新的长篇小说，能给读者带来很好的阅读感受”。
宋嵩提到，《野望》出版以后收到很多读者的反馈。其中一位读者问作者描写的是河北的什么地方？芳村是虚构的还是确有其村？付秀莹回答道，“芳村是虚构的名字，但村庄是真实的村庄。它其实是一些村庄，是中国北方很多村庄的集合，是一个集合体”。
“我没有离开过芳村，也没有离开过乡土”
宋嵩认为，无论是《陌上》还是《野望》，都呈现给我们当下很多长篇小说所不具备的气质，在他看来，两部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风景描写特别多。关于作品中的风景描写，贺绍俊认为，付秀莹的风景描写跟她的日常生活书写是融合在一起的，“风景、风物、人的行动，还有乡村的一切动物、家禽等等，都构成了她的乡村日常生活的元素。付秀莹是在这样一个整体范畴里写风景，所以她的风景描写看上去是不经意的，往往跟她写那一段日常生活的情境紧密联系在一起，跟人物的行动、跟人物的心灵紧密联系在一起。她的风景描写往往可以烘托当时的人的心理状态”。
张莉更是将《野望》的风景描写放在整个文学史的传统中进行分析，“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景物描写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它是抒情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读秀莹的小说时，我也多次想到一位将冀中平原风景写得非常好的小说家——孙犁先生。孙犁写的《荷花淀》《白洋淀纪事》，里面就有很多冀中平原风景，但它不仅仅是风景，就像贺绍俊老师说的，它是跟人、跟事、跟情感交融在一起的，所以中国抒情文学传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切景语皆情语，你看到的风景实际上是你的心情或者你的情感的外化，所有的景物都灌注了个人的情感”。在张莉看来，《野望》便是如此，景中有情，情中有景。《野望》里的风景不仅仅是风景，而是构成整个长篇小说情节、故事和人物命运的一部分。
张莉还强调，付秀莹要写作这样一部小说，是很有挑战的，“现在的很多乡村小说会让人觉得，那个乡村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没有说服力。秀莹在写这部小说时，正是因为她前面对乡村那么长时间的观察，同时也加上《陌上》的写作经验，所以她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一种有说服力的方法，就是书写乡村的日常。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整个时代的变化，农村也是一样，付秀莹致力于书写那些家常里短，那些婆媳关系、夫妻关系里很微妙的情感。不论过了多少年，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或者日常之所以是日常的那些东西没有变，她抓到了这个东西，所以她写乡村巨变的时候找到了能够让我们心动的点，这是特别宝贵的地方”。
从《陌上》到《他乡》，再到《野望》，很多人认为，付秀莹完成了一个“三部曲”。对此，付秀莹坦言，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写完《陌上》以后，我意犹未尽，还有很多话要对村庄说，对读者们说，对生活说。其实在完成《他乡》的同时，我几乎马不停蹄地开始了《野望》的写作，十多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在写作，每天都在跟我的长篇小说、跟我的人物们相处，其实是跟我心目中的村庄、我的故乡一直在朝夕相处，可以说我没有离开过芳村，也没有离开过乡土。尽管《他乡》写了一个走出乡土到城市的过程，但是这个人物的精神底色、故乡的精神根据地，都在那里”。
自《陌上》，至《野望》
自《陌上》至《野望》，有变化，也有坚守。贺绍俊认为，比起《陌上》，《野望》在结构上处理得更加成熟、老练，“《陌上》作为她的第一部长篇，更多的是顺着生活逻辑在写。到了《野望》，她的结构意识更加自觉，她有了一个主角翠台，实际上她是通过翠台的眼睛来看乡村的日常变化，这就落实到今天的标题‘新时代乡村的传统与新变’，她有意地要写出今天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变化”。
张莉表示赞同，她补充道，《野望》的“新”还在于，它展示的是一个女性眼中的乡村，“付秀莹的《野望》里面，翠台是站在农村女性的日常生活来看世界的，这是特别有意思的视角，这个中年女性看到整个世界的变化，是有沧桑感的。同时你会看到农村中年女性操的心，跟我们通常以为的含辛茹苦、默默无闻不一样，农村女性有农村女性的智慧。所以你在《野望》里面能够充分认识到一位农村女性的丰富情感，她的百转千回，她的心思缜密，她的忧心忡忡。她怎么样把家里的各种关系平衡好，她的忧伤、惆怅，付秀莹都非常细腻地写出来了。我很欣赏作家对一个人复杂处境的理解力，付秀莹对乡村人事关系的理解是我很喜欢的”。在张莉看来，这部小说书写了中国农村女性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一些女性开始慢慢自立，或者说找到了主体性，它也是生活现实的一部分，“小说家可能没有那么有意识地往这个主题写，但是你在新的时代或者新的乡村风景里边可以看到这些变化的枝桠。这种精神上的变化，尤其是男女关系理解上的变化，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乡村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野望》通过翠台的视角，在乡村的权力关系或者人物关系里，发现女性的生活、女性的情感、女性的理解已经变成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也是新时代乡村变化的一个部分”。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也来到了活动现场，他表示，“从《陌上》到《野望》，虽然书名同样都是从中国诗词里面获得的灵感，但是书名的变化，大概也可以看出付老师创作风格的转化，她在从清新柔美向开阔远大演进发展。我觉得风格的演进是她对自己的要求，当然也是一个作家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包括乡村变化的要求。付老师忠实于她笔下的人物、忠实于身处的时代、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她要用自己的笔写出她挚爱的乡村在新的时代里发生的新的变化，所以让《野望》这部小说在很多方面，在思想深度上、艺术造诣上，都超越了《陌上》，这是她一直对自己不断要求的结果。我在这里特别祝贺付老师，也祝福《野望》能不断收获它的新的荣誉。”
活动的最后，付秀莹对各位评论家和读者的鼓励和支持表示由衷感谢，她表示，“在《他乡》出版之后，我立刻开始了《野望》的写作，几乎没有停笔。那时候状态非常好，像是一个人在长跑，不断地跑，没有停下来，我感觉自己还有很大的爆发力，但这时候我又是放松的。有了两部长篇的积累，以及诸多师友对《陌上》的肯定，重新再写芳村，我非常放松，没有得失心，没有胜败之心，我要真正地、诚恳地、自然地、朴实地表达出我的村庄的日常。乡村的日常肯定不是紧绷的，是放松的，是自然流淌的，是亘古如新的，它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一个平凡的存在，然而它又是一个伟大的存在。这样的日常需要作家特别平常心地去书写”。
撰文：王昊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