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柏田的最新长篇小说《我的曾外祖母》推出，小说从明城历史上的一桩迷案出发，重返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的历史现场，由此揭开了一位小镇女性——“我”的曾外祖母金仙儿平凡又传奇的一生。

小说在书写风起云涌的历史进程的同时，聚焦组织外围渴望投身革命的普通知识女性的抉择和命运，以丰富的细节和生动的描写再现了历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同时描写了一群性格各异但信念坚定的革命同志，他们的人生轨迹被时代改写，因革命斗争而相互交织，历史洪流之下，梦想与爱的燃烧和降落。

作品选读

壹

我保存着一个叫金萱的女人的三张照片。前两张是抗战时期在大后方拍的，那时她还是个少妇，穿着半袖的旗袍，挂着珠玉耳坠，手指上戴着绿宝石戒指，放到今天看也是个大美人。第三张是彩色照片，那时她已经老了。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她和医生丈夫的合影，拍摄地点是上海黄浦路住处的客厅。照片中，窗玻璃贴着大红的倒“福”字，桌上堆放着果篮和礼品，当时应该是春节前，市区领导上门慰问，随行的工作人员拍下了这张照片。他们的笑容都很拘谨。医生的大半个身子陷在一把陈旧的皮质沙发里，膝上盖着一条薄床单。他的妻子坐在一把藤椅里，虽然年近七十，眉眼依然清爽，最醒目的，是她胸前交叉围着的一条大红围巾。

医生的腿疾，是下放江西那几年落下的。医生是广东人，姓冯，字樱桥，自小聪明异常，考到东吴大学，学的西洋文学。他后来生了场重病，病中自学中医脉理，居然考进上海中国医学院，毕业出来到同济医院做了一名医生。人一有才，难免心高气傲，平时说话不加检点，自恃医术精湛，看不起医术不高的领导，运动一来，群众检举揭发，按投票数多少划右派分子，他“有幸”戴上高帽，被下放江西萍乡，去一个煤矿医院打杂。待了几年，那地方湿气重，腿坏了，他想回上海，粮油、户口却怎么也回迁不过来。后来政策松动，他就打病假赖在上海不走了。原医院是回不去了，先在居委会卫生所坐堂，后来托关系进了一家地段医院当轮值医生。市、区两级领导赶在春节前探望医生一家，是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是通知他，年后可以去同济医院正式上班了，粮油和户口也可以一并转过来；二是他的妻子，著名画家金萱申请多年的文史馆员的名额也批下来了。

两件好事凑一起，医生高兴得就像在做梦一般。领导一走，医生就吩咐妻子铺纸磨墨，说要填词。医生文才好，又能唱几句，他填的曲牌连妻子都是佩服的。他又让妻子赶紧买些好吃的来，通知儿子和女儿来家里，权当过年分岁。这对儿女是双胞胎兄妹，儿子叫金中国，女儿叫金宇宙，是金萱和前夫所生，不随他的姓。他们成年后搬出去住，嘴巴很重，从不开口叫他爸的，这天听到喜讯，也都来了，儿子还破天荒地拎来两瓶绍兴加饭酒。医生很兴奋，晚餐多喝了两杯，餐后女儿搀着去弄堂天井散步，滑了一跤。医生嘴上说没事没事，却不站起来。他对闻声赶来的妻子说，呒告事体，额头让蜜蜂蜇了一下。金萱急得眼泪都下来了，你看看你！说话都大舌头了还说没事！赶紧上医院吧。

其实是头颈一根血管爆裂了。医生患心血管毛病已有几年了，不算太严重，平常他都自己调理，吃降压药，喝自己调制的据说能软化血管的沙棘原浆，这一日也是人逢喜事，忘了吃药，又多吃了几杯酒，引发脑溢血。连夜送医院，却被告知，年三十和大年初一二，医院停诊三日，到年初三住进医院，已经是不行了。

冯医生乐极生悲，撒手去了，弄堂里隔壁邻舍都说是天数。本来冯医生否极泰来，重回大医院做医生，往后不知有多少好日子等着他，哪料想吃几杯黄酒就吃出个脑溢血，可见人的命都是上天安排好的。那一对双胞胎，一个埋怨对方不该带酒来，一个埋怨对方照看不周，吵了一架后就不往来了。金萱晚年身体不好，带病延年，都是住在女儿家里，由女儿一家“当值”。她老家那边，“当值”就是照顾、服侍的意思。1989年，金萱去世，死前留有遗嘱，把黄浦路的房子留给女儿，金中国提出遗嘱未经公证，要对半分，兄妹俩还打了一场官司。最后，房子产权仍归女儿金宇宙，但她要付给金中国一笔不小的补偿款。这一下兄妹俩彻底撕破脸，连带着下一辈也不大走动了。

贰

说起来这几个人跟我都有点关系，金宇宙是我外祖母，金中国是我舅公，金萱是我曾外祖母，也就是我太外婆。我小时候一年一次跟着大人坐火车到上海外婆家走亲戚，公共汽车下来，穿过一个围着一堆下棋老头子的街心小花园，到一个石库门房子，这里的头顶是各家晒出的万国旗一般的衣服，院里煤球炉子冒着的烟几乎让人窒息，外婆和小舅舅一家就住在这里。我们一来，本来逼仄的房子更加拥挤，我们就只能到阁楼打地铺。小舅妈是个很洋气的上海女人，也很小气，天天出门前吃两只鸡蛋，给外婆吃的每天都是咸菜泡饭。他们家的水果篮是挂在房梁上的，外婆想吃也够不着。我们一来，小舅妈就找借口加班不回家，连买小菜的钱都要我们出。但外婆从来不说小舅舅的不好，她最恨的人是舅公，因为舅公拿走了她很大一笔钱。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舅公枉为她一胞所出的亲哥，一点也没有尽到做兄长的本分，老娘死前连最后一面都不肯来见。又说小时候刚来上海，太外婆带他们去海伦路看曾伯伯，曾伯伯的妻子应姨熬粥给他们喝，他总是先让妹妹喝滚烫的稀粥，自己吃底下的厚粥，害得她嘴唇皮烫破。这些穿开裆裤年纪细细碎碎的事，难为她都记得一清二楚，一提起来就委屈得不行。

其实，真要算经济账的话，外婆也算不上吃了多大亏。黄浦路的房子被舅公插了一脚，她多付了一笔钱，但屋子里太外婆留给她的那批画，却比那个老房子要值钱得多。那批画里有几张是民国初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的宫廷画家王潜楼的，还有几张吴湖帆的，最多的是书法大家曾无尘的。到了九十年代初，外婆就是靠着偷偷卖这些字画的钱，把大舅舅送去了日本，供小舅舅读了大学又娶了媳妇。幸亏那时候舅公已经去世，要是他知道这些破画这么值钱，还不打上门来？

等到值钱一点的画卖得差不多了，外婆就试着把太外婆留下的画拿出来卖。画大多是山水，还有一些花鸟小品，山水学的王潜楼，字得着了曾先生三分真传，再加上太外婆读女师时学过西洋画，委实比一般的名家要好得多。我查过史料，大约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金萱在临时省府驻地——方岩——成名，和张伯钊、乔大壮等名流合办过画展，战后到了上海，也开过一次画展，这一切的幕后，都是曾无尘先生操持的。外婆把这些画悄悄拿出来的时候，金萱的名头已经湮灭了，搞收藏的都没听说过她。外婆急等钱用，一个字画掮客出了一笔数目不大的钱，上门把这些字画全部吃下。二十年后，金萱的画名重现于世，有几幅还在佳士得拍出了天价，这是后话了。

叁

其实我是见过曾外祖母一面的，但我已经没有了印象。我母亲说，那次你在外婆家，连发三天高烧，魂都丢了，就是给阿太吓着了。她这么一说，我似乎影影绰绰记起来了。那年我五六岁，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天天爬高爬低。那一日我一个人在阁楼的楼梯上玩，跳上跳下，没留意到楼梯转角的暗处是支着一张床的。床上的灰色蚊帐掀开，伸出一只白而干枯的手，把帐子挂在一只红色凤头帐钩上，一张干瘪的脸，从灰暗的光线中慢慢浮现了出来。我就在那时哇哇大哭起来。随后外婆过来了，对着楼梯间的暗处大声斥骂着什么。我母亲那次跟我说，里面住的是阿太，平常不出来，都是端饭端菜给她吃。

小孩子记忆没常性，外婆去弄堂口电线杆子贴黄榜，把我丢了的魂叫回来，以后再去外婆家，那个阁楼依然是我的乐园。楼上只有一个老虎窗，稍许透进一点天光，角落里堆着番薯，变质抽芽的番薯有一种甜丝丝的气味，很好闻。这一排楼是临河的，推开窗，可以看到苏州河的一条河汊，春天里开出一河滩金黄的野油菜花。我和小舅舅的女儿亚亚就在这阁楼里做游戏。我们做生孩子的游戏。亚亚的肚子里塞进一只玩具熊，装作怀孕了，我是医生，把她放倒，打针，抽血，撩起衣服，装模作样听肚子里的动静。这样的游戏总是以亚亚怕痒发出咯咯的笑声而结束。我们还总能在阁楼的柜子角落找到外婆藏着的糕点，冻米糖、云片糕这些小甜食，都是她与小舅妈斗智斗勇保存下来的。有一次我爬高取下了五斗橱上的一只暗红色漆桶，桶里放着的是一台照相机，式样古旧，皮绳都快要烂断了。我拎起照相机挂绳，皮筒里面突然一阵吱吱乱叫，掉出七八只肉红色的小老鼠，满地逃散。亚亚吓哭了，外婆在楼下听见，跑上来把我好一顿训。我原以为外婆会扔了这台破照相机，但她用湿布擦洗干净，晾干，又收了进去。小舅妈下班回来，把照相机扔进垃圾桶，晚上外婆又给捡了回来。

当然后来我知道了，这台照相机是曾外祖母的遗物。曾外祖母是我十岁那年去世的。外婆跟舅公的官司失败后，照相机和一些画稿、书信就到了外婆手里。我的曾外祖母是民国初年生人，她是虹河边的虹镇一户财主家的女儿，读过明城女子师范，这台古董式样的照相机，说不定当年多时髦呢。可是外婆怎么也想不起来她妈什么时候摆弄过这台照相机。她印象里，曾外祖母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妇女，抗战胜利那年，她带着他们兄妹俩从方岩回到上海，头几年还画画，去看画展，到后来国共内战爆发，政府收缴金子，钞票贬值，粮油都买不起了，哪还有余钱买笔墨纸张。再后来，解放了，太外婆与医生结成一家子，就再也没有拿起过画笔。

《我的曾外祖母》赵柏田/著；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2022年5月版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